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危机] "我深入腹地,才懂这场战争如何重塑了乌克兰人"
经过高强度却充满乱象的爱国动员，基层工人迅速分层：要么更排斥动员，要么主动“乌克兰化”。丹尼斯想起一个车间中的访谈对象维拉，她总抱怨工友们缺乏公民意识，政治上太过被动。但她显然属于“先进分子”，因为常参加独立工会的活动，自视有更高的道德站位。除了坚持说还不熟练的乌克兰语，维拉还疯狂阅读乌克兰作家，彷佛突然发现了本民族失落已久的文化财富。但她的同事并不能迅速适应新的文化常态，他们学乌语很艰难，只能退而求其次，从俄语换成俄乌混合的苏尔日克语（суржик）。它夹杂着俄语词汇和语法，在乌克兰和南俄民间历史悠久，是便利的过渡语言。在沙俄和苏联时代，苏尔日克语曾是乌语者为向俄语靠拢而使用的工具，如今却成了俄语母语者表达政治认同的过渡渠道。即便如此，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仍对它深恶痛绝，他们只能接受“纯正”的乌语。作家拉里莎·尼特索伊曾愤怒地将苏尔日克语称为“俄罗斯对乌克兰语言的强暴”。乌语言研究所所长赫里岑科也认为，说苏尔日克语是个人“发展不全”的标志。
丹尼斯分析，将乌语与公民运动结合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策略。不少像维拉这样“有上进心”的工人苦学乌语，以期获得文化资本，摆脱原先的阶层。有趣的是，帮他们跳出旧圈子的“公民美德”总是成套组合：说乌语、参加公民运动、接受继续教育、支持市场化改革、赞成加入北约，等等。它们环环相扣，形成自洽的价值体系。这像一道坚实壁垒，将普通工人隔离在外，为身在其中者维系独特的自我想象。“然而，这种个人策略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有大批‘政治冷感’‘不求进取’‘被动等待’的工人群体存在。只有这样的人基数够大，那些‘觉醒’的爱国精英才能轻松看到自己的不同。”丹尼斯说。
现在这些资本失去了独占性，新形势让它们更易获得。由于外敌入侵，所有人都能自然使用民族主义话语。工人们随时能加入领土防卫部队，争取在新的等级体系中成为有价值的成员。但经过三年多物理和心理双重消耗，持有这些美德的边际收益迅速下滑。比起尚在百公里开外的“兽人”，厂里糟糕的状况才离工人们更近。
A厂是克里沃罗格一家较大的钢铁企业，其产品可用于建设防空设施和避难所，战时不缺订单，但生产线却因空荡荡的工位陷入停滞。目前乌政府正制定一份重点战略企业名单，列名的公司可豁免征兵。但A厂仍然没有被列入其中。当第一批名单公布时，很多工人炸了锅。因为就在那时爆出了一件征兵丑闻：很多西部地区的自由派NGO人员获得了征兵豁免，但在工人看来，那些人的“爱国”活动并不像钢铁工业这般对国防不可或缺。
在整个第聂伯罗州，还有不少像A 厂这样的钢铁企业。它们历经私有化的狂风暴雨和几次全国政治的U型急转弯后依然挣扎着存活。现在一切都摇摇欲坠。基础设施皆继承自苏联的钢铁厂本是个自成体系的综合体，拥有庞大的厂区生态，颇能给职工们“自家地盘”的感觉。战争第三年，这座钢铁迷宫的自保机制开始崩解。
征兵加紧后，工友们发现除了厂方保安，征兵委员会的人也不定时蹲点厂区出入口。他们检查出入者的身份和文件，假如有问题可立即把人带走。厂方不得不配合军队的行为，人力部门会直接收到征兵处的通知，进入车间寻找符合条件的工人。这自然激怒了工人，很多人开始被动抵抗，有的甚至弃岗逃离厂区。田野调查结束后，丹尼斯潜水在工友们的私密电报群里，里面会实时更新征兵者的位置，帮助各车间的同事逃避检查。到了2024年年中，征兵行为更加频繁，类似群组的规模变得更大，克里沃罗格几个大厂的工人都在里面交换信息，各种政治阴谋论不可避免地泛滥。
刚开战时，A厂共有约18000余名工人，截至去年5月已经有3500人加入了武装部队，且征召工人入伍的速度还在加快。工厂负责人曾对欧洲媒体提到，优先挑走的都是机械师、大车司机、电工、技术熟练工等，是工人队伍中的骨干。补充新工人变得很难，因为政府规定，A厂的男性工人需要在征兵处登记，光这一点就常劝退应聘者。
乌媒近期的报道显示，工人的平均工资已经从之前的每月500美金上涨至800美金，但即便这样，用工荒没有丝毫缓解。A厂产能严重受限，仍在日常上班的工人没有因为涨工资感到开心，而是成天提心吊胆，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有多久。
