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危机] "我深入腹地,才懂这场战争如何重塑了乌克兰人"
学校课堂里，十岁出头的少年定期练习组装AK47突击步枪。两年多来，所有人每周都要参加升旗仪式，学生们从刚开始的戏谑胡闹变成了如今的认真对待。这些西方学校里没有的东西让法国记者大开眼界，他开始大谈“苏联式动员”，试图挖掘眼前景象与苏联过往的本质性联系。但其实这无非是一种庸俗刻意的模仿，仪式下填充着空洞而单向度的爱国词藻。
或许最有讽刺意味的一幕发生在已走下新闻头条的苏贾。它位于临近的库尔斯克地区，前不久被俄军收复。乌占的七个月间，小城里各种苏联痕迹被抹去，尤其是列宁纪念碑。鉴于乌国内持续十年的去共产化运动，这并不奇怪。然而，俄军回来后，同样考虑对街道和其他地点重新命名，彷佛乌军的占领为彻底摆脱苏联提供了一个契机。恢复掌权的市政府立即启动了一项前期调查，论证给李卜克内西街和卡尔马克思街更名的可行性。
没有哪里比分居战线两侧的哈尔科夫和别尔哥罗德/库尔斯克更能展示后苏联空间的瓦解。哈尔科夫曾算得上“深层苏联”，重工业设施密布，云集上百万和大规模工业生产相关的人口。离哈尔科夫不远的别尔哥罗德和顿涅茨克都拥有丰富的矿产，第聂伯罗则吸纳了大量科研人才，它们组合在一起，共同支撑了一个完备的产业体系。
乌克兰独立后，这部工业机器被剥离了母体，进而分崩离析，走向无尽的衰败凋敝。代入当地人视角，“明天大概比今天更糟”的脆弱无力感不是从2022年的俄军入侵开始的，甚至也不是发端于2014年的危机，至少要上溯到混乱无序的90年代。
乌克兰社会学家伊申格曾告诉我们，苏式现代化道路失败后，整个后苏联空间内都没孕育出替代性方案，反而走向去现代化。在乌克兰，填补空白的只有民族知识分子和精英中产阶层的国家建构模式，但它只能基于民族主义和漫漫无期的“欧洲道路”，无论是前者，还是和新自由主义深度绑定的后者，都没带来赋予乌克兰主体性的现代化。“正因如此，乌克兰才会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发生三次引发希冀的‘广场革命’，但每一次又都以更大的失望酝酿着新的爆发。”伊申格说。
2014年“广场革命”风暴袭来时，城市中产阶级和民族主义者结成了新同盟。激进民族主义者们一直宣称，是他们而不是自由派赶走了亚努科维奇。这很容易理解，新自由主义很难催生动员大众的强大政治口号，光靠私有化、自由市场、透明度之类的信条无法让身处经济社会困境中的民众团结起来。人们不会为这些东西流血献身，但牺牲恰是一场成功革命的先决条件。在乌克兰，自由主义寻找民族主义作为同路人似乎成了自然选择。
除此之外，促使自由派和激进民族主义分子走到一起的因素还有不少，例如共同的外部盟友（西方）和敌人（俄罗斯），相似的阶层构成（受过教育的城市小资）等。或许更重要的是，这两个群体都痛恨中部和东部那些所谓“没有公民意识的苏维埃无产阶级”。
伊申格谈到了这类被标签化的人群面临的困境。他写道：“我们被前线和边界分割开来，有人自愿参战，有人被强制动员，有人和敌人合作，有人逃往国外，有人留在家乡尝试正常生活，还有人为了生存采取不同立场。可又有谁会关心从顿涅茨克或塞瓦斯托波尔发出的乌克兰声音？我们缺乏政治和公共代表，表达空间有限，相互联系被切断，讨论又受到压制。那么现在，大家是否还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和群体身份？”
这个被他称为“苏维埃乌克兰人”的群体相当程度上保留了苏联遗留的价值观和文化。“广场革命”后，虽然东西精英集团之间的胜负已分，政治代表性危机却不断加剧。不管是已占上风、代表“西化”城市白领中产的西部寡头阵营，还是已全盘皆输的东部寡头集团，都难以承载整体民意。但前者从此可将意志加于全国，于是数以百万计的“苏维埃乌克兰人”只能走向原子化，最后陷入沉默螺旋。
按历史上的惯常情况，国家面对战争威胁时往往采取干预主义政策，整合内部资源对抗外敌。乌克兰却走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路。政府在政治上加速集权，削弱议会并强化社会管控，可在经济领域却让新自由主义更加盛行。政府早已宣布进入“全面战争”状态，但没有通盘规划国防关键产业。在将一切问题都归因于“苏联遗毒”的“反腐”和“改革”叙事下，原先的国企体系支离破碎，军工受到削弱，这反过来影响了国家的战争能力。
苏联精华的军工集中在哈尔科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解体后，这些企业尽管与俄罗斯存在竞争，却也依赖俄方市场和供应链，相关从业人口对入欧缺乏热情并非意外。后“广场革命”政府因此怀疑他们的忠诚，不愿加大投资，开战后更是如此。影响力日增的西部精英深信传统军企继承了落后的苏联遗产，在北约技术前不值一提，所以力主进口而不是在既有基础上发展自主军工。为满足欧盟的“市场化”和“反腐”要求，乌政府设立的Prozorro电子采购系统（ “透明国际”、开放社会基金等多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和NABU主导设计并支持了该平台）极力限制本国产品。一些自由派记者和NGO深陷“开放市场”等于创新的迷思，认为俄罗斯人就算造再多无人机和巡飞弹，也不过是复制粘贴一般的数量优势，作战效能不及自由市场下发挥创造力设计出的无人机。
