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系系统运转的人,往往最没有话语权
到了数据和AI治理领域，这种混合形态会更加明显。我们已经看到“数据合作社”开始出现：成员把自己的数据汇集起来，把它当作一种共享资源，集体决定这些数据如何被管理和使用。瑞士的MIDATA就是一个例子。在这个体系里，公民可以在民主监督下，共同决定自己的健康数据如何被用于科研和AI开发。
与此同时，围绕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AO）的实验也在继续。它是一种基于区块链的治理形式。的确，有些 DAO 带有很强的投机色彩，但也有一些在认真探索：能不能把合作社的原则，比如共同治理、成员控制，写进代码之中。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各种所有权结构正在相互交织。合作社原本强调的“一人一票”、民主控制、盈余返还成员等原则，正在和新的技术工具结合起来，比如密码学治理、联邦式云基础设施，以及数据托管机制。换句话说，平台合作社并非一张静态蓝图，是仍在展开中的创新现场。
当地时间2026年2月5日，印度新德里，印度内政与合作部长阿米特·沙阿在 Vigyan Bhawan 推出印度首个合作制网约车平台 Bharat Taxi，印度合作国务部长克里尚·帕尔·古尔贾尔、合作与民航国务部长穆尔利达尔·莫霍尔等人出席活动。（图片来源：视觉中国）当地时间2026年2月5日，印度新德里，印度内政与合作部长阿米特·沙阿在 Vigyan Bhawan 推出印度首个合作制网约车平台 Bharat Taxi，印度合作国务部长克里尚·帕尔·古尔贾尔、合作与民航国务部长穆尔利达尔·莫霍尔等人出席活动。（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界面文化：你在十多年前就提出“平台合作主义”的概念，今天再提这个概念，你觉得它有了什么变化？
特雷博尔·朔尔茨：早年很多人相信，合作社平台可以成长为下一个谷歌或苹果，今天看，这样的期待已经不现实了。真正重要的问题不是神话为什么破灭，是神话退场之后，人们在现实里还能做什么。
过去十年，成千上万的组织一直在尝试不同的平台合作模式，其中逐渐沉淀出一些相对稳定的实践。真正可行的路径，往往不是纯粹的理想模型，是各种混合型方案。比如在印度，由合作部推动的Bharat Taxi，依托社区所有的平台技术，已经吸纳了大约十万名司机。类似的尝试，在里约热内卢的市属网约车项目中也能看到，即便有些合作社仍以分包商形式存在，它们依然尽力保留集体所有、民主治理和劳动者保护这些核心原则。
另一个经常被忽视的问题是，平台合作社不能被孤立来看。它们只有被放进一个更大的支持系统里，才更有可能长期存续。比如共享的数字基础设施、技术支持、制度资源，都会影响它能走多远。这也意味着，合作不能只停留在平台表面，要延伸到它背后的供应链和更广泛的协作网络中。
02 AI基础设施背后，真正的问题是所有权
界面文化： “所有权”是你在书中反复强调的核心问题。互联网平台往往被看成是中立的平台，为什么它背后的“所有权结构”，长期没有被当作一个核心问题来讨论？
特雷博尔·朔尔茨：技术从来不是中立的。互联网本身就起源于美国的军事项目，它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工具，也是一种治理方式。数字系统看上去只是帮助人们行动，但实际上，它们会把一些政治选择写进代码里，进而影响人们如何行动。
朗登·温纳在《技术物具有政治性》中很早就指出了这一点。到了今天，这个判断已经变得更加直观。少数大型科技公司高度集中的权力，正在决定数字世界的规则。比如，一些AI系统会系统性地过滤某些政治议题，这往往是治理逻辑本身的体现。也正因为如此，所有权问题不能再被绕开，因为一个人不可能真正改变一套自己既不拥有、也不控制的系统。
到了人工智能时代，这种集中趋势只会更明显。今天，全球约三分之二、几乎所有AI系统所依赖的云基础设施，掌握在亚马逊、微软和谷歌三家公司手中。当像英伟达这样的企业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塑造人们获取算力的方式时，所有权就不再只是一个抽象概念，是基础设施层面的直接权力。
界面文化：说到这一点，你觉得现在的生成式AI会不会改变平台劳动？
特雷博尔·朔尔茨：生成式AI并没有真正改变平台劳动，它只是让这套结构变得更难被看见了。
