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新闻] 纽约时报｜中年下岗,中国的70、80面临阶层下行
郭哈利曾构建了一个在中国定义着成功的人生。他出生于1971年，在九十年代中国深化经济改革时成年。他自学计算机，先后进入跨国公司工作，后又跳槽至中国互联网巨头。到四十五六岁时，他已稳居中产阶层。他与妻子提前还清了两套房贷，并将女儿送往加拿大读高中和大学。
随后，郭哈利被裁了。如今55岁的他，已失业两年多。这并非因为他不努力。他家北京公寓附近的超市不招50岁以上的收银员。他询问过工作机会的仓库也将他拒之门外。一位经营小生意的熟人颇有些为难地告诉他，他的年龄让他失去了就业资格。
数十年来，像郭哈利这样的人——我称之为改革一代——曾觉得他们与体制达成了一种简单的交易：努力工作，生活就会稳步改善。
在经济腾飞的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两位数，中外企业争抢人才，职业机会俯拾即是。跳槽一次可能意味着30%的加薪。他们是各自家庭中第一代上大学、拥有房产并在公司晋升的人。他们送孩子上补习班，送孩子出国留学。
中国梦，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美国梦，即期望那些努力工作的人能够过上比父辈更好的生活，而他们子女的生活又会比自己更好。
在中国各地的城市中，那些乘着改革时期经济腾飞浪潮、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专业人士们发现，劳动力市场已不再需要他们。对于一个崇尚年轻的经济体而言，他们年纪太大；对于面临压力的公司而言，他们成本太高；而他们身上背负的房贷、学费、养老压力，又让他们无法停止工作。
郭哈利援引了一个流行的网络梗："职场中，40岁你就死了，只是等着被埋。"55岁的他感觉自己已经被埋了。
2023年10月，郭哈利失业后，到所在街道的政务服务中心登记了失业信息，并被拉进一个标注为"40/50"的微信群——这是官方对40岁以上失业女性和50岁以上失业男性的分类。在他居住的约有1000户居民的小区里，这个群的成员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从4人增长到了86人。
年龄歧视在中国如此普遍，以至于它有个专门的名字："35岁危机"，即一种普遍认为白领工作者一旦跨过35岁这个门槛就成为负担而非财富的观点。尽管中国法律有禁止就业歧视的一般性规定，但并未明确界定或有力执行针对年龄歧视的保护措施。重庆一家招聘公司最近发布的一条微信推文很典型：一个客服岗位年龄限制在30岁以下，一家银行呼叫中心限制在35岁以下，一家半导体工厂限制在30岁以下，一个仓库分拣工作限制在45岁以下。
图示：根据某招聘平台2021年的数据，阿里巴巴员工的平均年龄为31岁。© 李昌元/《纽约时报》
中国科技公司员工的年龄明显偏低。根据招聘平台脉脉2021年的数据，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的员工平均年龄为27岁；阿里巴巴和华为为31岁。而根据一项分析，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的员工平均年龄为37岁。
然而，对许多人来说，年龄歧视带来的屈辱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更令人无所适从的是，他们曾经攀登的向上阶梯已被从脚下抽走。
一位只愿透露姓名的马先生，曾在一家国有广播电台做了二十多年的记者和编辑。他于2003年从内蒙古搬到上海，是当时一波省域人才被大城市机遇吸引浪潮中的一员。在他和仍在工作的妻子收入最高的那些年，他们家庭年收入约为7万美元。他们有两个女儿，买了车，还换了一套更大的公寓。
然后，大约在2018年左右，广告收入开始枯竭。马先生的工作量增加了，但收入却下降了。2022年，他被诊断出患有血液疾病，需要进行骨髓移植并休假。他不顾医生的建议提前返岗，因为他听说广播电台正在重组，他担心失去工作。
但他还是丢了工作。2024年12月31日，他录制了最后一次广播。现在他每月领取约280美元的失业救济金。他买打折的蔬菜和肉。他申请了音频编辑和新闻相关的工作，但都杳无音讯。他今年47岁。
"一旦过了某个年龄，你就变得隐形了，"他说。"你做过什么或知道什么都不重要了。"当我问及他的未来时，他说他宁愿不去想。
在中国北方一座二线城市，一位39岁的网络基础设施销售人员的职业生涯也经历了同样的轨迹。他要求只使用他的昵称"Benchi"（奔驰的中文名）。他离开村子去上大学，加入了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于2019年房价处于顶峰时结婚并购买了一套公寓。Benchi在2023年被解雇。经过八个月的求职，他找到了一份薪水约为之前一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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