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虧欠農民",關於農民養老金的真相
“老壹輩的農民，年輕時為國家農村改革發展奉獻了壹輩子；現在老了，他們的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還落下壹身的毛病，每個月（領）100多塊養老金，真的很難很難。”全國人大代表、湖北“女糧王”畢利霞在3月7日湖北代表團小組審議上說。
接著，她哽咽道：“懇請財政部、人社部和民政部，將農村70歲以上老人的養老金每月提高至400元。”
會後，畢利霞向媒體表示，她的建議已引起財政部、民政部等相關部門的高度關注，並已通過電話與其進行了溝通。
農村養老金全稱為城鄉居民養老保險，由基礎養老金和個人賬戶養老金兩部分組成。其中，基礎養老金由中央和地方財政承擔，中央確定最低標准，各地政府再適當提高。
2026年全國兩會，農村養老金成為代表委員關注焦點。據南風窗統計，至少有10名全國人大代表提出建議，將農民基礎養老金提高至300元-1000元不等。
畢利霞哽咽地說：“懇請財政部、人社部和民政部，將農村70歲以上老人的養老金每月提高至400元”
全國人大代表、鹽津鋪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張學武提出，通過優化國資收益劃轉機制和專項稅等方式，用伍年將中國農民的養老金提高至月均1000元。全國人大代表、山西迎波米槐開發有限公司總經理雷茂端建議，用叁年時間，將70歲以上農民基礎養老金提高至每月500元。
農民養老金需要增長，已經成為多數人的共識。但關於農村養老金該如何漲、漲幅多少是合理區間，仍存在許多討論。部分專家認為，農民基礎養老金並不是社會保險，而是政府財政全額發放的福利性待遇。這也意味著，如果突然大幅提高農民基礎養老金，將給財政帶來較大負擔。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曾益告訴南風窗，未來，農民養老金仍需回歸社會保險的“互助共濟”屬性。通過更好的制度設計提高農民群體參保的積極性，才是維系農民養老金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不虧欠農民
“咱們對農民有壹種虧欠。”全國人大代表雷茂端在接受采訪時說。
他認為，農民對國家有兩重貢獻。年輕時農民交公糧，交“叁提伍統”（我國農村在20世紀80年代至21世紀初的壹項收費制度），義務修鐵路、修公路，用最原始的勞動方式支撐起國家的早期建設；到了中年，“他們以農民工的身份，用他們的血汗，築起城市的繁華”。
雷茂端還表示，當前農民還面臨沉重的代際壓力。許多人掏空壹輩子積蓄為兒女結婚買房。與此同時，大量青壯年外出務工，導致農村“空巢老人”現象普遍。許多高齡、失能以及半失能老人缺乏日常照護，生活質量低下。這些鄉村的現實，讓提高農民（尤其是70歲以上高齡老人）的養老金壹事，變得刻不容緩。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社會保障學會會長鄭功成也在受訪時表示，在提高農民養老金的過程中，應重點關注農村高齡老人。“他們是從計劃經濟時代走過來的，為國家建設付出巨大努力，應該在年老時得到保障。”鄭功成說。
他建議，對於在農村承包責任制前有記錄的參與水利設施、交通基礎設施“義務工”的農村老人，給予額外的“歷史貢獻養老金”。
鄭功成認為，應大幅度提高高齡農民的養老金待遇/圖源：央視網
事實上，在我國，農民群體連續獲得公共養老金的時間並不長。2009年，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簡稱新農保）啟動試點。2014年，新農保和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合並為城鄉居民養老保險（以下簡稱居民保）。
居民保包括基礎養老金和個人賬戶養老金兩部分。個人賬戶養老金為60周歲退休時的累計儲蓄額除以139，參保人自主選擇繳費檔次。
相對應的是，基礎養老金部分，每年由中央確定最低標准，各地政府再按照當地情況予以上調。由於地區經濟水平差異，地方補助標准也相差懸殊。以基礎養老金為例，上海和北京待遇水平領跑全國，2025年分別為1555元、998元。而這個數字，在其余省份普遍是100—300元。
如果對比企業職工、機關事業單位職工等領取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簡稱職工保）的主體，我國農民養老金的水平仍然偏低。有研究指出，2023年，算上各地補助和農民個人繳費部分，我國居民保月均養老金為223元/人，即每年2671元/人。而職工保月均養老金為3743元/人，單月比農民的養老金年收入還高，兩者相差近17倍。
