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危机] "我深入腹地,才懂这场战争如何重塑了乌克兰人"
与此同时，身陷囹圄的科洛莫伊斯基再度发挥能量。“广场革命”后，西方支持的反腐机构和NGO长期与他不睦。除了对俄暧昧之外，他还曾联合一些政客，公开特朗普方提供的亨特·拜登等人的涉乌腐败案信息，因而成为NABU的眼中钉（早在2016年，NABU曾公开过反特朗普的材料，引发所谓“通俄门”）。
然而，乌克兰政坛从没有绝对的敌人和朋友。明迪奇贪腐案*把NABU和科洛莫伊斯基都摆在反泽连斯基的位置。但借该案成功“清君侧”将叶尔马克赶出总统办公厅后，NABU将矛头对准了批评强制征兵以及在未来有“通俄”潜力的一些本土政客，如科洛莫伊斯基的亲信、女议员Skorokhod和祖国党党魁季莫申科。他们被以腐败罪名调查或指控。在这时，NABU似乎和泽连斯基政府进入缓和期，多个重要政府职位被NABU乐见的人选获得。泽连斯基还连续会见了大西洋派（积极支持乌克兰融入欧盟、北约和美国民主党主导的跨大西洋议程的政治派别）和NGO网络中的一些积极成员如前外长库列巴、扎卢日内、“明星筹款人”斯特尔年科等。“索罗斯分子”掌控的媒体如《乌克兰真理报》开始转变画风：“没了叶尔马克，那个好泽连斯基又回来了。”
（* 明迪奇贪腐案：明迪奇原是科洛莫伊斯基的商业伙伴，两人同属第聂伯罗历史悠久且具影响力的犹太社群。2008年前后泽连斯基经明迪奇牵线结识科洛莫伊斯基，明迪奇还深度参与泽连斯基的Kvartal95工作室。自由派媒体和议员认为，明迪奇“背叛”了科洛莫伊斯基，将其商业机密泄露给泽连斯基，导致其资产被国有化。作为回报，明迪奇虽卷入能源和无人机产业的腐败丑闻，却始终得到庇护。而泽连斯基对反腐机构出手的直接导火索，正是NABU通过特殊手段获取了明迪奇公寓中的录音。此后自由派媒体开足马力，矛头直指泽连斯基和叶尔马克。）
就像这片土地上政客、军人、寡头总是多变而难以捉摸一样，第聂伯罗的城市身份也常摇摆切换，战争只是加速了这个过程。如今越来越多人会将第聂伯罗称为一座“爱国的”中部重镇，其“东部”身份和过往逐渐被淡忘。
第聂伯罗本是个边塞味十足的城市，叶卡捷琳娜二世建成它只是为了巩固帝俄对南方草原的掌控。由于和帝俄紧密相连的建城史，且传统上讲俄语，它一直被贴着“东部”标签。十月革命后的斗争和建设，给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新身份。二战后苏联将它打造为“火箭城”，并划为封闭城市。那时第聂伯罗和哈尔科夫、顿涅茨克一样，都是重点部署的工业城市，前两者有更多的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后者则集中了工矿厂房。很多活动分子认为，正因为第聂伯罗没有那么多“文化低”“易受蛊惑”的工人阶级，所以2014年才稳住了阵脚，没走上顿涅茨克的分离道路，也没像哈尔科夫那样摇摆。
其实，在第聂伯罗的身份变迁过程中，寡头科洛莫伊斯基最初倒向基辅的决定起了重要作用。他和Privat集团率先表明立场，迅速组织了大量亲广场革命集会，将反广场革命抗议的声势压制下去。经过战前数年“改造”和三年多战火洗礼，“前哨站”成了新的主流地方叙事。波罗申科当政时频繁使用“前哨站”的提法，甚至不惜修改历史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曾经是，也将继续是乌克兰的前哨”。
一个小插曲是，已故的基辛格曾力主乌克兰成为“中立的桥梁”，而非任何一方的“前哨站”。他的想法立即遭到一位第聂伯罗活动分子驳斥：“（第聂伯罗/乌克兰）只能成为前哨基地，或防御城墙。”他写道，“惟其如此，才能治好（乌克兰的）精神分裂症。”隐含的逻辑呼之欲出：前哨面对着野蛮落后的“专制东方”，被前哨守卫的则是花园般的欧洲文明，文明和野蛮之间需要的不是沟通桥梁，而是不可逾越的防火墙。
然而，安德烈这代年轻人对俄罗斯的敌视情绪虽激烈，却非根深蒂固。他们的世界观极大程度上是广场革命以来的国内政治塑造出来的。虽然第聂伯罗与“东部”分手，迅速投入了“中部”怀抱，很多上年纪的人并不能很快转过弯。安德烈的父亲就很不理解他的“激进反俄”行为。父亲56岁，是运粮的长途货车司机。一次假期安德烈搭他的顺风车回基辅参加政治集会，刚驶出第聂伯罗市区，他就指着窗外的原野向儿子发问：“你知道这片土地里都埋了什么吗？”
安德烈知道爸爸的业余爱好是在肥沃的黑土地里寻找古物，特别是钱币。每当夏天假期来临，他会像真正的农夫一样，用金属探测器替代农具，在黝黑平整的大地上细致“耕耘”。
“不就是古钱币吗？”安德烈有些不耐烦。
