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17年,见过"世面"的农民工回到县城
在外打工17年，“初代农民工”田维堂从上海回到老家，开了一家广告店。回到故乡，他反而成了“外地人”。那套在大城市习得的规矩，在县城里没用了。他很难融入当地朋友圈，也学不会人情世故。
1995年，他辞掉乡村民办教师的工作，成为当地最早南下进厂的打工仔。在当时的同乡看来，农民放弃土地是破天荒的。如今，县城和他离开时完全不同了，青壮年都在外面打工，还有一部分像他一样返乡，开店当起小老板，成为县城的“新市民”。
在漫长的打工生涯里，田维堂从工厂里的“小贵州”变成了“田老师”“田总”，但他始终处在身份的迷茫中。
以下根据田维堂口述，以及他的自传作品《田老师打工记》整理。
在外打工了17年，2012年春天，因为女儿无法留在上海参加高考，我回到老家贵州务川县城创业。这一年我48岁。相对于上海，回到老家我反而成了“外地人”，买双拖鞋都打听了好多人。
离家多年，我的口音没有改变，只是有些贵州方言已经忘了，比如当地人说一个人很高兴，就说“淮息”，第一个字念第一声。
县城建在一条宽阔的沟里，两边都是连绵起伏的大山，这条沟弯弯曲曲在山脚下。1987年，这里成立了少数民族自治县，仡佬族和苗族最多。我是土家族，不过我们在生活习惯上没有任何差别。
但我保留了在上海和广东的生活习惯，几乎每天都要洗澡。以前在农村，只有夏天才会下河洗几次澡，其他三个季节那是完全不洗澡的。之前留在老家的弟弟要办婚礼了，还是我跟我爱人强迫他洗了一个澡。
我还曾对上海的朋友吹嘘，贵州冬暖夏凉，空调根本就卖不出去。我30岁之前都留在贵州，那时家里既没有空调，也没有电风扇。2012年夏天，我妻女从上海回来的那天晚上，县城天气特别热，热得睡不着。我才发现，原来过去是贫穷让我们不得不忍耐炎热。这年夏天，我第一次在贵州买了一台电风扇。
我以为我从上海回来，是高消费者，很骄傲的。结果发现，县城起步价比上海还高——不管买什么，最低消费是一块。在上海，可以花一毛、两毛钱买两根葱，在老家不行，最少要买一块钱的，一大把，放黄了也吃不完。
有一次，我出门坐公交，一上车投了一枚硬币。在上海，大家习惯用硬币，很少有用纸币的。硬币落下的声音惊动了女售票员。她对我说：“我们这里不用锑毫（硬币），你那个钱不算数的。”
我感觉她的表情里有种轻视的态度。争执了几句，我喊驾驶员停车，说要报警。记不得驾驶员是否停了车，但车上的人只是默默看着，没人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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