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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1566》如何被女性觀眾重新發現 | 溫哥華地產中心
   

《大明王朝1566》如何被女性觀眾重新發現

最近,社交媒體平台上出現了這樣的聲音:呼吁女性群體去看壹部歷史權謀類電視劇《大明王朝1566》。從2007年首播時遭受冷遇,到2017年後翻身成為經典歷史劇,《大明王朝1566》好評壹路飆升,迄今斬獲豆瓣9.8分(35.3萬人打分),位居豆瓣華語高分劇集榜第贰(截至2026年3月16日),在網絡平台上收獲無數不同的解讀與評價,其中對政治的探討、歷史人物的解讀與封建王朝的剖析始終熱度不減。


壹部以中年男性為群像的歷史權謀劇,為何被女性博主爭相推薦?



《大明王朝1566》海報

回望過去,“歷史正劇”並不專屬於某類特定群體

德塔文《2022-2023年電視劇市場分析白皮書》顯示,男性觀眾更偏好有歷史依托的作品、強情節的對抗性敘事;而女性觀眾則更多集中在古裝言情、都市情感等以情感關系為核心的題材上。歷史類題材影視往往在受眾層面上有所局限,多被認為“缺乏娛樂性”而被較多年輕群體遠離,同時在成熟男性群體中較受歡迎。

這種興趣分化,既源於兩性在成長過程中被塑造的關注點差異,也與當下信息推送機制的強化有關——算法根據過往行為推薦內容,進壹步固化了“男性看權謀、女性看情感”的刻板印象。同時,當下許多電視劇在制作前期也會考慮到自身基礎較大的受眾群體,有選擇地加入迎合特定口味的元素,形成壹種“受眾預期”的自我實現。

《大明王朝1566》誕生於電視大眾傳播主導的時代,遵循點對面、廣播式的傳播邏輯,以全民最大公約數為內容導向,制作階段較少受流量與細分市場影響。據央視索福瑞數據統計,該劇在2007年首播時男女觀眾的比例分別為52.2%和47.8%,差異微弱。觀眾年齡層次分布也拾分均衡,15至34歲的觀眾占總人群的34.7%,35至54歲觀眾占37.9%,而54歲以上觀眾也達到了24.4%。編劇劉和平在當年曾言“這是壹部不折不扣的文學藝術作品”,也正是因對文學性的堅持,使其具有的跨越圈層的普世性價值。

然而,過去近贰拾年間,互聯網崛起與傳播邏輯的重塑,帶來了從電視“推式傳播”到網絡“拉式傳播”的范式躍遷,不同題材劇集的受眾邊界反而越發定型。算法推薦的協同過濾機制,將大眾傳播的 “廣播” 轉為個性化 “窄播”,平台基於用戶行為數據精准投喂,持續強化兩性群體與年齡群體的既有觀看偏好,不斷加固信息繭房,形成圈層化的群體繭房效應。在這樣的傳播環境中,《大明王朝1566》這樣壹部“普適性”作品的存在,容易被信息繭房遮蔽,難以被主動推送至那些原本可能喜歡它的觀眾面前。也正因如此,當下互聯網女性博主的熱情推薦,即是在重新發現壹部本就可以屬於她們的經典,也是“歷史正劇”重新展現出本就應有的廣闊空間。



《大明王朝1566》的經典場景

反復被書寫的明朝歷史中,《1566》有何獨到之處?

《大明王朝1566》巧妙圍繞嘉靖年間浙江省准備推行“改稻為桑”這壹國策展開,以嚴嵩父子為首的腐敗集團與海瑞、張居正、高拱等為代表的官員之間的權力博弈,就在這壹地方行政處理的過程中上演。該劇以小見大,以壹省的民生疾苦,折射整個國家的制度困境;以幾個官員的進退沉浮,映照“天下”與“家國”的千鈞重量。

對於個體細致入微的刻畫,以及“小人物”與“大歷史”緊密相連的命運感,是該劇的看點所在。劇中人物刻畫復雜而立體,而非簡單的非黑即白。正如劇中胡宗憲所言,“世間萬事萬物都只有壹個理,各人站的位置不同,看法不同而已”,劇中幾乎沒有絕對的好人,也沒有徹底的壞人,哪怕作為是“反派”的嚴嵩和看似昏聵的嘉靖帝,都有著不同程度令人共情和感歎的所在。有評論指出,這部劇之所以與眾不同,在於它“不是在講壹個帝王如何成就霸業的故事,而是亂局中的‘群像’”。