“是啊，我闭着眼睛也能告诉你，这下面有希腊的、土耳其的、奥地利的、波兰的、德国的、俄罗斯的。但你想想看，我挖了那么多年，为什么就是没挖出过乌克兰钱币。”爸爸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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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乌克兰政坛从没有绝对的敌人和朋友。明迪奇贪腐案*把NABU和科洛莫伊斯基都摆在反泽连斯基的位置。但借该案成功“清君侧”将叶尔马克赶出总统办公厅后，NABU将矛头对准了批评强制征兵以及在未来有“通俄”潜力的一些本土政客，如科洛莫伊斯基的亲信、女议员Skorokhod和祖国党党魁季莫申科。他们被以腐败罪名调查或指控。在这时，NABU似乎和泽连斯基政府进入缓和期，多个重要政府职位被NABU乐见的人选获得。泽连斯基还连续会见了大西洋派（积极支持乌克兰融入欧盟、北约和美国民主党主导的跨大西洋议程的政治派别）和NGO网络中的一些积极成员如前外长库列巴、扎卢日内、“明星筹款人”斯特尔年科等。“索罗斯分子”掌控的媒体如《乌克兰真理报》开始转变画风：“没了叶尔马克，那个好泽连斯基又回来了。”
（* 明迪奇贪腐案：明迪奇原是科洛莫伊斯基的商业伙伴，两人同属第聂伯罗历史悠久且具影响力的犹太社群。2008年前后泽连斯基经明迪奇牵线结识科洛莫伊斯基，明迪奇还深度参与泽连斯基的Kvartal95工作室。自由派媒体和议员认为，明迪奇“背叛”了科洛莫伊斯基，将其商业机密泄露给泽连斯基，导致其资产被国有化。作为回报，明迪奇虽卷入能源和无人机产业的腐败丑闻，却始终得到庇护。而泽连斯基对反腐机构出手的直接导火索，正是NABU通过特殊手段获取了明迪奇公寓中的录音。此后自由派媒体开足马力，矛头直指泽连斯基和叶尔马克。）
就像这片土地上政客、军人、寡头总是多变而难以捉摸一样，第聂伯罗的城市身份也常摇摆切换，战争只是加速了这个过程。如今越来越多人会将第聂伯罗称为一座“爱国的”中部重镇，其“东部”身份和过往逐渐被淡忘。
第聂伯罗本是个边塞味十足的城市，叶卡捷琳娜二世建成它只是为了巩固帝俄对南方草原的掌控。由于和帝俄紧密相连的建城史，且传统上讲俄语，它一直被贴着“东部”标签。十月革命后的斗争和建设，给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新身份。二战后苏联将它打造为“火箭城”，并划为封闭城市。那时第聂伯罗和哈尔科夫、顿涅茨克一样，都是重点部署的工业城市，前两者有更多的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后者则集中了工矿厂房。很多活动分子认为，正因为第聂伯罗没有那么多“文化低”“易受蛊惑”的工人阶级，所以2014年才稳住了阵脚，没走上顿涅茨克的分离道路，也没像哈尔科夫那样摇摆。
其实，在第聂伯罗的身份变迁过程中，寡头科洛莫伊斯基最初倒向基辅的决定起了重要作用。他和Privat集团率先表明立场，迅速组织了大量亲广场革命集会，将反广场革命抗议的声势压制下去。经过战前数年“改造”和三年多战火洗礼，“前哨站”成了新的主流地方叙事。波罗申科当政时频繁使用“前哨站”的提法，甚至不惜修改历史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曾经是，也将继续是乌克兰的前哨”。
一个小插曲是，已故的基辛格曾力主乌克兰成为“中立的桥梁”，而非任何一方的“前哨站”。他的想法立即遭到一位第聂伯罗活动分子驳斥：“（第聂伯罗/乌克兰）只能成为前哨基地，或防御城墙。”他写道，“惟其如此，才能治好（乌克兰的）精神分裂症。”隐含的逻辑呼之欲出：前哨面对着野蛮落后的“专制东方”，被前哨守卫的则是花园般的欧洲文明，文明和野蛮之间需要的不是沟通桥梁，而是不可逾越的防火墙。
然而，安德烈这代年轻人对俄罗斯的敌视情绪虽激烈，却非根深蒂固。他们的世界观极大程度上是广场革命以来的国内政治塑造出来的。虽然第聂伯罗与“东部”分手，迅速投入了“中部”怀抱，很多上年纪的人并不能很快转过弯。安德烈的父亲就很不理解他的“激进反俄”行为。父亲56岁，是运粮的长途货车司机。一次假期安德烈搭他的顺风车回基辅参加政治集会，刚驶出第聂伯罗市区，他就指着窗外的原野向儿子发问：“你知道这片土地里都埋了什么吗？”
安德烈知道爸爸的业余爱好是在肥沃的黑土地里寻找古物，特别是钱币。每当夏天假期来临，他会像真正的农夫一样，用金属探测器替代农具，在黝黑平整的大地上细致“耕耘”。
“不就是古钱币吗？”安德烈有些不耐烦。
“是啊，我闭着眼睛也能告诉你，这下面有希腊的、土耳其的、奥地利的、波兰的、德国的、俄罗斯的。但你想想看，我挖了那么多年，为什么就是没挖出过乌克兰钱币。”爸爸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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