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任国家副主席,却总以"跑龙套"自喻...
董必武同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史良等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保持着密切联系，几乎每天一起分析形势，共商大计。这些民主人士召开的座谈会、聚餐会，每周一两次的集会，他几乎每会必到。
鲜特生的寓所“特园”成为他们常去的聚会地点。民盟总部设在这里，民盟负责人张澜也住在这里。董必武称特园为“民主之家”，后来由冯玉祥书写匾额，张澜题写楹联。重庆谈判时，毛泽东见了赞叹不已，称为“三绝”。
董必武很重视争取地方实力派。他派人联络李宗仁、白崇禧、龙云等人，做他们的工作。刘文辉回忆，自己对抗战胜利的信念能够坚定下来，与董必武的晤谈是有巨大影响的。
抗战后期，为了应对国民党的封锁，南方局把公开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通过讲演会、纪念会、座谈会、祝寿会等多种方式做统战工作。
1944年初，经毛泽东批准，南方局决定为1946年才满60周岁的董必武提前贺寿。元旦这天，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全体集会，为董必武庆祝60大寿，在重庆的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陶行知、邓初民、张申府等民主人士也到会庆贺。
中共中央给董必武发来贺寿电，称他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之一”和“模范的领导者之一”，是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老战士，现在“正代表着党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卫地位”。陶行知在祝寿诗中称其为“团结标志一老翁”“春风时雨天下公”，张申府称其为“韧性斗士”。
在董必武和周恩来的团结带领下，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开展统战工作的同时，董必武还参与领导了情报工作。
1937年12月，他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和在胡宗南身边做秘密工作的共产党员熊向晖谈话。他说：“恩来同志经验丰富，主张未雨绸缪，着手下闲棋、布冷子。”并送给熊向晖八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1938年初，曾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担任速记员的沈安娜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提出了去延安的愿望。在董必武的说服下，她放弃了这一打算，利用朱家骅老部下的身份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并成为一名中共地下党员。此后，她潜伏在国民党核心机要部门十余年，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以及蒋介石主持的高层会议上担任速记员，获取了大量极具价值的情报。
1945年，董必武在重庆秘密会见了与中共失去组织联系多年的老党员郭汝瑰，指示他继续留在国民党内部，承诺待他用行动经受组织考验后恢复其中共党籍。郭汝瑰此后担任了国防部作战厅厅长，与中共方面密晤100余次，提供了大量绝密作战计划，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特殊贡献。
董绍壬说，董必武做情报工作的站位和眼界比较高，坚决又灵活，能准确把握情报的使用时机。陈毅曾说：“董必武的一封信、一封电报，抵得上十万大军。”
抗战胜利前夕，中、苏、英、美四国决定在美国旧金山(专题)召开联合国大会。中共要求派出自己的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遭到蒋介石的坚决反对。一些国民党要员也认为，没有一个共产党人具备当代表的资格。时任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则主张接纳中共代表，并且提出，董必武就可以担任代表。
顾维钧后来回忆，他在驻法大使任上与董必武有一面之缘，在他印象中，董必武年事虽稍长，但通晓国际事务，两人在国际问题上的观点并没有太大差距。
最终，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压力下，蒋介石同意接受中共代表。董必武被任命为中国代表团正式成员，1945年6月26日，他和顾维钧等其他7位代表一起，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下名字。从此，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
联合国大会结束后，董必武在纽约(专题)停留了4个多月，会见了各方面友好人士、新闻记者及部分美国社会上层人物，筹划出版了英文的《中国解放区实录》，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中国解放区在各方面取得的成就，扩大了中共的国际影响和威望。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南方局恢复设置，董必武担任书记。1946年11月，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制宪国大”，和谈之门最后关闭，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10余人飞返延安。董必武留下主持南京、上海的工作，继续与黄炎培、张澜、章伯钧、罗隆基等保持联系，多次晤谈，予以引导。直到1947年3月，他才率中共驻南京、上海工作人员74人，周密地撤离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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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特生的寓所“特园”成为他们常去的聚会地点。民盟总部设在这里，民盟负责人张澜也住在这里。董必武称特园为“民主之家”，后来由冯玉祥书写匾额，张澜题写楹联。重庆谈判时，毛泽东见了赞叹不已，称为“三绝”。
董必武很重视争取地方实力派。他派人联络李宗仁、白崇禧、龙云等人，做他们的工作。刘文辉回忆，自己对抗战胜利的信念能够坚定下来，与董必武的晤谈是有巨大影响的。
抗战后期，为了应对国民党的封锁，南方局把公开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通过讲演会、纪念会、座谈会、祝寿会等多种方式做统战工作。
1944年初，经毛泽东批准，南方局决定为1946年才满60周岁的董必武提前贺寿。元旦这天，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全体集会，为董必武庆祝60大寿，在重庆的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陶行知、邓初民、张申府等民主人士也到会庆贺。
中共中央给董必武发来贺寿电，称他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之一”和“模范的领导者之一”，是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老战士，现在“正代表着党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卫地位”。陶行知在祝寿诗中称其为“团结标志一老翁”“春风时雨天下公”，张申府称其为“韧性斗士”。
在董必武和周恩来的团结带领下，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开展统战工作的同时，董必武还参与领导了情报工作。
1937年12月，他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和在胡宗南身边做秘密工作的共产党员熊向晖谈话。他说：“恩来同志经验丰富，主张未雨绸缪，着手下闲棋、布冷子。”并送给熊向晖八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1938年初，曾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担任速记员的沈安娜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提出了去延安的愿望。在董必武的说服下，她放弃了这一打算，利用朱家骅老部下的身份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并成为一名中共地下党员。此后，她潜伏在国民党核心机要部门十余年，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以及蒋介石主持的高层会议上担任速记员，获取了大量极具价值的情报。
1945年，董必武在重庆秘密会见了与中共失去组织联系多年的老党员郭汝瑰，指示他继续留在国民党内部，承诺待他用行动经受组织考验后恢复其中共党籍。郭汝瑰此后担任了国防部作战厅厅长，与中共方面密晤100余次，提供了大量绝密作战计划，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特殊贡献。
董绍壬说，董必武做情报工作的站位和眼界比较高，坚决又灵活，能准确把握情报的使用时机。陈毅曾说：“董必武的一封信、一封电报，抵得上十万大军。”
抗战胜利前夕，中、苏、英、美四国决定在美国旧金山(专题)召开联合国大会。中共要求派出自己的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遭到蒋介石的坚决反对。一些国民党要员也认为，没有一个共产党人具备当代表的资格。时任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则主张接纳中共代表，并且提出，董必武就可以担任代表。
顾维钧后来回忆，他在驻法大使任上与董必武有一面之缘，在他印象中，董必武年事虽稍长，但通晓国际事务，两人在国际问题上的观点并没有太大差距。
最终，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压力下，蒋介石同意接受中共代表。董必武被任命为中国代表团正式成员，1945年6月26日，他和顾维钧等其他7位代表一起，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下名字。从此，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
联合国大会结束后，董必武在纽约(专题)停留了4个多月，会见了各方面友好人士、新闻记者及部分美国社会上层人物，筹划出版了英文的《中国解放区实录》，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中国解放区在各方面取得的成就，扩大了中共的国际影响和威望。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南方局恢复设置，董必武担任书记。1946年11月，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制宪国大”，和谈之门最后关闭，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10余人飞返延安。董必武留下主持南京、上海的工作，继续与黄炎培、张澜、章伯钧、罗隆基等保持联系，多次晤谈，予以引导。直到1947年3月，他才率中共驻南京、上海工作人员74人，周密地撤离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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