曾益告訴南風窗，我國農民養老金整體偏低，與缺乏農民養老金正常的調整機制有關。農民養老金調標節奏盡管在近年已明顯加快，但前期較慢。“從2009年農民養老金制度建立至今17年，基礎養老金總共提高了6次，相當於（平均下來）每3年才調整壹次標准。”曾益說。
圖源：Unsplash（Leo_Visions 攝）
相較之下，城鎮職工養老金在制度設計之初，就考慮到了物價上漲等社會趨勢。國家每年都會發布關於調整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的通知，明確職工保養老金的上漲幅度。2009-2015年，職工保養老金連續7年保持每年10%的增幅。
如此壹來，在不同年齡段群體中，60～70歲群體的城鄉收入差距是所有年齡段群體中最大的。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左小雁在2021年的壹篇論文中寫道：農村老年人養老保障水平明顯不足，導致農村老年人的養老還需要依賴家庭轉移性收入、經營性收入、工資性收入等來補足。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24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也能透視其中的壹角，報告顯示，全國農民工平均年齡43.2歲。其中，50歲以上的農民工占近叁分之壹，約31.6%。
按照這壹數據，北京改革和發展研究會研究員王明遠測算，我國約有10.8%的農民工超過60歲。也就是說，我國約有3214萬的超齡農民工，即使到了退休年齡依然在工作。
農民工年齡構成/圖源：國家統計局《2024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
偏低的養老金水平構成了部分農村老年人的困境，同時抑制了社會消費的信心。摩根士丹利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邢自強近日受訪時表示，過去幾年，由於公眾在養老、教育等方面的擔憂，形成了大量以定期存款形式存在的超額儲蓄。居民超額儲蓄不利於消費，也不利於提振經濟。
他認為，社保體系的夯實能直接降低居民的後顧之憂，釋放消費潛力。按照他的測算，如果我國在未來伍年持續加大社保投入，到2030年居民儲蓄率有望降低0.6個百分點。
雷茂端也在受訪時強調，提高農民養老金最直接的效果就是促進消費。這部分資金將轉化為消費，讓農村老人敢於買油鹽、敢看病、敢添置衣物。“這不僅僅是農村老人每月多領幾百元的事，更是讓整個社會變得更有溫度、更有活力的關鍵舉措。”
該漲多少？“參考低保”
給農民提高養老金有利於縮小貧富差距，有利於全社會的發展。但對於給農民的漲幅，不同人大代表、專家的思路和構想出現了很大差異。
全國人大代表張學武認為，應該在2030年左右將農民養老金提高至人均1000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也在2025年公開演講時提出“叁步走”方案，5年內將農民養老金沖至1000元。
多年來呼吁給農民漲養老金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社會保障學會會長鄭功成卻在受訪時表示：“我不贊成普遍性地將居民養老金壹下提500元、提1000元。”
他說：“這不現實，亦不符合制度規律，更不利於長遠。 ”他認為具體數額不能壹概而論，需要分類推出政策。
農民基礎養老金究竟該漲多少為合理區間？
在國際上，壹個常見的衡量指標叫養老金替代率，指勞動者退休時的養老金水平，與退休前工資收入之間的比率。國際勞工組織在相關公約中提出，養老金最低替代率標准為45%～55%。曾益告訴南風窗，要想在退休後維持基本生活和消費，合意替代率應在55%左右。
數據顯示，2025年中國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4456元。如果以合意替代率來測算，要想大致維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農民退休後的養老金年收入應為13450元。換算成月份，農民養老金應為1120元。
當前的養老金水平顯然無法滿足這壹條件。曾益表示，許多學者和官員目前都主張，參照農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低保），來調整養老金水平。
