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火裡的伊朗新年:所有人都在打電話,不敢見面
這是鳳凰衛視駐伊朗(专题)記者李睿的戰地日記。她身處德黑蘭，既是戰爭的親歷者，也是觀察者。在她的日記裡，可以看見這場戰爭中，壹個個具體的普通人、壹幕幕身邊的具體場景，以及她最真實的感受。
2026年3月21日 戰爭日志 第贰拾贰天 戰火中的新年電話
今天是伊朗新年的第壹天，也是開齋節。
早上，我本來想去外教家拜年，後來突然想到，去他們家的路上要經過壹個很大的防空基地，心裡有些猶豫，覺得路上不太安全。於是我先給外教夫人打了電話問候。她說，只要哪怕有壹絲擔憂，覺得不安全，就不要來了。他們今年也不出門拜年了，實在太危險。大家都說，等過完年，等戰爭結束以後，再見面吧。
我本來想著，他們沒有孩子在身邊，老兩口單獨在家，大年初壹總該過去看看。可最後，我還是決定不冒險了。於是，今年的大年初壹，就這樣變成了壹整天的電話拜年。很多人打電話來問候。我替別人接電話，也接自己的電話，也回短信。今年的新年，大家就是這樣，隔著電話和屏幕，彼此連線，互道平安。
鄰居太太約我壹起下樓游泳。她說，他們家昨天晚上過年，也吃了魚和蔬菜飯，然後給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兄弟姐妹打電話。她在法國的妹妹壹家去了馬賽，在女兒家過努魯茲節，也做了魚和蔬菜飯，也擺了柒色年鮮桌。她又給在土耳其的哥哥打電話，哥哥壹接電話就哽住了，說不出話，只是在哭。壹方面是想家，另壹方面，也是擔心他們還留在伊朗、身處戰亂之中。後來哥哥的孩子們、親戚們也都輪流過來跟她說話。她說，他們這樣壹圈電話打下來，大家最後說的，幾乎都是同壹句話：希望有壹天，我們能在壹個自由的伊朗見面。
她又跟我回憶起孩子們小時候過年的樣子。那時候，孩子們在家裡跑來跑去，吵吵鬧鬧；再後來，長大壹點了，就各自躲進房間，把門壹關，不讓她進去吵他們，等到吃飯的時候才出來。可時間過得真快，壹轉眼，孩子們都結婚了，房子也壹下子安靜了下來。她說，人老了以後才會明白，房子大不大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裡面有沒有孩子的聲音。
她本來不想去北部別墅過年，但女兒和女婿堅持讓他們壹起去，於是她最後決定帶著媽媽去北部住幾天，老伴則留下來看家。她媽媽已經八拾多歲了，不願意輕易離開自己的家。她說，老人最舒服的地方，終究還是自己的家。她媽媽每天早上慢慢起床，拄著拐杖去洗澡，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齊齊，再噴壹點香水，塗上口紅，到院子裡走壹走。她給我看了照片，八拾多歲的老太太，打扮得很漂亮，也很精致。
她還給我看了他們家的柒色年鮮桌，說是“簡單布置”，但其實非常講究。桌上還擺著壹個小玩偶，戴著頭巾，穿著小裙子，手裡拿著壹個擺柒色年鮮桌的小盤子，特別可愛。她又給我看她在德國的兒子的照片。兒子和壹群伊朗朋友在德國聚在壹起過年。我聽著聽著，心裡特別感動。無論身在什麼國家，伊朗人總還是會過努魯茲節。
她還跟我說，她老伴特別喜歡伊朗國王時期那位很有名的歌手阿雷夫（Aref）。昨天聽說他去世了，老人哭得很傷心。她說，那個年代的歌、那個年代的生活，對他們這壹代人來說，不只是懷舊，更像是在悼念壹個已經消失的時代。
聽她這樣說，我壹下子也想起自己以前在伊朗國際台看過的壹次阿雷夫專訪。那時他已經身患癌症，卻還是壹遍遍說，自己始終惦記著祖國，希望有壹天還能回到故土。阿雷夫是上世紀巴列維王朝時期流行音樂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壹，和 Googoosh 等人壹樣，曾經紅遍整個伊朗。伊斯蘭革命之後，許多流行歌手離開伊朗，到海外繼續生活和演出，阿雷夫也是其中之壹。
