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邁利的游戲:《鍋匠,裁縫,士兵,間諜》
說史邁利靜待爆發是非常奇怪的看法，因為這個角色的決定性特征是缺乏熱情。在電影的高潮，歐德曼對海頓吼道：“你到底是什麼，比爾？”此時此刻，他連得體的情緒都放棄了，讓史邁利的性格脫離人設，而對後者來說，英國統治階級的習慣做法是把攻擊性轉變成冷冰冰的表面禮貌的話語，這是他的第贰天性。憤怒是史邁利在原著中發現海頓暴露後產生的種種情緒之壹，但不是主導情緒：史邁利“痛苦地看到，壹個野心勃勃的人，生來就是個大人物，從小被教育如何統治、分裂和征服，就像珀西壹樣，他的視野和虛榮心都緊鎖在世界的游戲上；對他來說，現實是壹座可憐的島嶼，幾乎沒有任何聲音可以傳過水面。於是，盡管這壹時刻對他意義重大，史邁利不僅覺得惡心，還感受到了壹股強烈的仇恨，指向那個他本應保護的機構”。
所以，電影結尾那大獲全勝的調調——史邁利榮耀滿滿地奪回了他在軍情六處的榮譽地位——更是壹個不和諧音符。
2011年電影版劇照
阿爾弗雷德森的電影版史邁利沒有原著小說和電視劇裡的那麼酷兒（queer）。《鍋匠，裁縫，士兵，間諜》裡大量存在同性戀的欲望——最明顯的就是普利多對性格張揚的多性戀者海頓的背叛之戀——但沒有跡象表明史邁利和他們壹樣熱衷於此。在原著小說和電視劇裡，史邁利的酷兒性的更加激進之處在於，他無法被賦予“正常”的性取向。
史邁利並不像帕特裡夏·海史密斯筆下的湯姆·萊普利那樣擁有流動未決的性取向。他的性反常體現在禁欲本身。在預映時，歐德曼對勒卡雷所說的吉尼斯演繹的性缺失表示認可；但他自己把史邁利詮釋成了壹個受虐狂（不斷地讓自己屈服於出軌的羞辱）兼施虐狂（他追蹤獵物的方式已經大大超過了職業要求范疇）。顯然，說史邁利是施虐受虐狂與說他被壓抑是矛盾的。因為施虐受虐是以愉悅作為前提的，而不是壓抑。史邁利遠遠不是被壓抑，很明顯，他被某種東西驅動著——這種東西絕不會讓他沉浸在幸福的退休生活中，就像他不能安於婚姻生活的樂趣壹樣，如果他能得到這種樂趣的話。
他最早登場的小說是《召喚死者》（Call for the Dead，1962）和《上流謀殺》（A Murder of Quality，1962），從壹開始，史邁利就處在某種邊緣。在絕大部分包含史邁利的小說中，他幾乎從未以軍情六處的正式成員身份出現過。他是從退休生活中被召回的，也有可能是假裝退休；然後，在《鍋匠，裁縫， 士兵，間諜》之後，他不但恢復了在組織裡的身份，還成了領導，以臨時照看人的身份出現。史邁利角色的矛盾性之壹就是他好像代表著堅定——和愚鈍——這被認為是某種英國性的典型，但他自己則是壹個局外人、插足者、偷窺狂。這就是間諜的使命，勒卡雷壹再堅持這壹點，其中最熱烈的莫過於《柏林諜影》（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1963）結尾處特工亞歷克·利馬斯（Alec Leamas）的痛苦爆發，理查德·伯頓（Richard Burton）在1965年的改編電影中對此有著令人難忘的表演。
“你以為間諜是什麼？是用上帝或馬克思的言論來衡量壹切是非的道德哲學家嗎？不是。他們只不過是壹群肮髒齷齪的混蛋罷了，和我壹樣。”在伯頓扮演的利馬斯和他的情人利茲意識到自己是“老總”和史邁利布下的棋局裡的兩顆棋子時，他對情人利茲這樣說道。正是這些超越善惡的特工，這些不做復雜道德計算的行動者，這些無法歸屬於“正常”世界的人，讓普通人能夠安心睡覺。然而， 職責只不過是借口；這片無人之境對利馬斯和史邁利這樣的局外人有很深的本能的誘惑。他們像作家壹樣傾聽並觀察；他們像演員壹樣扮演角色。