官方文件顯示，我國低保與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水平掛鉤，各地再綜合考慮經濟發展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財力狀況等確定量化比例，每年動態調整。壹般而言，各地低保標准為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水平的35%-45%。
曾益對南風窗表示，即使參考低保，當前的農民養老金水平也仍有壹定距離。全國各省市的低保標准目前達500-600元，但根據2024年公布的最新數據，我國農村平均養老金為每月246元。
“將農村養老金調整至低保水平，會帶來壹定的財力負擔。”曾益說。他曾測算，如果將當前1.8億農民的基礎養老金調整至每月500元，將給政府帶來每年約5400億元的財政支出。
“但同時，這壹支出對政府來說，仍是可以承受的。”他表示。特別是2022年以來，占更多財政補貼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啟動了全國統籌，以解決省際間基金收入失衡問題。曾益認為，如此壹來，中央財政負擔將有所減輕，有利於將部分財政投入農民基礎養老金。
不過，曾益提到，我國老齡化趨勢預示著老年人口在未來只增不減，加上人均壽命的提高，未來農村養老金的支出給財政的負擔會加大。這也是當前我國采取漸進式路線，暫未大幅提高農民基礎養老金的主要原因。
廣西柳州市柳江區叁都鎮覺山村，村民們在樹下挑選蔬菜/新華社記者 黃孝邦 攝
知名經濟學家李迅雷亦在2025年撰文指出，財政對基本養老保險的補貼偏剛性，有點類似於政府債務。他預計，未來社保基金對財政補貼的需求可能較快上升。
不支持給農民壹下漲養老金至1000元的鄭功成，也考慮到了這壹點。他在2026年兩會期間強調，養老金制度具有顯著剛性發展特征，因此，不僅需理性建制，且需理性發展。
“要持續、漸進、加大提升幅度，這符合制度發展規律。更重要的是，要分人群來提升。我特別強調年齡要作為依據，重點關注高齡老人。”鄭功成說。
中國政法大學法和經濟學研究中心教授胡繼曄也曾表示，在工資、養老、社會福利等問題的改革中，存在所謂“棘輪效應”，即“單方向運轉，只能漲不能降，否則容易激發社會矛盾”。
漸進式增長成為當前調整農民基礎養老金更可能的路線。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式現代化研究院院長張翼提出，提高農民養老金應堅持量力而行的原則。他建議，基礎養老金最低標准每年增長約30元，爭取2035年使農民養老金總額達到每月500-600元。
更重要的事
無論步伐快慢，提高農民基礎養老金將成為大勢所趨。鄭功成在受訪時表示，2026年全國兩會發出了拾分明確的信號：扎實推進共同富裕的步伐明顯加快。這壹宏觀政策取向背後，“投資於人”的思路越來越清晰。
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顯示，農村基礎養老金最低標准將從每月143元提至163元，實現20元的“叁連漲”。而過去3年的漲幅，已經相當於此前14年的漲幅。
各地政府都在積極推動這壹新轉型。曾益告訴南風窗，他在2025年接到湖北省人社廳發起的壹項課題。對方表示，希望建立農民養老金的正常調整機制，令基礎養老金逐步追上農村的低保水平。
考慮到農村居民年人均消費支出、地方政府財力、通貨膨脹、內部人口結構等諸多因素，曾益團隊最終折算出了壹條公式，得出月人均待遇。他告訴南風窗，按照這壹公式計算，湖北省的農民養老金可達人均每月460元。剔除個人繳費部分，基礎養老金為350元。這壹漲幅不會給地方政府帶來財政負擔。
在積極推動農民基礎養老金上漲的同時，社會保險專家在采訪中強調，從養老金的可持續發展角度來看，未來更應推動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回歸社會保險屬性。
曾益解釋，社會保險的屬性是“互助共濟”，即收入高的群體，通過更高的繳費來資助低收入群體。但是，當前的居民保沒能實現互助共濟。我國農民自主繳費的積極性不高，養老金來源仍靠財政支持的基礎養老金。
鄭功成也強調，我國城鄉居民養老保險不是單純的社會養老保險，而是“福利性+保險性”的復合型制度安排。基礎養老金是政府財政全額負責發放的福利性待遇。
“國家財政資金的有限性，決定了我們不可能讓幾億人都指望著政府供款的基礎養老金來解決老年生活保障問題，還是需要激發其內生動力。”
他認為，老壹輩可以靠領取這類福利待遇維持，但今後，中青年農民需要走多方分擔繳費責任的社會養老保險之路，其社會保險色彩將愈加濃厚。
提高農民參保率，成為維系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可持續的關鍵。鄭功成在接受紅星新聞采訪時表示，現在農民參保積極性不高，很重要的原因是繳費責任無人分擔。大部分農民屬於低收入階層，全部費用自己承擔，自然沒有動力繳費。