我曾經看過壹些舊年的努魯茲晚會影像。舞台上的阿雷夫和其他歌手壹起唱新年歌，男士穿著西裝、打著領帶，女士穿著時髦閃亮的晚禮服，大家站在燈火輝煌的舞台上歡唱，迎接新年的到來。那種場景讓我恍惚覺得，像是在看伊朗版的春節聯歡晚會。熱鬧、體面、明亮，帶著壹種那個時代特有的都市氣息和西化生活方式。
而如今，再回頭看那些影像，會有壹種說不出的恍惚。仿佛那不是同壹個國家，不是同壹個新年，甚至不是同壹種生活。對今天的很多伊朗人來說，阿雷夫不只是壹個歌手。他更像是壹段舊時光的聲音。壹個人走了，連帶著那些歌聲裡封存的青春、體面、熱鬧和希望，也壹起被重新喚起，又重新失去了壹遍。
後來我又說起今天看到的壹件奇怪的事：新聞裡說，美國願意解除對伊朗石油的制裁，但伊朗拒絕了美國的提議。鄰居太太聽了，只是聳聳肩，說她真是越來越搞不懂這些人到底在做什麼。她現在最擔心的是基礎設施遭襲擊，沒有水電氣該怎麼生活。沒有水電氣，在現代社會意味著什麼？真是難以想象。我想起我曾經看過的壹個日本(专题)電影，講的就是人類有壹天失去了電源的生活，壹家人騎著自行車出去逃難，沒有地方洗澡，沒有東西吃，壹切都要回歸原始，壹家人開始學習點篝火在水中抓魚烤魚。難道我們也要經歷這壹切嗎？
鄰居太太忽然對我說，想到這些人——巴列維國王、哈梅內伊、拉裡賈尼——他們壹個個離開之後，老百姓真正能記得他們什麼呢？無非還是他們為這個國家做過什麼。她說，我們並不真正認識這些人，能被記住的，不是他們說過什麼，而是他們留給這個國家的東西。
後來我們互相道了新年祝福，她就起身走了。她說，今天還要去母親家收拾東西。她准備做很多蔬菜燉肉（ghorme sabzi），特意留給老伴吃；自己也得帶不少吃的上路，怕北邊那邊東西又貴又短缺。她還讓女婿在車上放壹個小冰箱，把這些吃的都裝進去。
今天連線時，主播問我，伊朗人是怎麼過這個新年的。我想了想，這壹整天，我看到的，大概就是這樣壹個新年：很多人不再見面了，大家都靠電話拜年。電話壹接通，有人笑著說“新年快樂”，也有人剛壹開口就哭的說不下去了。新年裡有人去墓園看逝去的親人，電視上放著的畫面是成千上百萬的人壹早就去往大清真寺，參加開齋節祈禱，迎接節日的到來。只是這壹次，沒有最高領袖站在前面帶領大家祈禱。這是47年來第壹次。
伊朗國家電視台還播出了去年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在霍梅尼清真寺帶領大批民眾舉行開齋節祈禱的畫面。這樣的場景，幾拾年來幾乎從未改變。這麼多年，我也曾多次去那裡采訪，從來沒有想過，有壹天，領袖竟然會不在。
與此同時，從昨天到今天，在新舊交替的時刻，轟炸始終沒有間斷。我看著攝影師從房頂拍回來的畫面，無論黃昏還是白天，總是轟隆隆的爆炸聲，遠處不知哪裡又升起壹股濃煙。新聞裡，伊朗革命衛隊宣布，在新年之際已向以色列(专题)和美軍在地區的基地發動了伍輪猛烈的導彈和無人機襲擊。軍方通告還稱，新年第壹天，伊朗無人機對以色列的軍事基礎設施、本-古裡安機場以及戰斗機加油機燃料庫所在區域發動了打擊。伊朗革命衛隊海軍司令唐格西裡甚至說，已經為“伊朗的侵略者”准備好了足夠的墳墓。
伊朗國家電視台還播出了為革命衛隊發言人納伊尼送葬的畫面，很多人在哭。我又想起自己此前采訪過納伊尼的情景。最後壹次見他，是在2025年1月的巴斯基民兵大學。那天他舉行新聞發布會，宣布將啟動代號為“偉大先知19”的大規模陸海空聯合軍演，以提升部隊戰備狀態。演習期間，還將展示新的地下導彈城、無人機城和壹批新式武器裝備。納伊尼穿著野戰服，個子不高，神情非常嚴肅，壹副生人勿近的樣子。可讓我印象最深的，反而不是那些強硬的措辭，而是我們面前桌上擺滿的水果、精致的茶具和糕點。
還有壹個娶了伊朗妻子的中國朋友，想通過我給他在伊朗的岳父岳母打電話拜年。這個新年，很多家庭都是靠電話團聚的。電話接通的時候，她母親那邊似乎正在海邊的空地上，壹家人都圍在壹起。聽得出來，聲音裡既有見到親人的高興，也有壹種戰時特有的緊張和倉促。大家壹開口，問的不是別的，都是最樸素的那幾句：你好嗎？大家都好嗎？昨晚又打了，你們那裡安全嗎？爸爸在哪兒？孩子好嗎？她母親說，前壹晚又有襲擊，北邊壹些地方都響起了爆炸聲。可即便如此，新年這壹天，他們還是開著車出來轉了壹下，算是給自己過個年。