但對間諜來說，這些角色是沒有界限的；間諜不能簡單地從角色中跳脫，回到溫馨生活，因為每件事情——包括內在生活本身，所有的傷痛和個人榮辱——都開始像是掩護和壹系列道具。在1962 年出版的第贰部史邁利小說《上流謀殺》中，臨近結尾處有壹個啟發性的片段。這是壹部有些奇怪的驚悚偵探小說，結尾處——史邁利與凶手正面交鋒，但是，和後面與卡拉的交鋒壹樣，他聊起了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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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所以，電影結尾那大獲全勝的調調——史邁利榮耀滿滿地奪回了他在軍情六處的榮譽地位——更是壹個不和諧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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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弗雷德森的電影版史邁利沒有原著小說和電視劇裡的那麼酷兒（queer）。《鍋匠，裁縫，士兵，間諜》裡大量存在同性戀的欲望——最明顯的就是普利多對性格張揚的多性戀者海頓的背叛之戀——但沒有跡象表明史邁利和他們壹樣熱衷於此。在原著小說和電視劇裡，史邁利的酷兒性的更加激進之處在於，他無法被賦予“正常”的性取向。
史邁利並不像帕特裡夏·海史密斯筆下的湯姆·萊普利那樣擁有流動未決的性取向。他的性反常體現在禁欲本身。在預映時，歐德曼對勒卡雷所說的吉尼斯演繹的性缺失表示認可；但他自己把史邁利詮釋成了壹個受虐狂（不斷地讓自己屈服於出軌的羞辱）兼施虐狂（他追蹤獵物的方式已經大大超過了職業要求范疇）。顯然，說史邁利是施虐受虐狂與說他被壓抑是矛盾的。因為施虐受虐是以愉悅作為前提的，而不是壓抑。史邁利遠遠不是被壓抑，很明顯，他被某種東西驅動著——這種東西絕不會讓他沉浸在幸福的退休生活中，就像他不能安於婚姻生活的樂趣壹樣，如果他能得到這種樂趣的話。
他最早登場的小說是《召喚死者》（Call for the Dead，1962）和《上流謀殺》（A Murder of Quality，1962），從壹開始，史邁利就處在某種邊緣。在絕大部分包含史邁利的小說中，他幾乎從未以軍情六處的正式成員身份出現過。他是從退休生活中被召回的，也有可能是假裝退休；然後，在《鍋匠，裁縫， 士兵，間諜》之後，他不但恢復了在組織裡的身份，還成了領導，以臨時照看人的身份出現。史邁利角色的矛盾性之壹就是他好像代表著堅定——和愚鈍——這被認為是某種英國性的典型，但他自己則是壹個局外人、插足者、偷窺狂。這就是間諜的使命，勒卡雷壹再堅持這壹點，其中最熱烈的莫過於《柏林諜影》（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1963）結尾處特工亞歷克·利馬斯（Alec Leamas）的痛苦爆發，理查德·伯頓（Richard Burton）在1965年的改編電影中對此有著令人難忘的表演。
“你以為間諜是什麼？是用上帝或馬克思的言論來衡量壹切是非的道德哲學家嗎？不是。他們只不過是壹群肮髒齷齪的混蛋罷了，和我壹樣。”在伯頓扮演的利馬斯和他的情人利茲意識到自己是“老總”和史邁利布下的棋局裡的兩顆棋子時，他對情人利茲這樣說道。正是這些超越善惡的特工，這些不做復雜道德計算的行動者，這些無法歸屬於“正常”世界的人，讓普通人能夠安心睡覺。然而， 職責只不過是借口；這片無人之境對利馬斯和史邁利這樣的局外人有很深的本能的誘惑。他們像作家壹樣傾聽並觀察；他們像演員壹樣扮演角色。
但對間諜來說，這些角色是沒有界限的；間諜不能簡單地從角色中跳脫，回到溫馨生活，因為每件事情——包括內在生活本身，所有的傷痛和個人榮辱——都開始像是掩護和壹系列道具。在1962 年出版的第贰部史邁利小說《上流謀殺》中，臨近結尾處有壹個啟發性的片段。這是壹部有些奇怪的驚悚偵探小說，結尾處——史邁利與凶手正面交鋒，但是，和後面與卡拉的交鋒壹樣，他聊起了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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