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17年,見過"世面"的農民工回到縣城
在外打工17年，“初代農民工”田維堂從上海回到老家，開了壹家廣告店。回到故鄉，他反而成了“外地人”。那套在大城市習得的規矩，在縣城裡沒用了。他很難融入當地朋友圈，也學不會人情世故。
1995年，他辭掉鄉村民辦教師的工作，成為當地最早南下進廠的打工仔。在當時的同鄉看來，農民放棄土地是破天荒的。如今，縣城和他離開時完全不同了，青壯年都在外面打工，還有壹部分像他壹樣返鄉，開店當起小老板，成為縣城的“新市民”。
在漫長的打工生涯裡，田維堂從工廠裡的“小貴州”變成了“田老師”“田總”，但他始終處在身份的迷茫中。
以下根據田維堂口述，以及他的自傳作品《田老師打工記》整理。
在外打工了17年，2012年春天，因為女兒無法留在上海參加高考，我回到老家貴州務川縣城創業。這壹年我48歲。相對於上海，回到老家我反而成了“外地人”，買雙拖鞋都打聽了好多人。
離家多年，我的口音沒有改變，只是有些貴州方言已經忘了，比如當地人說壹個人很高興，就說“淮息”，第壹個字念第壹聲。
縣城建在壹條寬闊的溝裡，兩邊都是連綿起伏的大山，這條溝彎彎曲曲在山腳下。1987年，這裡成立了少數民族自治縣，仡佬族和苗族最多。我是土家族，不過我們在生活習慣上沒有任何差別。
但我保留了在上海和廣東的生活習慣，幾乎每天都要洗澡。以前在農村，只有夏天才會下河洗幾次澡，其他叁個季節那是完全不洗澡的。之前留在老家的弟弟要辦婚禮了，還是我跟我愛人強迫他洗了壹個澡。
我還曾對上海的朋友吹噓，貴州冬暖夏涼，空調根本就賣不出去。我30歲之前都留在貴州，那時家裡既沒有空調，也沒有電風扇。2012年夏天，我妻女從上海回來的那天晚上，縣城天氣特別熱，熱得睡不著。我才發現，原來過去是貧窮讓我們不得不忍耐炎熱。這年夏天，我第壹次在貴州買了壹台電風扇。
我以為我從上海回來，是高消費者，很驕傲的。結果發現，縣城起步價比上海還高——不管買什麼，最低消費是壹塊。在上海，可以花壹毛、兩毛錢買兩根蔥，在老家不行，最少要買壹塊錢的，壹大把，放黃了也吃不完。
有壹次，我出門坐公交，壹上車投了壹枚硬幣。在上海，大家習慣用硬幣，很少有用紙幣的。硬幣落下的聲音驚動了女售票員。她對我說：“我們這裡不用銻毫（硬幣），你那個錢不算數的。”
我感覺她的表情裡有種輕視的態度。爭執了幾句，我喊駕駛員停車，說要報警。記不得駕駛員是否停了車，但車上的人只是默默看著，沒人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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