電話裡大家又說起網絡，說那些軟件壹個也連不上，伊朗手機卡也不管用，只要有壹點風吹草動，網絡就會被掐掉。她在中國著急，伊朗那邊也著急，大家都在想辦法，只為了能多聽見彼此幾句聲音。隔著斷斷續續的信號，隔著中國和伊朗之間漫長的距離，大家壹遍遍互相說著“新年快樂”“保重自己”“替我問候家裡人”。後來她父親也接了電話，英語和波斯語混在壹起，壹邊祝福，壹邊反復叮囑他們照顧好自己。
電話掛斷以後，我心裡壹直沉沉的。戰爭讓人和人的聯系變得那麼脆弱，脆弱到連壹個節日問候、壹次家庭通話，都像是在縫隙裡搶出來的片刻安穩。可也正是這樣的片刻，讓人看到，哪怕在最不安的時候，親情還是會把人壹點點拉住。新年的第壹天，不能團聚的人，至少還能隔著電話互相報平安。也許這本身，就是壹種小小的團圓。
晚上，伊朗媽媽又給我打來電話。她在電話裡說，昨夜到今天，爆炸壹陣接壹陣，近得連家裡的窗簾都被震得晃動。她幾乎壹夜沒睡，剛在早上迷迷糊糊睡著，醒來吃早飯時，外面又是壹聲巨響，近得讓人發懵。她說，現在大家已經分不清到底哪裡在炸，只知道聲音忽然來了，又忽然遠去，整個人都像被懸在半空裡。
她說，當時她正和親戚通電話，對方壹直勸她趕緊離開德黑蘭，去阿塞拜疆邊境那邊，比如焦勒法之類的地方避壹避。她還說，這裡暫時沒什麼事，不知道為什麼要走。結果話音剛落，爆炸就響了，而且非常近。她只來得及匆匆說了壹句“再見”，說“炸得太近了”。
她還提到，父親有個朋友已經從德黑蘭去了卡尚，可從昨晚開始，連卡尚附近的山裡也在被轟炸。當地人才突然知道，原來那些山裡還有壹個神秘的“導彈城”。她說，現在感覺整個伊朗到處都有地下設施，像是“地上壹個伊朗，地下還有壹個伊朗”，仿佛地下也住著另壹個國家壹樣。她感歎，現在根本不知道炮火究竟從哪裡來，只能聽見聲音。
她還說，今天伊朗爸爸有點“好奇心發作”，非要出去看看附近被炸過的街區到底成了什麼樣子。他找了個借口，說要去發動壹下汽車，免得電瓶沒電，就帶著她壹起出去在附近轉了壹圈。結果到了現場，她看到那片被炸的地方，心裡非常難受。被直接擊中的那棟樓幾乎已經完全毀掉，像灰燼壹樣塌了下來。但真正讓她揪心的，是旁邊那棟私人住宅。那棟房子雖然沒有被直接擊中，卻被嚴重波及：牆體被打穿，屋裡的地毯都撕裂了，被人拿來臨時遮擋碎掉的窗戶；整棟樓也已經被疏散。街角那家老藥房——她說是她們所住地區最早建立的壹家老藥房——玻璃也全碎了。周圍不少樓都沒有壹塊完整的窗玻璃，外牆石材也被彈片崩裂。她說，現場看起來特別慘，特別讓人難受。
她忍不住說，哪怕原本目標不是普通居民樓，可是在德黑蘭這種樓房挨得這麼近的地方，只要旁邊壹炸，周邊住宅壹定都會受損。她壹想到那些樓裡可能住著孩子、老人、病人，就覺得非常揪心。她只能壹遍遍安慰自己，也只能祈禱：但願當時樓裡沒有人。可她也知道，這幾乎是不可能的——總會有人留在家裡。
我說，伊朗軍方還在不斷放出強硬表態，稱不會退讓，必要時將繼續打擊對手的基地和軍事設施。納坦茲當天也再次遭到嚴重襲擊，讓人更加擔心局勢會不會繼續惡化，甚至帶來更大的風險。
電話那頭，伊朗媽媽的聲音有些發緊，說著說著就激動起來，像是積壓了太久的憤怒、心疼和無奈，壹下子全都湧了出來。她說，現在很多在防空系統工作的軍人和他們的家屬都已經忍不住發聲了，大家都在問：指揮官在哪裡？為什麼整個系統亂成這樣，卻沒有人出來下命令？她說，如今內部已經“亂得像壹鍋阿什湯”——這是伊朗人形容事情亂到極點時常說的話，什麼都攪在壹起，毫無頭緒。
她壹邊說，壹邊替那些年輕人心疼。她說，他們不是誰隨便從廚房裡拉出來就送上戰場的人，他們都是壹個個認真讀過書、進過軍校、受過訓練的孩子，是伊朗自己培養出來的知識青年、技術人才，是本來可以支撐這個國家未來的人。可現在，他們卻像炮灰壹樣，被壹批壹批地消耗掉。
