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危机] "我深入腹地,才懂这场战争如何重塑了乌克兰人"
“工人内心有鲜明的政治观点，只是表面上去政治化了。”丹尼斯告诉我们他的发现。在苏联解体前后，乌克兰罢工、游行不断，普通人的政治热情一度高涨。但经过90年代社会经济危机的毒打，大家都“学聪明了”，对两轮“广场革命”冷眼相待。“举旗子的都是学生、大学教授、记者和白领，我们的人永远站在边缘。”这是丹尼斯常听到的评论。
开战前的8年，所谓“亲俄”“亲乌”认同在克里沃罗格不断流动且含混不清。俄语占压倒性地位，人们很少明确说出政治倾向。在当地的“下沉”社会，真正居于统治地位的生活方式是所谓“后苏联生存哲学”——原子化的工人们用务实利己的原则来决定每场政治风暴袭来时的立场，这让他们度过了1990和2000年代的大风大浪。
克里沃罗格是泽连斯基的故乡。2019年大选时，工人们都给他投票，他们希望毫无根基的“人民公仆”党能超脱党派倾轧、地区对立和认同撕扯，将精力放到真正的社会问题和经济发展上。很多早已对政治深恶痛绝的人都聊起了泽连斯基，以至于他成了唯一不会遭到工友反感的政治话题。
“因为大家熟悉的演员泽连斯基同时嘲笑了两种聒噪的主流叙事：基辅精英的‘乌克兰民族’和俄罗斯宣传的‘东斯拉夫团结’。这让他成了工人眼中的自己人。他讥讽腐败政客的样子，就像工人在廉价酒馆里嘲笑老板。”丹尼斯回忆，2014年后，无论是基辅试图强化的乌克兰民族认同，还是克里姆林宫大力鼓吹的“俄罗斯世界”，都让大家感到疲惫。
但对政治新人加老乡的热情很快就消散了。短暂兴奋过后，关乎工人福利的事情一如往常，甚至有些还变得更糟了。而且，胜选后的泽连斯基很快打起了认同牌，一种“又回到老路上”的情绪厂区车间里弥漫开来。丹尼斯看到，普通工人被动卷入了横扫全国的身份政治浪潮。2022年春，社会动员达到高潮，很多此前不持立场的工人加入了领土防卫部队。毋庸赘言，入侵打破了他们习惯的生活，驱使他们拿起武器的首要动机是保卫固有的生活方式。不过，这也意味着工人们为家乡而战的原因，并非基辅的民族主义动员。
那时克里沃罗格出现了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极具地方影响力的前“地区党”成员、实力派Oleksandr Vilkul突然明确爱国立场，一夜间化身超级强硬的民族主义者。这为他带来了不少政治资本，直接在当地掌权。Vilkul出身矿工世家，从政后加入了前总统亚努科维奇阵营，一度强烈反对加入北约。丹尼斯坦言，那时所有人都觉得他会毫不犹豫地通俄。Vilkul却很快公布了亲俄合作者写的劝降信，并附上带着下流用语的回复：叛徒去死吧！这让他立马得到基辅文化精英们的青睐，成了圈内一员。
但表完忠心后，其公共表达仍充满苏联元素。当他绘声绘色描述俄军惨败时，几次引用了卫国战争老电影中斯大林的台词，这成了下意识的行为。两种本来对立的政治文化或认同之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混合。对同仇敌忾的乌克兰人来说，这类迹象可能预示着一种全新而包容的国家团结意识即将诞生，新的公民乌克兰将浴火而起。
那时基辅很多人都非常乐观，他们一条条发脸书和推特展示对东部居民的同情，内容诸如“从现在直到世界末日，哈尔科夫和马里乌波尔的居民都拥有自由选择语言的权利，因为他们是（入侵的）首批受害者。”
“热烈的互助氛围下，新的团结意识似乎已牢不可破了。”回头审视三年半之前的国民情绪，丹尼斯说，“不幸的是，很快它就消退了，依赖语言、文化和民族历史叙事的传统动员方式重新成为主流，这就是现在的处境。”
民族主义动员的副作用是，阶层隔阂被意外加深。精英单位如“亚速”系武装的成员往往自视甚高，他们曝光率高，善于集中更多的稀缺资源，总是一身精良的北约制式战术装备，散发出难掩的精英气息。
此外，西部城市的文化阶层——记者、博主、活动家、知识分子、IT白领等——被社会学家称为“战斗精英”（warrior elites）。他们卷入政治更早，既有学历和街头运动经验，又积极掌握了乌语、英语和其他“高级”文化资源，广场革命和克里米亚危机是他们的集体政治启蒙。这些人的生活相对较少受战争影响，却非常支持动员，坚信必须战斗到最终的胜利。
