打工17年,見過"世面"的農民工回到縣城
老家人很重視人情世故。每年冬季是紅白喜事最熱鬧的季節，很多人整天吃酒送禮忙不過來。我遠在上海，也叫我湊份子錢。他們為了收禮金，找各種理由辦酒，修房子、結婚、孩子滿月等，有的人辦壹次紅白喜事能收20萬左右。有的人就擔心自己家辦的時候，如果只收了幾萬塊錢是很丟人的，怕來的人少，稀稀拉拉沒面子。因此很多人哪怕是點頭之交，辦喜事都要去。
因為親戚老是辦酒，我在妻子老家湖南買了新房子，也想辦壹次酒，結果他們跟我翻臉。可能想我人在上海、房子在湖南，辦什麼酒？
回了縣城，我仍然不喜歡人情世故，壹年就喝那麼兩叁次酒。我不隨便請人喝酒，也不是隨便什麼人請我吃飯我都去。因此，我的生意始終做得不大。
這些年，大家對外出打工的認知發生了很大變化。
我剛回縣城的時候，大家都覺得種地已經沒有出路，必須打工。村子裡面幾乎沒人。縣城裡絕大部分是我們這些所謂的“新市民”。像我們這個小區有很多業主是農民工，老人跟小孩住在這裡，靠青壯年打工來供養。
1995年，我剛出去打工的時候不是這種氛圍。當時，老家的人是反感的，因為大部分村民都認為，農民放棄土地就失去了生存保障，有可能餓肚子。我是村子裡第壹個敢於徹底放棄土地的人。
我初中畢業，家裡供不起我繼續讀書，就回家種地了。可我天生不適合種地，我1米65，105斤，體力很差，背壹百斤都非常吃力，姐姐的力氣都比我大。村裡人都認為我是裝斯文，排擠我。人們知道我想寫文章，嘲笑我只有當農民的命，寫文章是異想天開。每個人都覺得我混得不如他，在這種壓力下，即使在村子裡，我也產生了自卑感。
當年貴州出了壹個詩人，也是農民，發表了壹首敘事詩，名聲大振，後來就改變了身份。我覺得我要想翻身，只有寫作這壹條路。1991年我發表了壹篇小說，稿費200塊，不能養活自己，卻因此認識了很多領導。我臉皮薄，不會拍馬屁，也沒有借此翻身。其實很多人像我壹樣，發表兩篇文章，跟領導搞好關系，就能換壹個鐵飯碗。
不過因為發表文章，我後來被聘為民辦教師，但只是臨時崗，每月工資66塊5毛，公辦教師的工資是我的六倍。
在全區的學年統考中，我教的科目的平均成績名列全區第壹，我的搭檔任課的數學成績全區倒數第壹，但這絲毫不影響我們工資的天差地別。看著獲得的30塊獎金，我感到我的努力毫無意義。
當時我已經30歲了。去吃喜酒的時候，好像所有人的目光都在悄悄盯著我，看見有人咬著耳朵在竊竊私語，我就懷疑是在議論我。那時候，尤其是在女性面前，我抬不起頭，因為窮。
學校附近的村裡，已經有很多人去廣東打工了，多半是年輕姑娘。我在他們回鄉過年的時候莽撞地攔停，向他們打聽外面的世界。有個姑娘告訴我，在外面壹個月可以掙500塊。我很震驚，當時我們全區工資最高的中學老教師每月才400塊。我下定決心，要離開這教師的身份，不想壹輩子窮愁潦倒。
我成為我們村最早的農民工，去了廣東的工藝品廠和電子廠。我跟老家同學寫信說，掙不到10萬塊錢不回家。當我帶著愛人回家結婚，我35歲，她24歲，村裡人都以為我真的帶了10萬塊錢回去，我說我沒錢他們都不信。其實我們兩個人加起來都沒有2000塊錢。大家對我很恭敬，以前從來不喊我哥的，開始叫我“田哥”。
慢慢通過觀察，根據我的消費情況，他們發現我是真的沒錢，又開始對我冷嘲熱諷。他們發現我打工肆年依然壹無所有的時候，更加相信堅守土地才是唯壹正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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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親戚老是辦酒，我在妻子老家湖南買了新房子，也想辦壹次酒，結果他們跟我翻臉。可能想我人在上海、房子在湖南，辦什麼酒？
回了縣城，我仍然不喜歡人情世故，壹年就喝那麼兩叁次酒。我不隨便請人喝酒，也不是隨便什麼人請我吃飯我都去。因此，我的生意始終做得不大。
這些年，大家對外出打工的認知發生了很大變化。
我剛回縣城的時候，大家都覺得種地已經沒有出路，必須打工。村子裡面幾乎沒人。縣城裡絕大部分是我們這些所謂的“新市民”。像我們這個小區有很多業主是農民工，老人跟小孩住在這裡，靠青壯年打工來供養。
1995年，我剛出去打工的時候不是這種氛圍。當時，老家的人是反感的，因為大部分村民都認為，農民放棄土地就失去了生存保障，有可能餓肚子。我是村子裡第壹個敢於徹底放棄土地的人。
我初中畢業，家裡供不起我繼續讀書，就回家種地了。可我天生不適合種地，我1米65，105斤，體力很差，背壹百斤都非常吃力，姐姐的力氣都比我大。村裡人都認為我是裝斯文，排擠我。人們知道我想寫文章，嘲笑我只有當農民的命，寫文章是異想天開。每個人都覺得我混得不如他，在這種壓力下，即使在村子裡，我也產生了自卑感。
當年貴州出了壹個詩人，也是農民，發表了壹首敘事詩，名聲大振，後來就改變了身份。我覺得我要想翻身，只有寫作這壹條路。1991年我發表了壹篇小說，稿費200塊，不能養活自己，卻因此認識了很多領導。我臉皮薄，不會拍馬屁，也沒有借此翻身。其實很多人像我壹樣，發表兩篇文章，跟領導搞好關系，就能換壹個鐵飯碗。
不過因為發表文章，我後來被聘為民辦教師，但只是臨時崗，每月工資66塊5毛，公辦教師的工資是我的六倍。
在全區的學年統考中，我教的科目的平均成績名列全區第壹，我的搭檔任課的數學成績全區倒數第壹，但這絲毫不影響我們工資的天差地別。看著獲得的30塊獎金，我感到我的努力毫無意義。
當時我已經30歲了。去吃喜酒的時候，好像所有人的目光都在悄悄盯著我，看見有人咬著耳朵在竊竊私語，我就懷疑是在議論我。那時候，尤其是在女性面前，我抬不起頭，因為窮。
學校附近的村裡，已經有很多人去廣東打工了，多半是年輕姑娘。我在他們回鄉過年的時候莽撞地攔停，向他們打聽外面的世界。有個姑娘告訴我，在外面壹個月可以掙500塊。我很震驚，當時我們全區工資最高的中學老教師每月才400塊。我下定決心，要離開這教師的身份，不想壹輩子窮愁潦倒。
我成為我們村最早的農民工，去了廣東的工藝品廠和電子廠。我跟老家同學寫信說，掙不到10萬塊錢不回家。當我帶著愛人回家結婚，我35歲，她24歲，村裡人都以為我真的帶了10萬塊錢回去，我說我沒錢他們都不信。其實我們兩個人加起來都沒有2000塊錢。大家對我很恭敬，以前從來不喊我哥的，開始叫我“田哥”。
慢慢通過觀察，根據我的消費情況，他們發現我是真的沒錢，又開始對我冷嘲熱諷。他們發現我打工肆年依然壹無所有的時候，更加相信堅守土地才是唯壹正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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