說到這裡，她的語氣忽然更重了。她說，房子毀了還可以再修，樓塌了還可以重建，甚至下壹次還能蓋得更高、更結實，可人死了，就再也回不來了。每壹個死去的人，都不是新聞裡的壹個數字，不是名單上的壹個名字，背後都站著父母、妻子、孩子，站著壹個完整的家。她說，看到那些年輕人這樣死去，實在讓人受不了。尤其很多人還是受過很好教育、有專長的人，本來是伊朗最寶貴的壹部分。電話裡她反復說“太可惜了，太可惜了”，那種心疼不是抽象的，而像是眼看著自己家裡的孩子被推到炮火前面，卻無能為力。
後來她又說，其實這個世界到頭來還是壹個強權的世界，誰拳頭大，誰就好像可以決定別人的命運。可她始終覺得，這場戰爭原本不該走到今天這壹步，很多事情本來可以更早結束，本來可以坐下來談，本來可以不讓這麼多人白白送命。
她在電話那頭越說越激動。她說，現在最讓人絕望的，不只是轟炸，不只是死亡，而是所有人都在說話，卻沒有人真正出來做決定。她說，伊朗人其實並不團結，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壹套說法，誰都在講，誰都在爭，可真正能拍板、能負責、能帶著這個國家往前走的人，卻像忽然消失了壹樣。鄰居今天還問她，現在到底是誰在管事。她苦笑著說，自己也不知道。
她說到後來，已經不只是憤怒，而是壹種徹底的疲憊。她說，老百姓根本不在這場游戲裡，不在任何壹方的計算之中。雙方像是在互相報復，真正被碾在中間的卻是普通人。她說，伊朗這個民族其實很奇怪，別人來征服，最後往往反而被伊朗的文化和語言慢慢消化掉，變成了“伊朗的壹部分”。她說，這原本是這個民族最了不起的地方，說明它有極強的生命力，能保存自己的語言、文化和根。但問題也恰恰在這裡：伊朗人太會忍耐，太會與壹切共存，太習慣於妥協和消化別人，卻總是沒有真正去堅持、去要求自己最想要的東西。
伊朗媽媽說，這壹次不能再這樣了。不能再只是忍，不能再只是等，也不能再總想著去改變別人。她說，這壹次，伊朗的人民必須被看見，人民的話也必須被聽見。電話說到這裡，聲音已經有些哽住了。我握著手機，聽著她那壹長串夾雜著憤怒、失望、倔強和希望的話，心裡久久說不出話來。我知道，她說的其實不只是她自己。那也是這些天我在德黑蘭街頭、在無數人的眼神和沉默裡，壹遍遍感受到的東西。
伊朗媽媽又講起自己年輕時在大學參加辯論賽的往事。她說，那時候每年夏天，各個大學都會組織學生辯論，不同學校的學生聚在壹起，圍繞壹個題目分成正反兩方，由老師擔任評委。她當年還是自己那組的負責人，他們抽到的辯題是：石油是不是給伊朗帶來了這麼多不幸。
她說她們壹路贏了兩場，最後卻在決賽裡輸了。不是因為對方更有道理，而是因為對面站起來，手裡拿著壹張清單，壹條條念：靠石油收入，我們造了這個導彈、那個導彈，修了這個工程、那個路口，國家的軍事實力如何增強……她說，台下那些教授其實都明白她們說得有道理，也知道從石油時代開始，這個國家圍繞石油經歷了多少爭斗、混亂和災難。可壹牽扯到“導彈”“國家力量”這些詞，大家就不敢再給她們打高分了，仿佛誰要是否定這些，就會立刻變成壹種政治表態。她說到這裡，自己都苦笑了壹下，說她們“最後輸給了彈道導彈”。
說完這些，她又說，伊朗人常講壹句話：苦日子都會過去，最後留下來的，往往是甜的回憶。她提醒我還記不記得從前懷孕的時候，還有孩子很小發燒生病、拉肚子的時候，我們壹趟趟跑醫院，家裡人都來幫忙，那時候覺得天都要塌下來了，可現在回頭看，已經能笑著講出來當故事聽了。她在電話那頭輕聲說，現在這些難熬的日子，將來有壹天也會過去，到最後留下來的，也許還是那些溫暖的人、那些彼此陪伴的時刻。她說，不要懷疑，伊朗還會有好日子，我們以後還會壹起在這裡，經歷很多很多平靜而美好的時光。
今年的這個新年，就是這樣度過的。沒有很多拜訪，沒有很多聚會，更多的是電話問候、擔心、哭泣和安慰。但不管在哪裡，不管在伊朗、在德國、在法國，還是在中國，伊朗人還是會擺柒色年鮮桌，還是會吃魚，還是會互相說：新年快樂，希望明年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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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3月21日 戰爭日志 第贰拾贰天 戰火中的新年電話