“现代民主社会的特征是让平民而非精英上战场。只有封建社会才驱使贵族前赴后继战死。如果我们再次让贵族为国而死，那就得恢复法国大革命前的封建秩序。”这样荒谬无稽的言论出于前文提到的博主和NGO活动分子波特尼科夫之口，“战死者得到为国牺牲的机会，假如他们生在英国、法国、德国或者波兰，那就决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们是多么幸运啊！”波特尼科夫还主张全面下调征兵年龄，并大量征召女性参战。显然，他相信自己天然属于特权的“贵族”群体，不必担心被拉去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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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开战前的8年，所谓“亲俄”“亲乌”认同在克里沃罗格不断流动且含混不清。俄语占压倒性地位，人们很少明确说出政治倾向。在当地的“下沉”社会，真正居于统治地位的生活方式是所谓“后苏联生存哲学”——原子化的工人们用务实利己的原则来决定每场政治风暴袭来时的立场，这让他们度过了1990和2000年代的大风大浪。
克里沃罗格是泽连斯基的故乡。2019年大选时，工人们都给他投票，他们希望毫无根基的“人民公仆”党能超脱党派倾轧、地区对立和认同撕扯，将精力放到真正的社会问题和经济发展上。很多早已对政治深恶痛绝的人都聊起了泽连斯基，以至于他成了唯一不会遭到工友反感的政治话题。
“因为大家熟悉的演员泽连斯基同时嘲笑了两种聒噪的主流叙事：基辅精英的‘乌克兰民族’和俄罗斯宣传的‘东斯拉夫团结’。这让他成了工人眼中的自己人。他讥讽腐败政客的样子，就像工人在廉价酒馆里嘲笑老板。”丹尼斯回忆，2014年后，无论是基辅试图强化的乌克兰民族认同，还是克里姆林宫大力鼓吹的“俄罗斯世界”，都让大家感到疲惫。
但对政治新人加老乡的热情很快就消散了。短暂兴奋过后，关乎工人福利的事情一如往常，甚至有些还变得更糟了。而且，胜选后的泽连斯基很快打起了认同牌，一种“又回到老路上”的情绪厂区车间里弥漫开来。丹尼斯看到，普通工人被动卷入了横扫全国的身份政治浪潮。2022年春，社会动员达到高潮，很多此前不持立场的工人加入了领土防卫部队。毋庸赘言，入侵打破了他们习惯的生活，驱使他们拿起武器的首要动机是保卫固有的生活方式。不过，这也意味着工人们为家乡而战的原因，并非基辅的民族主义动员。
那时克里沃罗格出现了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极具地方影响力的前“地区党”成员、实力派Oleksandr Vilkul突然明确爱国立场，一夜间化身超级强硬的民族主义者。这为他带来了不少政治资本，直接在当地掌权。Vilkul出身矿工世家，从政后加入了前总统亚努科维奇阵营，一度强烈反对加入北约。丹尼斯坦言，那时所有人都觉得他会毫不犹豫地通俄。Vilkul却很快公布了亲俄合作者写的劝降信，并附上带着下流用语的回复：叛徒去死吧！这让他立马得到基辅文化精英们的青睐，成了圈内一员。
但表完忠心后，其公共表达仍充满苏联元素。当他绘声绘色描述俄军惨败时，几次引用了卫国战争老电影中斯大林的台词，这成了下意识的行为。两种本来对立的政治文化或认同之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混合。对同仇敌忾的乌克兰人来说，这类迹象可能预示着一种全新而包容的国家团结意识即将诞生，新的公民乌克兰将浴火而起。
那时基辅很多人都非常乐观，他们一条条发脸书和推特展示对东部居民的同情，内容诸如“从现在直到世界末日，哈尔科夫和马里乌波尔的居民都拥有自由选择语言的权利，因为他们是（入侵的）首批受害者。”
“热烈的互助氛围下，新的团结意识似乎已牢不可破了。”回头审视三年半之前的国民情绪，丹尼斯说，“不幸的是，很快它就消退了，依赖语言、文化和民族历史叙事的传统动员方式重新成为主流，这就是现在的处境。”
民族主义动员的副作用是，阶层隔阂被意外加深。精英单位如“亚速”系武装的成员往往自视甚高，他们曝光率高，善于集中更多的稀缺资源，总是一身精良的北约制式战术装备，散发出难掩的精英气息。
此外，西部城市的文化阶层——记者、博主、活动家、知识分子、IT白领等——被社会学家称为“战斗精英”（warrior elites）。他们卷入政治更早，既有学历和街头运动经验，又积极掌握了乌语、英语和其他“高级”文化资源，广场革命和克里米亚危机是他们的集体政治启蒙。这些人的生活相对较少受战争影响，却非常支持动员，坚信必须战斗到最终的胜利。
“现代民主社会的特征是让平民而非精英上战场。只有封建社会才驱使贵族前赴后继战死。如果我们再次让贵族为国而死，那就得恢复法国大革命前的封建秩序。”这样荒谬无稽的言论出于前文提到的博主和NGO活动分子波特尼科夫之口，“战死者得到为国牺牲的机会，假如他们生在英国、法国、德国或者波兰，那就决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们是多么幸运啊！”波特尼科夫还主张全面下调征兵年龄，并大量征召女性参战。显然，他相信自己天然属于特权的“贵族”群体，不必担心被拉去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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