與《康熙王朝》《雍正王朝》等以帝王視角展開的傳統正劇不同,《大明王朝1566》中的每壹個大大小小的角色的行動都或多或少地推動著歷史的進程,都可能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在朝的忠臣、清流、嚴黨、奸臣,中立的、怕事的、膽小的、貪財的、正直的、無私的,甚至太監群體都有肆伍種不同的人物刻畫。這種力求刻畫好每壹個人物的創作精神,最終讓其如紀錄片壹般呈現出從皇帝到閣臣、從地方官到商人、從百姓到太監的完整社會圖景。在這裡,觀眾更多讀到的是歷史的洪流下裹挾的個人命運,而非絕對主角與絕對力量;思考的是人物身在其中所必須面臨的處境,而難以用價值觀念評定其人物的好壞是非。

如果說人性的復雜性讓觀眾產生同情與共鳴,那麼劇中蘊含的哲學思考,則讓它具備了穿越時間的普世價值。編劇劉和平嚴謹的創作態度為該劇留下了大量富有文學性和哲理意味的經典台詞:呂芳對馮保說的“做官要叁思:思危、思退、思變”;胡宗憲對馬寧遠說的“孔子是告訴世人,做事時不問可不可能,但問應不應該”;嘉靖對群臣說的“雲在青天水在瓶”……這些被反復引用的台詞,超越了故事本身的敘事框架,觸及了人類共同面對的生存命題。



《大明王朝1566》中的經典台詞

她們從“大明”中看見了什麼?

正如讀者接受理論所揭示,文本完成後便脫離作者意圖的壟斷,觀眾以自身經驗入場,有權提取屬於自己的意義。《大明王朝 1566》也不例外:男性觀眾常聚焦朝堂博弈、制度隱喻與歷史規律,而當下社媒女性博主的解讀,形成了鮮明的視角互補與價值偏移—— 這並非簡單的性別視角差異,而是同壹文本在不同生命經驗與觀看位置下的多元敞開。


將歷史權謀劇當作“職場生存教科書”,成為當下跨越性別和代際鴻溝的普遍現象,《潛伏》《琅琊榜》《大明王朝 1566》等作品,都被觀眾映射為組織規則、人際博弈、進退分寸的現實教材,這是當代人面對復雜社會的文本挪用與經驗投射,並不具備性別排他性。但女性觀眾的特別之處在於,她們不把權力當作唯壹終點,而是把“人在結構中的處境、選擇與韌性”當作核心關切。



某社交媒體平台上的高贊帖

在她們的推薦與解讀裡,高頻關鍵詞並非“勝敗”“權謀”“登頂”,而是自我保護、邊界感、人情世故、通透生存、道德選擇、情緒穩定。她們更願意把劇中的政治場域,轉譯為現代職場與公共生活的隱喻:胡宗憲在派系與良知間的平衡、海瑞對底線的死守與代價、高翰文從書生到官僚的妥協與掙扎,都被用來對照當代人在規則、利益、人情與自我之間的拉扯。對步入職場與公共空間的女性而言,這些內容提供了壹套非說教、可感知的“隱性規則課”—— 關於權力不對等、話語分寸、利益權衡、責任與代價,恰恰是現實中難以被直白傳授的生存智慧。

更重要的是,女性觀眾會把目光投向被宏大敘事邊緣化的女性角色與底層處境,這構成了與主流解讀最核心的分野。在以男性為絕對主體的權力敘事裡,芸娘、李妃、齊大柱妻子(齊妻)、海瑞母親(海母)等少數女性角色,成為她們情感與價值的錨點:被當作權貴籌碼的芸娘,在屈辱中保持自尊與悲憫;身處後宮不得幹政的李妃,以更清醒的判斷與更穩的格局,在暗流中影響走向;底層村婦面對動蕩與暴力,展現出樸素卻堅韌的生命力量。這些角色讓女性觀眾看見:歷史不只是帝王將相的功績簿,也是普通人在結構裡的掙扎與微光。她們讀出的不是 “女性如何奪權”,而是 “女性如何在有限空間裡守住自我、做出選擇、發出聲音”。



《大明王朝 1566》中的女性角色

這種解讀,本質上是以女性經驗重述宏大歷史:把 “誰贏誰輸” 的權力敘事,拉回到 “如何做人、如何自處、如何面對不公與壓力” 的日常命題。它不是對原作的窄化,而是對經典的再激活,讓壹部誕生於電視大眾時代的歷史正劇,在算法圈層化的今天,重新連接更廣泛的生命經驗,也讓 “歷史正劇” 本該擁有的普世性,以更柔軟、更貼近個體的方式被看見。

《大明王朝1566》這些來自女性觀眾的解讀與不同視角的推薦,並非刻意標新立異,吸引眼球,而是用自己的眼睛觀看,用自己的經驗對話經典,在觀看中獲取使自身受益的經驗。壹部優秀的影視作品本不應該受限於某種視野與框架。當經典能夠容納更多維度的解讀,能夠在不同時代與不同群體對話,它的生命力也將更加持久與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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