今天是伊朗新年的第壹天，也是開齋節。
早上，我本來想去外教家拜年，後來突然想到，去他們家的路上要經過壹個很大的防空基地，心裡有些猶豫，覺得路上不太安全。於是我先給外教夫人打了電話問候。她說，只要哪怕有壹絲擔憂，覺得不安全，就不要來了。他們今年也不出門拜年了，實在太危險。大家都說，等過完年，等戰爭結束以後，再見面吧。
我本來想著，他們沒有孩子在身邊，老兩口單獨在家，大年初壹總該過去看看。可最後，我還是決定不冒險了。於是，今年的大年初壹，就這樣變成了壹整天的電話拜年。很多人打電話來問候。我替別人接電話，也接自己的電話，也回短信。今年的新年，大家就是這樣，隔著電話和屏幕，彼此連線，互道平安。
鄰居太太約我壹起下樓游泳。她說，他們家昨天晚上過年，也吃了魚和蔬菜飯，然後給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兄弟姐妹打電話。她在法國的妹妹壹家去了馬賽，在女兒家過努魯茲節，也做了魚和蔬菜飯，也擺了柒色年鮮桌。她又給在土耳其的哥哥打電話，哥哥壹接電話就哽住了，說不出話，只是在哭。壹方面是想家，另壹方面，也是擔心他們還留在伊朗、身處戰亂之中。後來哥哥的孩子們、親戚們也都輪流過來跟她說話。她說，他們這樣壹圈電話打下來，大家最後說的，幾乎都是同壹句話：希望有壹天，我們能在壹個自由的伊朗見面。
她又跟我回憶起孩子們小時候過年的樣子。那時候，孩子們在家裡跑來跑去，吵吵鬧鬧；再後來，長大壹點了，就各自躲進房間，把門壹關，不讓她進去吵他們，等到吃飯的時候才出來。可時間過得真快，壹轉眼，孩子們都結婚了，房子也壹下子安靜了下來。她說，人老了以後才會明白，房子大不大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裡面有沒有孩子的聲音。
她本來不想去北部別墅過年，但女兒和女婿堅持讓他們壹起去，於是她最後決定帶著媽媽去北部住幾天，老伴則留下來看家。她媽媽已經八拾多歲了，不願意輕易離開自己的家。她說，老人最舒服的地方，終究還是自己的家。她媽媽每天早上慢慢起床，拄著拐杖去洗澡，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齊齊，再噴壹點香水，塗上口紅，到院子裡走壹走。她給我看了照片，八拾多歲的老太太，打扮得很漂亮，也很精致。
她還給我看了他們家的柒色年鮮桌，說是“簡單布置”，但其實非常講究。桌上還擺著壹個小玩偶，戴著頭巾，穿著小裙子，手裡拿著壹個擺柒色年鮮桌的小盤子，特別可愛。她又給我看她在德國的兒子的照片。兒子和壹群伊朗朋友在德國聚在壹起過年。我聽著聽著，心裡特別感動。無論身在什麼國家，伊朗人總還是會過努魯茲節。
她還跟我說，她老伴特別喜歡伊朗國王時期那位很有名的歌手阿雷夫（Aref）。昨天聽說他去世了，老人哭得很傷心。她說，那個年代的歌、那個年代的生活，對他們這壹代人來說，不只是懷舊，更像是在悼念壹個已經消失的時代。
聽她這樣說，我壹下子也想起自己以前在伊朗國際台看過的壹次阿雷夫專訪。那時他已經身患癌症，卻還是壹遍遍說，自己始終惦記著祖國，希望有壹天還能回到故土。阿雷夫是上世紀巴列維王朝時期流行音樂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壹，和 Googoosh 等人壹樣，曾經紅遍整個伊朗。伊斯蘭革命之後，許多流行歌手離開伊朗，到海外繼續生活和演出，阿雷夫也是其中之壹。
我曾經看過壹些舊年的努魯茲晚會影像。舞台上的阿雷夫和其他歌手壹起唱新年歌，男士穿著西裝、打著領帶，女士穿著時髦閃亮的晚禮服，大家站在燈火輝煌的舞台上歡唱，迎接新年的到來。那種場景讓我恍惚覺得，像是在看伊朗版的春節聯歡晚會。熱鬧、體面、明亮，帶著壹種那個時代特有的都市氣息和西化生活方式。