早期的众包劳动者无论身在何处，时薪通常只有一到两美元。今天这种模式并没有消失，只是更系统地转移到了全球南方——大量数据工人仍以相近的报酬，支撑着今天被称为“人工智能”的系统运转。换句话说，AI经济依旧建立在大规模、低报酬、分散且隐形的劳动之上，只不过外面套上了一层更新、更具未来感的技术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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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围绕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AO）的实验也在继续。它是一种基于区块链的治理形式。的确，有些 DAO 带有很强的投机色彩，但也有一些在认真探索：能不能把合作社的原则，比如共同治理、成员控制，写进代码之中。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各种所有权结构正在相互交织。合作社原本强调的“一人一票”、民主控制、盈余返还成员等原则，正在和新的技术工具结合起来，比如密码学治理、联邦式云基础设施，以及数据托管机制。换句话说，平台合作社并非一张静态蓝图，是仍在展开中的创新现场。
当地时间2026年2月5日，印度新德里，印度内政与合作部长阿米特·沙阿在 Vigyan Bhawan 推出印度首个合作制网约车平台 Bharat Taxi，印度合作国务部长克里尚·帕尔·古尔贾尔、合作与民航国务部长穆尔利达尔·莫霍尔等人出席活动。（图片来源：视觉中国）当地时间2026年2月5日，印度新德里，印度内政与合作部长阿米特·沙阿在 Vigyan Bhawan 推出印度首个合作制网约车平台 Bharat Taxi，印度合作国务部长克里尚·帕尔·古尔贾尔、合作与民航国务部长穆尔利达尔·莫霍尔等人出席活动。（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界面文化：你在十多年前就提出“平台合作主义”的概念，今天再提这个概念，你觉得它有了什么变化？
特雷博尔·朔尔茨：早年很多人相信，合作社平台可以成长为下一个谷歌或苹果，今天看，这样的期待已经不现实了。真正重要的问题不是神话为什么破灭，是神话退场之后，人们在现实里还能做什么。
过去十年，成千上万的组织一直在尝试不同的平台合作模式，其中逐渐沉淀出一些相对稳定的实践。真正可行的路径，往往不是纯粹的理想模型，是各种混合型方案。比如在印度，由合作部推动的Bharat Taxi，依托社区所有的平台技术，已经吸纳了大约十万名司机。类似的尝试，在里约热内卢的市属网约车项目中也能看到，即便有些合作社仍以分包商形式存在，它们依然尽力保留集体所有、民主治理和劳动者保护这些核心原则。
另一个经常被忽视的问题是，平台合作社不能被孤立来看。它们只有被放进一个更大的支持系统里，才更有可能长期存续。比如共享的数字基础设施、技术支持、制度资源，都会影响它能走多远。这也意味着，合作不能只停留在平台表面，要延伸到它背后的供应链和更广泛的协作网络中。
02 AI基础设施背后，真正的问题是所有权
界面文化： “所有权”是你在书中反复强调的核心问题。互联网平台往往被看成是中立的平台，为什么它背后的“所有权结构”，长期没有被当作一个核心问题来讨论？
特雷博尔·朔尔茨：技术从来不是中立的。互联网本身就起源于美国的军事项目，它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工具，也是一种治理方式。数字系统看上去只是帮助人们行动，但实际上，它们会把一些政治选择写进代码里，进而影响人们如何行动。
朗登·温纳在《技术物具有政治性》中很早就指出了这一点。到了今天，这个判断已经变得更加直观。少数大型科技公司高度集中的权力，正在决定数字世界的规则。比如，一些AI系统会系统性地过滤某些政治议题，这往往是治理逻辑本身的体现。也正因为如此，所有权问题不能再被绕开，因为一个人不可能真正改变一套自己既不拥有、也不控制的系统。
到了人工智能时代，这种集中趋势只会更明显。今天，全球约三分之二、几乎所有AI系统所依赖的云基础设施，掌握在亚马逊、微软和谷歌三家公司手中。当像英伟达这样的企业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塑造人们获取算力的方式时，所有权就不再只是一个抽象概念，是基础设施层面的直接权力。
界面文化：说到这一点，你觉得现在的生成式AI会不会改变平台劳动？
特雷博尔·朔尔茨：生成式AI并没有真正改变平台劳动，它只是让这套结构变得更难被看见了。
早期的众包劳动者无论身在何处，时薪通常只有一到两美元。今天这种模式并没有消失，只是更系统地转移到了全球南方——大量数据工人仍以相近的报酬，支撑着今天被称为“人工智能”的系统运转。换句话说，AI经济依旧建立在大规模、低报酬、分散且隐形的劳动之上，只不过外面套上了一层更新、更具未来感的技术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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