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任国家副主席,却总以"跑龙套"自喻...
2026年3月5日,是董必武诞辰140周年纪念日。
从上海中共一大会场走出的中共创始人,只有董必武和毛泽东一起,最终走上了天安门城楼。一路走来,最后位至中华人(专题)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董必武总是以“补洞洞”“跑龙套”自喻。他曾告诉女儿董良翚:“中央的工作就像一支大乐队,有司鼓,有司锣,有司钹,有司弦。我呢?就是那个敲边鼓的。”
或许正因此,董必武很多时候都扮演着稳定大局、承上启下的“压舱石”角色。他也是中共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位卓越领导者。董必武长孙、湖北省董必武思想研究会会长董绍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曾有人感叹,他就像一位能预知未来的穿越者,自从接受马克思主义以来一生从未改变信仰,也几乎没有走错过路,无论经历什么风浪,始终行稳致远,善始善终。

董必武(1886—1975) 图/ 《董必武传》
“两湖毛董”
在今天的中共一大会址陈列馆中,有一句董必武1956年视察时的题词:“作始也简,将毕也巨。”这句话出自《庄子》,意为事物开始时单纯细微,后来变得纷繁壮大。
出席一大时,董必武35岁,毛泽东27岁。同为一大代表的张国焘曾回忆,董必武为人淳朴,蓄着八字胡,活像一个老学究,在谈吐中才表现出一些革命家的倔强风格。
在董绍壬看来,作为湖北人,又是清末秀才,董必武骨子里有一种文人的斗争性。他是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同盟会会员,由于他在国民革命中的资历和威望,蒋介石多次想拉拢他,都被他拒绝。
一大代表们后来命运殊途,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并且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始终保持了一致的立场和观点。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董必武在湖北发动拥有200多万农协会员的农民运动,与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一道,推动大革命迅速向长江流域发展,故当时有“南陈北李、两湖毛董”之说。“四一二政变”前夕,董必武提出“凡是革命非武装不可”,与毛泽东稍后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谋而合。
在中央苏区时,毛泽东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董必武曾任最高法院院长。后期毛泽东遭到排挤,离开了军事指挥岗位。董必武常与一些年轻干部谈心,劝他们不要跟着博古等人跑,更不要参与批判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斗争。第五次反“围剿”期间,董必武常与陈潭秋、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瞿秋白等一起议论形势,都支持毛泽东重新出来指挥。
长征时期,董必武被分配担任总卫生部妇女队队长,也称为“家属队长”。他曾对女儿董良翚回忆:“带家属队,谁都不愿意。叫我去做,我就去做。工作总要有人去做嘛!”
每到宿营地,分房子是个大难题,常有争房子的事发生。工作人员来找董必武,他只有一招:“把最坏的房子,没人愿意住的房子给我住。”这样,房子就分得下去了。
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要生产了,大部队已撤离,只有董必武和一个后勤人员及两个抬担架的民夫在一间破房子外坐等。远处枪声可闻,工作人员要急疯了,董必武却稳稳坐着。等孩子终于生下来,他们前脚出村,敌人后脚就进了村。
到达陕北后,董必武担任了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培养了大批领导骨干。从那时起,毛泽东就尊称比他大7岁多的董必武为兄,后来党内皆尊称其为“董老”。
“统一战线的前卫地位”
全面抗战爆发后,董必武奉命来到国统区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后,他担任统战委员会书记,直接领导国统区的统一战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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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从上海中共一大会场走出的中共创始人,只有董必武和毛泽东一起,最终走上了天安门城楼。一路走来,最后位至中华人(专题)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董必武总是以“补洞洞”“跑龙套”自喻。他曾告诉女儿董良翚:“中央的工作就像一支大乐队,有司鼓,有司锣,有司钹,有司弦。我呢?就是那个敲边鼓的。”
或许正因此,董必武很多时候都扮演着稳定大局、承上启下的“压舱石”角色。他也是中共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位卓越领导者。董必武长孙、湖北省董必武思想研究会会长董绍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曾有人感叹,他就像一位能预知未来的穿越者,自从接受马克思主义以来一生从未改变信仰,也几乎没有走错过路,无论经历什么风浪,始终行稳致远,善始善终。

董必武(1886—1975) 图/ 《董必武传》
“两湖毛董”
在今天的中共一大会址陈列馆中,有一句董必武1956年视察时的题词:“作始也简,将毕也巨。”这句话出自《庄子》,意为事物开始时单纯细微,后来变得纷繁壮大。
出席一大时,董必武35岁,毛泽东27岁。同为一大代表的张国焘曾回忆,董必武为人淳朴,蓄着八字胡,活像一个老学究,在谈吐中才表现出一些革命家的倔强风格。
在董绍壬看来,作为湖北人,又是清末秀才,董必武骨子里有一种文人的斗争性。他是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同盟会会员,由于他在国民革命中的资历和威望,蒋介石多次想拉拢他,都被他拒绝。
一大代表们后来命运殊途,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并且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始终保持了一致的立场和观点。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董必武在湖北发动拥有200多万农协会员的农民运动,与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一道,推动大革命迅速向长江流域发展,故当时有“南陈北李、两湖毛董”之说。“四一二政变”前夕,董必武提出“凡是革命非武装不可”,与毛泽东稍后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谋而合。
在中央苏区时,毛泽东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董必武曾任最高法院院长。后期毛泽东遭到排挤,离开了军事指挥岗位。董必武常与一些年轻干部谈心,劝他们不要跟着博古等人跑,更不要参与批判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斗争。第五次反“围剿”期间,董必武常与陈潭秋、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瞿秋白等一起议论形势,都支持毛泽东重新出来指挥。
长征时期,董必武被分配担任总卫生部妇女队队长,也称为“家属队长”。他曾对女儿董良翚回忆:“带家属队,谁都不愿意。叫我去做,我就去做。工作总要有人去做嘛!”
每到宿营地,分房子是个大难题,常有争房子的事发生。工作人员来找董必武,他只有一招:“把最坏的房子,没人愿意住的房子给我住。”这样,房子就分得下去了。
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要生产了,大部队已撤离,只有董必武和一个后勤人员及两个抬担架的民夫在一间破房子外坐等。远处枪声可闻,工作人员要急疯了,董必武却稳稳坐着。等孩子终于生下来,他们前脚出村,敌人后脚就进了村。
到达陕北后,董必武担任了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培养了大批领导骨干。从那时起,毛泽东就尊称比他大7岁多的董必武为兄,后来党内皆尊称其为“董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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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爆发后,董必武奉命来到国统区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后,他担任统战委员会书记,直接领导国统区的统一战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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