而如今，再回頭看那些影像，會有壹種說不出的恍惚。仿佛那不是同壹個國家，不是同壹個新年，甚至不是同壹種生活。對今天的很多伊朗人來說，阿雷夫不只是壹個歌手。他更像是壹段舊時光的聲音。壹個人走了，連帶著那些歌聲裡封存的青春、體面、熱鬧和希望，也壹起被重新喚起，又重新失去了壹遍。
後來我又說起今天看到的壹件奇怪的事：新聞裡說，美國願意解除對伊朗石油的制裁，但伊朗拒絕了美國的提議。鄰居太太聽了，只是聳聳肩，說她真是越來越搞不懂這些人到底在做什麼。她現在最擔心的是基礎設施遭襲擊，沒有水電氣該怎麼生活。沒有水電氣，在現代社會意味著什麼？真是難以想象。我想起我曾經看過的壹個日本(专题)電影，講的就是人類有壹天失去了電源的生活，壹家人騎著自行車出去逃難，沒有地方洗澡，沒有東西吃，壹切都要回歸原始，壹家人開始學習點篝火在水中抓魚烤魚。難道我們也要經歷這壹切嗎？
鄰居太太忽然對我說，想到這些人——巴列維國王、哈梅內伊、拉裡賈尼——他們壹個個離開之後，老百姓真正能記得他們什麼呢？無非還是他們為這個國家做過什麼。她說，我們並不真正認識這些人，能被記住的，不是他們說過什麼，而是他們留給這個國家的東西。
後來我們互相道了新年祝福，她就起身走了。她說，今天還要去母親家收拾東西。她准備做很多蔬菜燉肉（ghorme sabzi），特意留給老伴吃；自己也得帶不少吃的上路，怕北邊那邊東西又貴又短缺。她還讓女婿在車上放壹個小冰箱，把這些吃的都裝進去。
今天連線時，主播問我，伊朗人是怎麼過這個新年的。我想了想，這壹整天，我看到的，大概就是這樣壹個新年：很多人不再見面了，大家都靠電話拜年。電話壹接通，有人笑著說“新年快樂”，也有人剛壹開口就哭的說不下去了。新年裡有人去墓園看逝去的親人，電視上放著的畫面是成千上百萬的人壹早就去往大清真寺，參加開齋節祈禱，迎接節日的到來。只是這壹次，沒有最高領袖站在前面帶領大家祈禱。這是47年來第壹次。
伊朗國家電視台還播出了去年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在霍梅尼清真寺帶領大批民眾舉行開齋節祈禱的畫面。這樣的場景，幾拾年來幾乎從未改變。這麼多年，我也曾多次去那裡采訪，從來沒有想過，有壹天，領袖竟然會不在。
與此同時，從昨天到今天，在新舊交替的時刻，轟炸始終沒有間斷。我看著攝影師從房頂拍回來的畫面，無論黃昏還是白天，總是轟隆隆的爆炸聲，遠處不知哪裡又升起壹股濃煙。新聞裡，伊朗革命衛隊宣布，在新年之際已向以色列(专题)和美軍在地區的基地發動了伍輪猛烈的導彈和無人機襲擊。軍方通告還稱，新年第壹天，伊朗無人機對以色列的軍事基礎設施、本-古裡安機場以及戰斗機加油機燃料庫所在區域發動了打擊。伊朗革命衛隊海軍司令唐格西裡甚至說，已經為“伊朗的侵略者”准備好了足夠的墳墓。
伊朗國家電視台還播出了為革命衛隊發言人納伊尼送葬的畫面，很多人在哭。我又想起自己此前采訪過納伊尼的情景。最後壹次見他，是在2025年1月的巴斯基民兵大學。那天他舉行新聞發布會，宣布將啟動代號為“偉大先知19”的大規模陸海空聯合軍演，以提升部隊戰備狀態。演習期間，還將展示新的地下導彈城、無人機城和壹批新式武器裝備。納伊尼穿著野戰服，個子不高，神情非常嚴肅，壹副生人勿近的樣子。可讓我印象最深的，反而不是那些強硬的措辭，而是我們面前桌上擺滿的水果、精致的茶具和糕點。
還有壹個娶了伊朗妻子的中國朋友，想通過我給他在伊朗的岳父岳母打電話拜年。這個新年，很多家庭都是靠電話團聚的。電話接通的時候，她母親那邊似乎正在海邊的空地上，壹家人都圍在壹起。聽得出來，聲音裡既有見到親人的高興，也有壹種戰時特有的緊張和倉促。大家壹開口，問的不是別的，都是最樸素的那幾句：你好嗎？大家都好嗎？昨晚又打了，你們那裡安全嗎？爸爸在哪兒？孩子好嗎？她母親說，前壹晚又有襲擊，北邊壹些地方都響起了爆炸聲。可即便如此，新年這壹天，他們還是開著車出來轉了壹下，算是給自己過個年。
