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系系统运转的人,往往最没有话语权
界面文化： 你提到人们总觉得主流的政治经济想象是“别无选择”，你觉得哪些假设最常被视为理所当然？
特雷博尔·朔尔茨：一个被默认的前提是，好像只要谈到规模，就一定要中心化。似乎大型系统只有依靠自上而下的层级治理，才能高效运转。分布式或联邦式治理，往往还没被认真讨论，就先被视为低效，或者过于理想。我担心正是这种想法，让我们过早放弃了别的可能性，比如合作社式、或者多中心的制度设计，它们未必不能在大规模条件下运转。
第二个常被默认的前提，是创新主要依赖资本配置，尤其是风险投资。久而久之，“获得风投支持的公司”就成了技术发展的标准答案。但我们很少认真去想，互助社、合作社是否也可能带来另一种创新路径，以及另一种分配结果。
还有一个更隐蔽的前提，是主流想象总倾向于把人理解成消费者、雇员或股东，而不是制度的设计者。这种限制是认知性的，当我们对自身能改变什么的想象不断缩小，制度的多样性也会随之萎缩。
”[德
界面文化： 大多数读者都不太清楚你说的”平台合作社“是什么，可以解释一下吗？
特雷博尔·朔尔茨：平台合作社也是一种数字平台。表面上看，它和我们熟悉的打车软件、外卖平台没有那么不同，同样有 App、算法和撮合系统。真正不同的地方在于“所有权”，也就是谁拥有它，以及由谁决定它怎么运转。传统平台通常由外部股东控制，平台合作社则更多掌握在真正使用它的人手里，比如劳动者和用户，或者两者共同参与。
这些年，全球的平台合作社已经覆盖大约120万名劳动者，尤其在清洁、照护和配送这些行业。它不只是一个理想化的想法，在一些案例里，劳动者的收入可以达到主流平台的两倍，还拥有更稳定的排班、以及对平台规则的发言权。劳动者不再只是被管理的人，而是可以直接参与决定平台怎么运行，比如价格、数据，以及未来往哪个方向发展。他们不是只能等待政府来改革平台规则，而是在现实中先把另一种更民主的经济关系实践出来。
举个例子，西班牙格拉纳达的Givit配送合作社（Givit Delivery Cooperative），是一家由工人共同拥有的配送平台，已经可以在较大规模上提供“最后一公里”快递服务。到2025年，它每月配送订单超过20万单，拥有900多名活跃工人社员。和典型的零工劳动不同，这里的工人是雇员身份，有社会保障，收入也更稳定。
合作社之所以在公共视野里显得“不起眼”，并非因为它们真的无足轻重，是因为它们很少进入商学院、法学院和主流商业叙事，用葛兰西的话说，这是“常识”被塑造的结果：某些经济形式被不断讲述、被视为天然合理，另一些可能性则慢慢退出了人们的想象。
但不显眼不等于边缘。全球大约有10%的劳动力在合作社中就业，它们也一直在现实中改善着数以百万计人的生活，之所以经常被描述为“缺乏竞争力”，更多说明的是一种主流叙事的成功，而不一定是事实本身。
界面文化： 听起来是很理想的组织方式，但它们在现实中具体是怎么真正实现的？
特雷博尔·朔尔茨：这就涉及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平台合作社在法律上并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固定形式。它更像是一组还在不断摸索中的法律和组织实验，会根据所在行业、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法律环境，以及具体使用的技术而调整。
在一些地方，它就是比较传统的工人合作社；在另一些地方，它会把合作社所有权和LLC（有限责任公司）这样的公司结构结合起来。还有一些会同时设立非营利机构，引入“托管式所有权”机制、基金会，或者和公共部门合作。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只有一种标准答案，是在现实条件中不断寻找可行的组合。
[物价飞涨的时候 这样省钱购物很爽]
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特雷博尔·朔尔茨：一个被默认的前提是，好像只要谈到规模，就一定要中心化。似乎大型系统只有依靠自上而下的层级治理，才能高效运转。分布式或联邦式治理，往往还没被认真讨论，就先被视为低效，或者过于理想。我担心正是这种想法，让我们过早放弃了别的可能性，比如合作社式、或者多中心的制度设计，它们未必不能在大规模条件下运转。
第二个常被默认的前提，是创新主要依赖资本配置，尤其是风险投资。久而久之，“获得风投支持的公司”就成了技术发展的标准答案。但我们很少认真去想，互助社、合作社是否也可能带来另一种创新路径，以及另一种分配结果。
还有一个更隐蔽的前提，是主流想象总倾向于把人理解成消费者、雇员或股东，而不是制度的设计者。这种限制是认知性的，当我们对自身能改变什么的想象不断缩小，制度的多样性也会随之萎缩。
”[德
界面文化： 大多数读者都不太清楚你说的”平台合作社“是什么，可以解释一下吗？
特雷博尔·朔尔茨：平台合作社也是一种数字平台。表面上看，它和我们熟悉的打车软件、外卖平台没有那么不同，同样有 App、算法和撮合系统。真正不同的地方在于“所有权”，也就是谁拥有它，以及由谁决定它怎么运转。传统平台通常由外部股东控制，平台合作社则更多掌握在真正使用它的人手里，比如劳动者和用户，或者两者共同参与。
这些年，全球的平台合作社已经覆盖大约120万名劳动者，尤其在清洁、照护和配送这些行业。它不只是一个理想化的想法，在一些案例里，劳动者的收入可以达到主流平台的两倍，还拥有更稳定的排班、以及对平台规则的发言权。劳动者不再只是被管理的人，而是可以直接参与决定平台怎么运行，比如价格、数据，以及未来往哪个方向发展。他们不是只能等待政府来改革平台规则，而是在现实中先把另一种更民主的经济关系实践出来。
举个例子，西班牙格拉纳达的Givit配送合作社（Givit Delivery Cooperative），是一家由工人共同拥有的配送平台，已经可以在较大规模上提供“最后一公里”快递服务。到2025年，它每月配送订单超过20万单，拥有900多名活跃工人社员。和典型的零工劳动不同，这里的工人是雇员身份，有社会保障，收入也更稳定。
合作社之所以在公共视野里显得“不起眼”，并非因为它们真的无足轻重，是因为它们很少进入商学院、法学院和主流商业叙事，用葛兰西的话说，这是“常识”被塑造的结果：某些经济形式被不断讲述、被视为天然合理，另一些可能性则慢慢退出了人们的想象。
但不显眼不等于边缘。全球大约有10%的劳动力在合作社中就业，它们也一直在现实中改善着数以百万计人的生活，之所以经常被描述为“缺乏竞争力”，更多说明的是一种主流叙事的成功，而不一定是事实本身。
界面文化： 听起来是很理想的组织方式，但它们在现实中具体是怎么真正实现的？
特雷博尔·朔尔茨：这就涉及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平台合作社在法律上并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固定形式。它更像是一组还在不断摸索中的法律和组织实验，会根据所在行业、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法律环境，以及具体使用的技术而调整。
在一些地方，它就是比较传统的工人合作社；在另一些地方，它会把合作社所有权和LLC（有限责任公司）这样的公司结构结合起来。还有一些会同时设立非营利机构，引入“托管式所有权”机制、基金会，或者和公共部门合作。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只有一种标准答案，是在现实条件中不断寻找可行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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