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二十场酒席,农村里送不起的"人情"
尤其遇上“吉辰”，比如今年的腊月二十四，李大姐说她赶了有二十台酒席，正月初十，另一个“好日子”，也赶了十多家。这时候，吃酒就成了赶酒。县城里走到哪都是鞭炮声，公路上接亲的队伍两头对着开。酒楼的宴会厅也提前一两个月就订了出去。
这样的日子，李桂芬早上八九点就要起床，一直送人情，有时候还要跑两个县，到饭点吃个饭，没赶上干脆饿着，没送完的第二天接着送。
李桂芬粗略估计，她参加的有一半属于“无事酒”。“进新房的、开财门的、跳裆歌的（一种祭祀祖先仪式）、给老人祝寿的。”她说话温声细语，但语气里都是无奈，“反正我们吃酒都吃不赢，把人都吃穷了。但人家请了，不去一下也不行。”
这也是人们对无事酒的普遍态度。即便对此咒骂的，被问到收到邀请是否去时，也会点点头。事实上，举报的情况很少见。有人说：“咱不会做这种事。”也不止一人觉得，举报没用，“之前他们也有人举报，现在不还是这么多”。
在这里，人情是张挣脱不开的网。A县一个外出打工者，今年冬月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不再参加无事酒，他收到了5个搬家酒邀请，举报了其中4个。剩下那个，“是非常亲的亲戚”，去年12月，他特地开了上千公里路，从浙江回乡参加，“这种就不好举报”。
●黄春兰家的人情簿。周航 摄
很难准确说什么时候开始，吃酒席成了苦恼。在村里开小卖铺的黄春兰记录了过去十多年的人情支出。早在2015年，她就送了快50次人情，密密麻麻一页；2014年更多，记了一页半，支出28000多元。
礼金账本上通常只记姓名和金额，回忆起来，她经常记不起办酒的原因。有时看同一个名字，接连出现在两年，才记起“一次打发（嫁）女儿，一次搬家”。反正无论什么酒，视亲疏远近，该送多少就得送多少。
从这本人情簿看，过去十年，村里随份子的最低金额从50元涨到100元。现在如果送堂亲，要500元以上；如果是至亲，也就是亲兄弟姐妹，那要大几千乃至上万。而在当地酒楼，一桌宴席三五百块钱，主人家办一次酒少说也有几万“盈利”。
“人家说三年办一次，你有的赚；三年你不办，就亏一大头。”她越说越激动，一会儿抹脸，一会儿吐舌，说到后来脸红彤彤的，眼角看着甚至泛点泪光。
黄春兰觉得疫情后这几年，身边酒席越来越多，“无事酒最多，有一半多”。这两年她开始刻意缩小了走动范围，“像一些隔壁村的、朋友，开始不走了”。
农历2025年，她送了29次人情，算近些年里少的，仅多于有疫情的2020年。这一年没有至亲办事，但加起来也送出去七千块钱。
去年最大一笔支出是一场白事，前丈母娘去世，丈夫老温送了前妻三个亲兄弟每人600元——十多年前开始，村里开始兴起，葬礼上每个儿子各摆礼金簿，各自收人情。
黄春兰家一儿一女，在村里算少的。上一次办酒席是2018年腊月，儿子结婚。她保留着当时收礼簿子，用来赶礼时作参照。礼金簿登记了几十页，估计有四五百人，最多的数额是“50”，加起来也收了87000多元。如果放现在标准，肯定十万往上了。
抛开吃酒席的日子，平常生活他们再节省不过。家里沙发一条腿垫了三块砖头，丈夫老温起身吃饭，咣当倒了一块，差点没摔地上。这天为了招待我，黄春兰特地煎了荷包蛋，碎渣一点点挑起吃完；炉灶上磕剩下的几粒瓜子，也抹出来，收回袋中。
如果不“找事”办无事酒，她下一次办酒席，要等到孙子结婚，而大孙子现在才上三年级。“说良心话，我都想找事情做咯。”她不好意思地笑着说。