電話裡大家又說起網絡，說那些軟件壹個也連不上，伊朗手機卡也不管用，只要有壹點風吹草動，網絡就會被掐掉。她在中國著急，伊朗那邊也著急，大家都在想辦法，只為了能多聽見彼此幾句聲音。隔著斷斷續續的信號，隔著中國和伊朗之間漫長的距離，大家壹遍遍互相說著“新年快樂”“保重自己”“替我問候家裡人”。後來她父親也接了電話，英語和波斯語混在壹起，壹邊祝福，壹邊反復叮囑他們照顧好自己。
電話掛斷以後，我心裡壹直沉沉的。戰爭讓人和人的聯系變得那麼脆弱，脆弱到連壹個節日問候、壹次家庭通話，都像是在縫隙裡搶出來的片刻安穩。可也正是這樣的片刻，讓人看到，哪怕在最不安的時候，親情還是會把人壹點點拉住。新年的第壹天，不能團聚的人，至少還能隔著電話互相報平安。也許這本身，就是壹種小小的團圓。
晚上，伊朗媽媽又給我打來電話。她在電話裡說，昨夜到今天，爆炸壹陣接壹陣，近得連家裡的窗簾都被震得晃動。她幾乎壹夜沒睡，剛在早上迷迷糊糊睡著，醒來吃早飯時，外面又是壹聲巨響，近得讓人發懵。她說，現在大家已經分不清到底哪裡在炸，只知道聲音忽然來了，又忽然遠去，整個人都像被懸在半空裡。
她說，當時她正和親戚通電話，對方壹直勸她趕緊離開德黑蘭，去阿塞拜疆邊境那邊，比如焦勒法之類的地方避壹避。她還說，這裡暫時沒什麼事，不知道為什麼要走。結果話音剛落，爆炸就響了，而且非常近。她只來得及匆匆說了壹句“再見”，說“炸得太近了”。
她還提到，父親有個朋友已經從德黑蘭去了卡尚，可從昨晚開始，連卡尚附近的山裡也在被轟炸。當地人才突然知道，原來那些山裡還有壹個神秘的“導彈城”。她說，現在感覺整個伊朗到處都有地下設施，像是“地上壹個伊朗，地下還有壹個伊朗”，仿佛地下也住著另壹個國家壹樣。她感歎，現在根本不知道炮火究竟從哪裡來，只能聽見聲音。
她還說，今天伊朗爸爸有點“好奇心發作”，非要出去看看附近被炸過的街區到底成了什麼樣子。他找了個借口，說要去發動壹下汽車，免得電瓶沒電，就帶著她壹起出去在附近轉了壹圈。結果到了現場，她看到那片被炸的地方，心裡非常難受。被直接擊中的那棟樓幾乎已經完全毀掉，像灰燼壹樣塌了下來。但真正讓她揪心的，是旁邊那棟私人住宅。那棟房子雖然沒有被直接擊中，卻被嚴重波及：牆體被打穿，屋裡的地毯都撕裂了，被人拿來臨時遮擋碎掉的窗戶；整棟樓也已經被疏散。街角那家老藥房——她說是她們所住地區最早建立的壹家老藥房——玻璃也全碎了。周圍不少樓都沒有壹塊完整的窗玻璃，外牆石材也被彈片崩裂。她說，現場看起來特別慘，特別讓人難受。
她忍不住說，哪怕原本目標不是普通居民樓，可是在德黑蘭這種樓房挨得這麼近的地方，只要旁邊壹炸，周邊住宅壹定都會受損。她壹想到那些樓裡可能住著孩子、老人、病人，就覺得非常揪心。她只能壹遍遍安慰自己，也只能祈禱：但願當時樓裡沒有人。可她也知道，這幾乎是不可能的——總會有人留在家裡。
我說，伊朗軍方還在不斷放出強硬表態，稱不會退讓，必要時將繼續打擊對手的基地和軍事設施。納坦茲當天也再次遭到嚴重襲擊，讓人更加擔心局勢會不會繼續惡化，甚至帶來更大的風險。
電話那頭，伊朗媽媽的聲音有些發緊，說著說著就激動起來，像是積壓了太久的憤怒、心疼和無奈，壹下子全都湧了出來。她說，現在很多在防空系統工作的軍人和他們的家屬都已經忍不住發聲了，大家都在問：指揮官在哪裡？為什麼整個系統亂成這樣，卻沒有人出來下命令？她說，如今內部已經“亂得像壹鍋阿什湯”——這是伊朗人形容事情亂到極點時常說的話，什麼都攪在壹起，毫無頭緒。
她壹邊說，壹邊替那些年輕人心疼。她說，他們不是誰隨便從廚房裡拉出來就送上戰場的人，他們都是壹個個認真讀過書、進過軍校、受過訓練的孩子，是伊朗自己培養出來的知識青年、技術人才，是本來可以支撐這個國家未來的人。可現在，他們卻像炮灰壹樣，被壹批壹批地消耗掉。