[物价飞涨的时候 这样省钱购物很爽]
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或许最有讽刺意味的一幕发生在已走下新闻头条的苏贾。它位于临近的库尔斯克地区，前不久被俄军收复。乌占的七个月间，小城里各种苏联痕迹被抹去，尤其是列宁纪念碑。鉴于乌国内持续十年的去共产化运动，这并不奇怪。然而，俄军回来后，同样考虑对街道和其他地点重新命名，彷佛乌军的占领为彻底摆脱苏联提供了一个契机。恢复掌权的市政府立即启动了一项前期调查，论证给李卜克内西街和卡尔马克思街更名的可行性。
没有哪里比分居战线两侧的哈尔科夫和别尔哥罗德/库尔斯克更能展示后苏联空间的瓦解。哈尔科夫曾算得上“深层苏联”，重工业设施密布，云集上百万和大规模工业生产相关的人口。离哈尔科夫不远的别尔哥罗德和顿涅茨克都拥有丰富的矿产，第聂伯罗则吸纳了大量科研人才，它们组合在一起，共同支撑了一个完备的产业体系。
乌克兰独立后，这部工业机器被剥离了母体，进而分崩离析，走向无尽的衰败凋敝。代入当地人视角，“明天大概比今天更糟”的脆弱无力感不是从2022年的俄军入侵开始的，甚至也不是发端于2014年的危机，至少要上溯到混乱无序的90年代。
乌克兰社会学家伊申格曾告诉我们，苏式现代化道路失败后，整个后苏联空间内都没孕育出替代性方案，反而走向去现代化。在乌克兰，填补空白的只有民族知识分子和精英中产阶层的国家建构模式，但它只能基于民族主义和漫漫无期的“欧洲道路”，无论是前者，还是和新自由主义深度绑定的后者，都没带来赋予乌克兰主体性的现代化。“正因如此，乌克兰才会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发生三次引发希冀的‘广场革命’，但每一次又都以更大的失望酝酿着新的爆发。”伊申格说。
2014年“广场革命”风暴袭来时，城市中产阶级和民族主义者结成了新同盟。激进民族主义者们一直宣称，是他们而不是自由派赶走了亚努科维奇。这很容易理解，新自由主义很难催生动员大众的强大政治口号，光靠私有化、自由市场、透明度之类的信条无法让身处经济社会困境中的民众团结起来。人们不会为这些东西流血献身，但牺牲恰是一场成功革命的先决条件。在乌克兰，自由主义寻找民族主义作为同路人似乎成了自然选择。
除此之外，促使自由派和激进民族主义分子走到一起的因素还有不少，例如共同的外部盟友（西方）和敌人（俄罗斯），相似的阶层构成（受过教育的城市小资）等。或许更重要的是，这两个群体都痛恨中部和东部那些所谓“没有公民意识的苏维埃无产阶级”。
伊申格谈到了这类被标签化的人群面临的困境。他写道：“我们被前线和边界分割开来，有人自愿参战，有人被强制动员，有人和敌人合作，有人逃往国外，有人留在家乡尝试正常生活，还有人为了生存采取不同立场。可又有谁会关心从顿涅茨克或塞瓦斯托波尔发出的乌克兰声音？我们缺乏政治和公共代表，表达空间有限，相互联系被切断，讨论又受到压制。那么现在，大家是否还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和群体身份？”
这个被他称为“苏维埃乌克兰人”的群体相当程度上保留了苏联遗留的价值观和文化。“广场革命”后，虽然东西精英集团之间的胜负已分，政治代表性危机却不断加剧。不管是已占上风、代表“西化”城市白领中产的西部寡头阵营，还是已全盘皆输的东部寡头集团，都难以承载整体民意。但前者从此可将意志加于全国，于是数以百万计的“苏维埃乌克兰人”只能走向原子化，最后陷入沉默螺旋。
按历史上的惯常情况，国家面对战争威胁时往往采取干预主义政策，整合内部资源对抗外敌。乌克兰却走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路。政府在政治上加速集权，削弱议会并强化社会管控，可在经济领域却让新自由主义更加盛行。政府早已宣布进入“全面战争”状态，但没有通盘规划国防关键产业。在将一切问题都归因于“苏联遗毒”的“反腐”和“改革”叙事下，原先的国企体系支离破碎，军工受到削弱，这反过来影响了国家的战争能力。
苏联精华的军工集中在哈尔科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解体后，这些企业尽管与俄罗斯存在竞争，却也依赖俄方市场和供应链，相关从业人口对入欧缺乏热情并非意外。后“广场革命”政府因此怀疑他们的忠诚，不愿加大投资，开战后更是如此。影响力日增的西部精英深信传统军企继承了落后的苏联遗产，在北约技术前不值一提，所以力主进口而不是在既有基础上发展自主军工。为满足欧盟的“市场化”和“反腐”要求，乌政府设立的Prozorro电子采购系统（ “透明国际”、开放社会基金等多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和NABU主导设计并支持了该平台）极力限制本国产品。一些自由派记者和NGO深陷“开放市场”等于创新的迷思，认为俄罗斯人就算造再多无人机和巡飞弹，也不过是复制粘贴一般的数量优势，作战效能不及自由市场下发挥创造力设计出的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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