像身处漩涡，不知道怎样自拔，黄春兰内心挺矛盾，“办，确实又操心，又操力。你要做给人家吃嘛。算一下赚了几万块，还不是要赶人情（还回去）。但是你不办，（钱）已经收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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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日子，李桂芬早上八九点就要起床，一直送人情，有时候还要跑两个县，到饭点吃个饭，没赶上干脆饿着，没送完的第二天接着送。
李桂芬粗略估计，她参加的有一半属于“无事酒”。“进新房的、开财门的、跳裆歌的（一种祭祀祖先仪式）、给老人祝寿的。”她说话温声细语，但语气里都是无奈，“反正我们吃酒都吃不赢，把人都吃穷了。但人家请了，不去一下也不行。”
这也是人们对无事酒的普遍态度。即便对此咒骂的，被问到收到邀请是否去时，也会点点头。事实上，举报的情况很少见。有人说：“咱不会做这种事。”也不止一人觉得，举报没用，“之前他们也有人举报，现在不还是这么多”。
在这里，人情是张挣脱不开的网。A县一个外出打工者，今年冬月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不再参加无事酒，他收到了5个搬家酒邀请，举报了其中4个。剩下那个，“是非常亲的亲戚”，去年12月，他特地开了上千公里路，从浙江回乡参加，“这种就不好举报”。
●黄春兰家的人情簿。周航 摄
很难准确说什么时候开始，吃酒席成了苦恼。在村里开小卖铺的黄春兰记录了过去十多年的人情支出。早在2015年，她就送了快50次人情，密密麻麻一页；2014年更多，记了一页半，支出28000多元。
礼金账本上通常只记姓名和金额，回忆起来，她经常记不起办酒的原因。有时看同一个名字，接连出现在两年，才记起“一次打发（嫁）女儿，一次搬家”。反正无论什么酒，视亲疏远近，该送多少就得送多少。
从这本人情簿看，过去十年，村里随份子的最低金额从50元涨到100元。现在如果送堂亲，要500元以上；如果是至亲，也就是亲兄弟姐妹，那要大几千乃至上万。而在当地酒楼，一桌宴席三五百块钱，主人家办一次酒少说也有几万“盈利”。
“人家说三年办一次，你有的赚；三年你不办，就亏一大头。”她越说越激动，一会儿抹脸，一会儿吐舌，说到后来脸红彤彤的，眼角看着甚至泛点泪光。
黄春兰觉得疫情后这几年，身边酒席越来越多，“无事酒最多，有一半多”。这两年她开始刻意缩小了走动范围，“像一些隔壁村的、朋友，开始不走了”。
农历2025年，她送了29次人情，算近些年里少的，仅多于有疫情的2020年。这一年没有至亲办事，但加起来也送出去七千块钱。
去年最大一笔支出是一场白事，前丈母娘去世，丈夫老温送了前妻三个亲兄弟每人600元——十多年前开始，村里开始兴起，葬礼上每个儿子各摆礼金簿，各自收人情。
黄春兰家一儿一女，在村里算少的。上一次办酒席是2018年腊月，儿子结婚。她保留着当时收礼簿子，用来赶礼时作参照。礼金簿登记了几十页，估计有四五百人，最多的数额是“50”，加起来也收了87000多元。如果放现在标准，肯定十万往上了。
抛开吃酒席的日子，平常生活他们再节省不过。家里沙发一条腿垫了三块砖头，丈夫老温起身吃饭，咣当倒了一块，差点没摔地上。这天为了招待我，黄春兰特地煎了荷包蛋，碎渣一点点挑起吃完；炉灶上磕剩下的几粒瓜子，也抹出来，收回袋中。
如果不“找事”办无事酒，她下一次办酒席，要等到孙子结婚，而大孙子现在才上三年级。“说良心话，我都想找事情做咯。”她不好意思地笑着说。
像身处漩涡，不知道怎样自拔，黄春兰内心挺矛盾，“办，确实又操心，又操力。你要做给人家吃嘛。算一下赚了几万块，还不是要赶人情（还回去）。但是你不办，（钱）已经收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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