丹尼斯和其他乌社会学家紧密关注民调舆情，2024年来的不少调查指向了悲观的势头。例如两份七月的民调分别显示，只有32%的人不赞同“动员除了带来更多的死亡外并无其他作用”，以及只有29%的人认为逃避征兵是“可耻的”。与此同时，大城市的自由派媒体和意见领袖仍在宣传动员，甚至随着战况恶化，鹰派声音反而越发激进。他们有的称征兵官遇袭是因为俄罗斯人收买袭击者，有的发文主张给征兵队配枪，允许其击毙反抗者，还有的呼吁警方逮捕在网上批评强制征兵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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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斯分析，将乌语与公民运动结合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策略。不少像维拉这样“有上进心”的工人苦学乌语，以期获得文化资本，摆脱原先的阶层。有趣的是，帮他们跳出旧圈子的“公民美德”总是成套组合：说乌语、参加公民运动、接受继续教育、支持市场化改革、赞成加入北约，等等。它们环环相扣，形成自洽的价值体系。这像一道坚实壁垒，将普通工人隔离在外，为身在其中者维系独特的自我想象。“然而，这种个人策略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有大批‘政治冷感’‘不求进取’‘被动等待’的工人群体存在。只有这样的人基数够大，那些‘觉醒’的爱国精英才能轻松看到自己的不同。”丹尼斯说。
现在这些资本失去了独占性，新形势让它们更易获得。由于外敌入侵，所有人都能自然使用民族主义话语。工人们随时能加入领土防卫部队，争取在新的等级体系中成为有价值的成员。但经过三年多物理和心理双重消耗，持有这些美德的边际收益迅速下滑。比起尚在百公里开外的“兽人”，厂里糟糕的状况才离工人们更近。
A厂是克里沃罗格一家较大的钢铁企业，其产品可用于建设防空设施和避难所，战时不缺订单，但生产线却因空荡荡的工位陷入停滞。目前乌政府正制定一份重点战略企业名单，列名的公司可豁免征兵。但A厂仍然没有被列入其中。当第一批名单公布时，很多工人炸了锅。因为就在那时爆出了一件征兵丑闻：很多西部地区的自由派NGO人员获得了征兵豁免，但在工人看来，那些人的“爱国”活动并不像钢铁工业这般对国防不可或缺。
在整个第聂伯罗州，还有不少像A 厂这样的钢铁企业。它们历经私有化的狂风暴雨和几次全国政治的U型急转弯后依然挣扎着存活。现在一切都摇摇欲坠。基础设施皆继承自苏联的钢铁厂本是个自成体系的综合体，拥有庞大的厂区生态，颇能给职工们“自家地盘”的感觉。战争第三年，这座钢铁迷宫的自保机制开始崩解。
征兵加紧后，工友们发现除了厂方保安，征兵委员会的人也不定时蹲点厂区出入口。他们检查出入者的身份和文件，假如有问题可立即把人带走。厂方不得不配合军队的行为，人力部门会直接收到征兵处的通知，进入车间寻找符合条件的工人。这自然激怒了工人，很多人开始被动抵抗，有的甚至弃岗逃离厂区。田野调查结束后，丹尼斯潜水在工友们的私密电报群里，里面会实时更新征兵者的位置，帮助各车间的同事逃避检查。到了2024年年中，征兵行为更加频繁，类似群组的规模变得更大，克里沃罗格几个大厂的工人都在里面交换信息，各种政治阴谋论不可避免地泛滥。
刚开战时，A厂共有约18000余名工人，截至去年5月已经有3500人加入了武装部队，且征召工人入伍的速度还在加快。工厂负责人曾对欧洲媒体提到，优先挑走的都是机械师、大车司机、电工、技术熟练工等，是工人队伍中的骨干。补充新工人变得很难，因为政府规定，A厂的男性工人需要在征兵处登记，光这一点就常劝退应聘者。
乌媒近期的报道显示，工人的平均工资已经从之前的每月500美金上涨至800美金，但即便这样，用工荒没有丝毫缓解。A厂产能严重受限，仍在日常上班的工人没有因为涨工资感到开心，而是成天提心吊胆，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有多久。
丹尼斯和其他乌社会学家紧密关注民调舆情，2024年来的不少调查指向了悲观的势头。例如两份七月的民调分别显示，只有32%的人不赞同“动员除了带来更多的死亡外并无其他作用”，以及只有29%的人认为逃避征兵是“可耻的”。与此同时，大城市的自由派媒体和意见领袖仍在宣传动员，甚至随着战况恶化，鹰派声音反而越发激进。他们有的称征兵官遇袭是因为俄罗斯人收买袭击者，有的发文主张给征兵队配枪，允许其击毙反抗者，还有的呼吁警方逮捕在网上批评强制征兵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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