相較之下，城鎮職工的社保為強制繳費，企業或單位也會為其承擔部分，繳費動力更強。
“關鍵是要（為農民）找到繳費責任分擔者，”他說，“政府應分擔責任。如政府能分擔更多繳費責任，中青年農民參保積極性就會調動起來。同時，集體經濟發展好的地方，集體經濟組織應為村民分擔繳費。”
曾益也認為，我國居民保在制度設計上沒能成功鼓勵農民往更高檔次繳費。他舉例，在壹些地區，農民自主繳費200元/年時，政府補貼40元，但是當農民自主繳費到500元/年時，政府補貼為50元。繳費越多，財政補貼比例反而更低了，這壹設計降低了農民往上繳費的積極性。
他建議，“應將財政補貼率進行梯度劃分。參保人繳費檔次越高，財政補貼率高，這樣才能推動農民參保，而不是完全依賴財政補貼。”
不可忽視的是，隨著城鎮化率提高，人口在城鄉間流動，農民的角色和需求也在變化。其中，還有許多細節和堵點，影響農民參保。例如，當前，城鄉居民社會保險仍是按戶籍地辦理，大量城鎮常住居民無法在實際居住地參保。
張翼認為，要想提高農民老年的生活水平，還應加大農民工的市民化程度。“要讓農民工在什麼地方就業，就在什麼地方參加養老保險，並在什麼地方均等化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務。”
他建議，未來可以推動3億農民工中收入相對較高的人口逐漸轉化為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從而大大改善老年人口的生活質量。
除了政府主導的社會保險，養老金融也在近年來成為解決養老問題的新興手段。平安集團聯席首席執行官郭曉濤近日表示，“金融養老和醫療養老是中國未來規模最大、增速最快、協同性高的兩大行業。”平安將優化金融、醫療、養老資源配置，實現從“小眾低頻服務”到“大眾普惠服務”的躍遷。
與農民群體有關的社會保障問題，需要每壹個細節得到落實和改善，才能提振農民的參保積極性。
信心將影響養老保險制度的維系。如鄭功成所言，當前主張給農村老人增加基礎養老金，實際上是對年輕農民參保的壹種正向激勵。
“年輕人現在繳的養老保險費，（如果）能直接惠及他的父輩，也為他的子輩做示范，讓養老保險與父輩、子輩利益切實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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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她哽咽道：“懇請財政部、人社部和民政部，將農村70歲以上老人的養老金每月提高至400元。”
會後，畢利霞向媒體表示，她的建議已引起財政部、民政部等相關部門的高度關注，並已通過電話與其進行了溝通。
農村養老金全稱為城鄉居民養老保險，由基礎養老金和個人賬戶養老金兩部分組成。其中，基礎養老金由中央和地方財政承擔，中央確定最低標准，各地政府再適當提高。
2026年全國兩會，農村養老金成為代表委員關注焦點。據南風窗統計，至少有10名全國人大代表提出建議，將農民基礎養老金提高至300元-1000元不等。
畢利霞哽咽地說：“懇請財政部、人社部和民政部，將農村70歲以上老人的養老金每月提高至400元”
全國人大代表、鹽津鋪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張學武提出，通過優化國資收益劃轉機制和專項稅等方式，用伍年將中國農民的養老金提高至月均1000元。全國人大代表、山西迎波米槐開發有限公司總經理雷茂端建議，用叁年時間，將70歲以上農民基礎養老金提高至每月500元。
農民養老金需要增長，已經成為多數人的共識。但關於農村養老金該如何漲、漲幅多少是合理區間，仍存在許多討論。部分專家認為，農民基礎養老金並不是社會保險，而是政府財政全額發放的福利性待遇。這也意味著，如果突然大幅提高農民基礎養老金，將給財政帶來較大負擔。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曾益告訴南風窗，未來，農民養老金仍需回歸社會保險的“互助共濟”屬性。通過更好的制度設計提高農民群體參保的積極性，才是維系農民養老金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不虧欠農民
“咱們對農民有壹種虧欠。”全國人大代表雷茂端在接受采訪時說。
他認為，農民對國家有兩重貢獻。年輕時農民交公糧，交“叁提伍統”（我國農村在20世紀80年代至21世紀初的壹項收費制度），義務修鐵路、修公路，用最原始的勞動方式支撐起國家的早期建設；到了中年，“他們以農民工的身份，用他們的血汗，築起城市的繁華”。