說到這裡，她的語氣忽然更重了。她說，房子毀了還可以再修，樓塌了還可以重建，甚至下壹次還能蓋得更高、更結實，可人死了，就再也回不來了。每壹個死去的人，都不是新聞裡的壹個數字，不是名單上的壹個名字，背後都站著父母、妻子、孩子，站著壹個完整的家。她說，看到那些年輕人這樣死去，實在讓人受不了。尤其很多人還是受過很好教育、有專長的人，本來是伊朗最寶貴的壹部分。電話裡她反復說“太可惜了，太可惜了”，那種心疼不是抽象的，而像是眼看著自己家裡的孩子被推到炮火前面，卻無能為力。
後來她又說，其實這個世界到頭來還是壹個強權的世界，誰拳頭大，誰就好像可以決定別人的命運。可她始終覺得，這場戰爭原本不該走到今天這壹步，很多事情本來可以更早結束，本來可以坐下來談，本來可以不讓這麼多人白白送命。
她在電話那頭越說越激動。她說，現在最讓人絕望的，不只是轟炸，不只是死亡，而是所有人都在說話，卻沒有人真正出來做決定。她說，伊朗人其實並不團結，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壹套說法，誰都在講，誰都在爭，可真正能拍板、能負責、能帶著這個國家往前走的人，卻像忽然消失了壹樣。鄰居今天還問她，現在到底是誰在管事。她苦笑著說，自己也不知道。
她說到後來，已經不只是憤怒，而是壹種徹底的疲憊。她說，老百姓根本不在這場游戲裡，不在任何壹方的計算之中。雙方像是在互相報復，真正被碾在中間的卻是普通人。她說，伊朗這個民族其實很奇怪，別人來征服，最後往往反而被伊朗的文化和語言慢慢消化掉，變成了“伊朗的壹部分”。她說，這原本是這個民族最了不起的地方，說明它有極強的生命力，能保存自己的語言、文化和根。但問題也恰恰在這裡：伊朗人太會忍耐，太會與壹切共存，太習慣於妥協和消化別人，卻總是沒有真正去堅持、去要求自己最想要的東西。
伊朗媽媽說，這壹次不能再這樣了。不能再只是忍，不能再只是等，也不能再總想著去改變別人。她說，這壹次，伊朗的人民必須被看見，人民的話也必須被聽見。電話說到這裡，聲音已經有些哽住了。我握著手機，聽著她那壹長串夾雜著憤怒、失望、倔強和希望的話，心裡久久說不出話來。我知道，她說的其實不只是她自己。那也是這些天我在德黑蘭街頭、在無數人的眼神和沉默裡，壹遍遍感受到的東西。
伊朗媽媽又講起自己年輕時在大學參加辯論賽的往事。她說，那時候每年夏天，各個大學都會組織學生辯論，不同學校的學生聚在壹起，圍繞壹個題目分成正反兩方，由老師擔任評委。她當年還是自己那組的負責人，他們抽到的辯題是：石油是不是給伊朗帶來了這麼多不幸。
她說她們壹路贏了兩場，最後卻在決賽裡輸了。不是因為對方更有道理，而是因為對面站起來，手裡拿著壹張清單，壹條條念：靠石油收入，我們造了這個導彈、那個導彈，修了這個工程、那個路口，國家的軍事實力如何增強……她說，台下那些教授其實都明白她們說得有道理，也知道從石油時代開始，這個國家圍繞石油經歷了多少爭斗、混亂和災難。可壹牽扯到“導彈”“國家力量”這些詞，大家就不敢再給她們打高分了，仿佛誰要是否定這些，就會立刻變成壹種政治表態。她說到這裡，自己都苦笑了壹下，說她們“最後輸給了彈道導彈”。
說完這些，她又說，伊朗人常講壹句話：苦日子都會過去，最後留下來的，往往是甜的回憶。她提醒我還記不記得從前懷孕的時候，還有孩子很小發燒生病、拉肚子的時候，我們壹趟趟跑醫院，家裡人都來幫忙，那時候覺得天都要塌下來了，可現在回頭看，已經能笑著講出來當故事聽了。她在電話那頭輕聲說，現在這些難熬的日子，將來有壹天也會過去，到最後留下來的，也許還是那些溫暖的人、那些彼此陪伴的時刻。她說，不要懷疑，伊朗還會有好日子，我們以後還會壹起在這裡，經歷很多很多平靜而美好的時光。
今年的這個新年，就是這樣度過的。沒有很多拜訪，沒有很多聚會，更多的是電話問候、擔心、哭泣和安慰。但不管在哪裡，不管在伊朗、在德國、在法國，還是在中國，伊朗人還是會擺柒色年鮮桌，還是會吃魚，還是會互相說：新年快樂，希望明年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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