雷茂端還表示，當前農民還面臨沉重的代際壓力。許多人掏空壹輩子積蓄為兒女結婚買房。與此同時，大量青壯年外出務工，導致農村“空巢老人”現象普遍。許多高齡、失能以及半失能老人缺乏日常照護，生活質量低下。這些鄉村的現實，讓提高農民（尤其是70歲以上高齡老人）的養老金壹事，變得刻不容緩。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社會保障學會會長鄭功成也在受訪時表示，在提高農民養老金的過程中，應重點關注農村高齡老人。“他們是從計劃經濟時代走過來的，為國家建設付出巨大努力，應該在年老時得到保障。”鄭功成說。
他建議，對於在農村承包責任制前有記錄的參與水利設施、交通基礎設施“義務工”的農村老人，給予額外的“歷史貢獻養老金”。
鄭功成認為，應大幅度提高高齡農民的養老金待遇/圖源：央視網
事實上，在我國，農民群體連續獲得公共養老金的時間並不長。2009年，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簡稱新農保）啟動試點。2014年，新農保和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合並為城鄉居民養老保險（以下簡稱居民保）。
居民保包括基礎養老金和個人賬戶養老金兩部分。個人賬戶養老金為60周歲退休時的累計儲蓄額除以139，參保人自主選擇繳費檔次。
相對應的是，基礎養老金部分，每年由中央確定最低標准，各地政府再按照當地情況予以上調。由於地區經濟水平差異，地方補助標准也相差懸殊。以基礎養老金為例，上海和北京待遇水平領跑全國，2025年分別為1555元、998元。而這個數字，在其余省份普遍是100—300元。
如果對比企業職工、機關事業單位職工等領取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簡稱職工保）的主體，我國農民養老金的水平仍然偏低。有研究指出，2023年，算上各地補助和農民個人繳費部分，我國居民保月均養老金為223元/人，即每年2671元/人。而職工保月均養老金為3743元/人，單月比農民的養老金年收入還高，兩者相差近17倍。
曾益告訴南風窗，我國農民養老金整體偏低，與缺乏農民養老金正常的調整機制有關。農民養老金調標節奏盡管在近年已明顯加快，但前期較慢。“從2009年農民養老金制度建立至今17年，基礎養老金總共提高了6次，相當於（平均下來）每3年才調整壹次標准。”曾益說。
圖源：Unsplash（Leo_Visions 攝）
相較之下，城鎮職工養老金在制度設計之初，就考慮到了物價上漲等社會趨勢。國家每年都會發布關於調整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的通知，明確職工保養老金的上漲幅度。2009-2015年，職工保養老金連續7年保持每年10%的增幅。
如此壹來，在不同年齡段群體中，60～70歲群體的城鄉收入差距是所有年齡段群體中最大的。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左小雁在2021年的壹篇論文中寫道：農村老年人養老保障水平明顯不足，導致農村老年人的養老還需要依賴家庭轉移性收入、經營性收入、工資性收入等來補足。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24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也能透視其中的壹角，報告顯示，全國農民工平均年齡43.2歲。其中，50歲以上的農民工占近叁分之壹，約31.6%。
按照這壹數據，北京改革和發展研究會研究員王明遠測算，我國約有10.8%的農民工超過60歲。也就是說，我國約有3214萬的超齡農民工，即使到了退休年齡依然在工作。
農民工年齡構成/圖源：國家統計局《2024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
偏低的養老金水平構成了部分農村老年人的困境，同時抑制了社會消費的信心。摩根士丹利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邢自強近日受訪時表示，過去幾年，由於公眾在養老、教育等方面的擔憂，形成了大量以定期存款形式存在的超額儲蓄。居民超額儲蓄不利於消費，也不利於提振經濟。
他認為，社保體系的夯實能直接降低居民的後顧之憂，釋放消費潛力。按照他的測算，如果我國在未來伍年持續加大社保投入，到2030年居民儲蓄率有望降低0.6個百分點。
雷茂端也在受訪時強調，提高農民養老金最直接的效果就是促進消費。這部分資金將轉化為消費，讓農村老人敢於買油鹽、敢看病、敢添置衣物。“這不僅僅是農村老人每月多領幾百元的事，更是讓整個社會變得更有溫度、更有活力的關鍵舉措。”
該漲多少？“參考低保”
給農民提高養老金有利於縮小貧富差距，有利於全社會的發展。但對於給農民的漲幅，不同人大代表、專家的思路和構想出現了很大差異。
全國人大代表張學武認為，應該在2030年左右將農民養老金提高至人均1000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也在2025年公開演講時提出“叁步走”方案，5年內將農民養老金沖至1000元。
多年來呼吁給農民漲養老金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社會保障學會會長鄭功成卻在受訪時表示：“我不贊成普遍性地將居民養老金壹下提500元、提1000元。”
他說：“這不現實，亦不符合制度規律，更不利於長遠。 ”他認為具體數額不能壹概而論，需要分類推出政策。
農民基礎養老金究竟該漲多少為合理區間？
在國際上，壹個常見的衡量指標叫養老金替代率，指勞動者退休時的養老金水平，與退休前工資收入之間的比率。國際勞工組織在相關公約中提出，養老金最低替代率標准為45%～55%。曾益告訴南風窗，要想在退休後維持基本生活和消費，合意替代率應在55%左右。
數據顯示，2025年中國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4456元。如果以合意替代率來測算，要想大致維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農民退休後的養老金年收入應為13450元。換算成月份，農民養老金應為1120元。
當前的養老金水平顯然無法滿足這壹條件。曾益表示，許多學者和官員目前都主張，參照農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低保），來調整養老金水平。
官方文件顯示，我國低保與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水平掛鉤，各地再綜合考慮經濟發展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財力狀況等確定量化比例，每年動態調整。壹般而言，各地低保標准為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水平的35%-45%。
曾益對南風窗表示，即使參考低保，當前的農民養老金水平也仍有壹定距離。全國各省市的低保標准目前達500-600元，但根據2024年公布的最新數據，我國農村平均養老金為每月246元。
“將農村養老金調整至低保水平，會帶來壹定的財力負擔。”曾益說。他曾測算，如果將當前1.8億農民的基礎養老金調整至每月500元，將給政府帶來每年約5400億元的財政支出。
“但同時，這壹支出對政府來說，仍是可以承受的。”他表示。特別是2022年以來，占更多財政補貼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啟動了全國統籌，以解決省際間基金收入失衡問題。曾益認為，如此壹來，中央財政負擔將有所減輕，有利於將部分財政投入農民基礎養老金。
不過，曾益提到，我國老齡化趨勢預示著老年人口在未來只增不減，加上人均壽命的提高，未來農村養老金的支出給財政的負擔會加大。這也是當前我國采取漸進式路線，暫未大幅提高農民基礎養老金的主要原因。
廣西柳州市柳江區叁都鎮覺山村，村民們在樹下挑選蔬菜/新華社記者 黃孝邦 攝
知名經濟學家李迅雷亦在2025年撰文指出，財政對基本養老保險的補貼偏剛性，有點類似於政府債務。他預計，未來社保基金對財政補貼的需求可能較快上升。
不支持給農民壹下漲養老金至1000元的鄭功成，也考慮到了這壹點。他在2026年兩會期間強調，養老金制度具有顯著剛性發展特征，因此，不僅需理性建制，且需理性發展。
“要持續、漸進、加大提升幅度，這符合制度發展規律。更重要的是，要分人群來提升。我特別強調年齡要作為依據，重點關注高齡老人。”鄭功成說。
中國政法大學法和經濟學研究中心教授胡繼曄也曾表示，在工資、養老、社會福利等問題的改革中，存在所謂“棘輪效應”，即“單方向運轉，只能漲不能降，否則容易激發社會矛盾”。
漸進式增長成為當前調整農民基礎養老金更可能的路線。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式現代化研究院院長張翼提出，提高農民養老金應堅持量力而行的原則。他建議，基礎養老金最低標准每年增長約30元，爭取2035年使農民養老金總額達到每月500-600元。
更重要的事
無論步伐快慢，提高農民基礎養老金將成為大勢所趨。鄭功成在受訪時表示，2026年全國兩會發出了拾分明確的信號：扎實推進共同富裕的步伐明顯加快。這壹宏觀政策取向背後，“投資於人”的思路越來越清晰。
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顯示，農村基礎養老金最低標准將從每月143元提至163元，實現20元的“叁連漲”。而過去3年的漲幅，已經相當於此前14年的漲幅。
各地政府都在積極推動這壹新轉型。曾益告訴南風窗，他在2025年接到湖北省人社廳發起的壹項課題。對方表示，希望建立農民養老金的正常調整機制，令基礎養老金逐步追上農村的低保水平。
考慮到農村居民年人均消費支出、地方政府財力、通貨膨脹、內部人口結構等諸多因素，曾益團隊最終折算出了壹條公式，得出月人均待遇。他告訴南風窗，按照這壹公式計算，湖北省的農民養老金可達人均每月460元。剔除個人繳費部分，基礎養老金為350元。這壹漲幅不會給地方政府帶來財政負擔。
在積極推動農民基礎養老金上漲的同時，社會保險專家在采訪中強調，從養老金的可持續發展角度來看，未來更應推動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回歸社會保險屬性。
曾益解釋，社會保險的屬性是“互助共濟”，即收入高的群體，通過更高的繳費來資助低收入群體。但是，當前的居民保沒能實現互助共濟。我國農民自主繳費的積極性不高，養老金來源仍靠財政支持的基礎養老金。
鄭功成也強調，我國城鄉居民養老保險不是單純的社會養老保險，而是“福利性+保險性”的復合型制度安排。基礎養老金是政府財政全額負責發放的福利性待遇。
“國家財政資金的有限性，決定了我們不可能讓幾億人都指望著政府供款的基礎養老金來解決老年生活保障問題，還是需要激發其內生動力。”
他認為，老壹輩可以靠領取這類福利待遇維持，但今後，中青年農民需要走多方分擔繳費責任的社會養老保險之路，其社會保險色彩將愈加濃厚。
提高農民參保率，成為維系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可持續的關鍵。鄭功成在接受紅星新聞采訪時表示，現在農民參保積極性不高，很重要的原因是繳費責任無人分擔。大部分農民屬於低收入階層，全部費用自己承擔，自然沒有動力繳費。
相較之下，城鎮職工的社保為強制繳費，企業或單位也會為其承擔部分，繳費動力更強。
“關鍵是要（為農民）找到繳費責任分擔者，”他說，“政府應分擔責任。如政府能分擔更多繳費責任，中青年農民參保積極性就會調動起來。同時，集體經濟發展好的地方，集體經濟組織應為村民分擔繳費。”
曾益也認為，我國居民保在制度設計上沒能成功鼓勵農民往更高檔次繳費。他舉例，在壹些地區，農民自主繳費200元/年時，政府補貼40元，但是當農民自主繳費到500元/年時，政府補貼為50元。繳費越多，財政補貼比例反而更低了，這壹設計降低了農民往上繳費的積極性。
他建議，“應將財政補貼率進行梯度劃分。參保人繳費檔次越高，財政補貼率高，這樣才能推動農民參保，而不是完全依賴財政補貼。”
不可忽視的是，隨著城鎮化率提高，人口在城鄉間流動，農民的角色和需求也在變化。其中，還有許多細節和堵點，影響農民參保。例如，當前，城鄉居民社會保險仍是按戶籍地辦理，大量城鎮常住居民無法在實際居住地參保。
張翼認為，要想提高農民老年的生活水平，還應加大農民工的市民化程度。“要讓農民工在什麼地方就業，就在什麼地方參加養老保險，並在什麼地方均等化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務。”
他建議，未來可以推動3億農民工中收入相對較高的人口逐漸轉化為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從而大大改善老年人口的生活質量。
除了政府主導的社會保險，養老金融也在近年來成為解決養老問題的新興手段。平安集團聯席首席執行官郭曉濤近日表示，“金融養老和醫療養老是中國未來規模最大、增速最快、協同性高的兩大行業。”平安將優化金融、醫療、養老資源配置，實現從“小眾低頻服務”到“大眾普惠服務”的躍遷。
與農民群體有關的社會保障問題，需要每壹個細節得到落實和改善，才能提振農民的參保積極性。
信心將影響養老保險制度的維系。如鄭功成所言，當前主張給農村老人增加基礎養老金，實際上是對年輕農民參保的壹種正向激勵。
“年輕人現在繳的養老保險費，（如果）能直接惠及他的父輩，也為他的子輩做示范，讓養老保險與父輩、子輩利益切實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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