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戰引發戰爭?國民黨對和平的最大迷思
陳玉珍和曾宣稱“中國大陸是祖國”，開放中資、勞工與商船，可以促進離島發展。 （資料照/王侑聖攝）
軍備競賽之所以發生，“安全困境”是最主要原因之壹。 當壹個國家認為對方有敵意而擴軍後，對手因為無法確定其動機，但是認為對自己的安全構成威脅，無可奈何之下，只得跟進擴軍，最後兩國不斷增加軍備，但彼此反而都覺得更不安全。 也就是說，軍備競賽比較容易發生在彼此有敵意的國家，又不容易確定對方真正的意圖，而且國際中並無可信的第叁方保證，讓安全困境容易演變為軍事競賽。
和國民黨的說法相反，現實中很少見到大國和小國發生軍備競賽的例子，是因為軍備競賽要求雙方需要具備支持軍備擴張的經濟實力以及工業基礎，否則競賽難以持續。 即使是世界軍武排名第贰的俄羅斯，因為經濟實力不足，也難以在常規武器與美國進行軍備競賽，只有中國能夠與美國近行有意義的競爭，中國發展軍武不僅針對台灣，更要拒止美國與日本介入，因此才斥重金發展極音速彈道導彈等，並非針對台灣的武器，硬要將台灣軍備解釋成與中國的軍備競賽，實在脫離現實太遠。
因此和國民黨的論述相反，大國和小國之間正是因為體量差距太大，所以難以形成真正意義上的軍備競賽，國民黨的論述中，壹方面錯誤低將台灣軍備解釋為軍備競賽，另壹方面又錯誤地解釋因為台灣體量太小，所以無法與中國進行軍備競賽，所以應該減少軍備。 這種雙重錯誤的循環論證，使得國民黨論述滿紙荒唐言，反而更接近於中共大外宣等級的宣傳。
准確地說，正是因為台灣和中國的體量差距太大，這種不對稱性，難以造成兩國之間的軍備競賽，即使雙方之間有所競爭，也是會以不對稱性的方式存在。 小國因為在財政上負荷能力有限，而且缺乏完整軍工體系與生產能量，能夠與大國競爭，所以小國幾乎不會和大國有“傳統意義”上的軍備競賽。
何謂傳統意義上的軍備競賽？ 要知道中國是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台灣沒有，兩國武器的殺傷力差別很大，在這種情形下，台灣和中國還能夠有實質意義的軍備競賽嗎？ 我們在壹開始說明軍備競賽的類型包括常規武器、核武器、科技戰乃至太空競賽，事實上在歐本海默成功制造核武器之後，軍備競賽就進入壹個史無前例的新階段。 由於核武器巨大的毀滅能力，曾經讓美蘇在冷戰時期不僅在傳統常規武器上有軍備競賽，還在核武器上展開軍備競賽。
其實正因為核武器的巨大毀滅能力，因此如果從追求戰爭勝利的角度而言，任何擁有核武器的國家，都應該全力發展核武器。 但事實上，包括美蘇在內，所有冷戰時期擁有核武器的國家，都耗費巨資發展與制造殺傷能力較小的常規武器。
這是因為人們對於核武器產生完全不同的認知，產生了禁止使用核武器的禁忌，將之與其他常規武器完全區分開來。 即使當小型核武器的當量低於某些大型常規武器時，使用核武器的禁忌依舊存在，不僅在戰爭用途，連和平用途也在排除之列，例如70年代美國曾提出用核武器發電，在地下的洞穴中引爆微型核彈（僅有5萬噸當量），以此產生蒸汽來發電。 當時的武器控制專家和能源專家幾乎不假思索就否決了這個想法。 還有人主張用核武在俄羅斯北部炸出新的河床、為尼羅河建造運河或是為發展中國家建造港口，也遭到蘇聯壹口回絕。
使用核武器的禁忌，其實也就是謝林（Thomas Shelling）所謂的焦點（focal point），即使在雙方缺乏溝通下，依舊可以透過共同知識或是心理預期而達成的共識。 他曾經在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演說中，回顧核武器在美國從艾森豪總統的國務卿杜勒斯（John Dulles）野心勃勃地想挑戰禁用核武器的禁令，到約翰遜總統形成使用核武器禁忌的過程。
謝林本人或許是冷戰時器對於美蘇核武器軍備競賽理論影響最大的學者，他將軍備競賽從單純地武器數量累積，由恐懼、誤判或軍工利益驅動的失控螺旋，轉而具體分析雙方在不確定性下的戰略互動，並強調可信度（credibility）、訊號傳遞（signaling）與談判（bargaining）的重要性。
舉例來說，如果兩個敵國之間因為缺乏互信而產生核武器競賽，這時雙方可能因為害怕對方“預防性”攻擊自己而被迫搶先動手，從而引發戰爭。 但是謝林表示，如果如果雙方都擁有“贰次打擊能力”（即在遭受首輪核攻擊後仍能發起毀滅性反擊），並且讓對方知道，那麼任何壹方都不敢輕易發動攻擊，從而達成核威懾的戰略穩定。
那麼小國軍備的目標是什麼呢？ 小國追求的不是和大國全面的軍事對抗，也不具備和大國軍事競賽的財政和資源，而是“威嚇的有效性”。 小國的目標從來不是在軍事競賽上勝將大國，而是避免戰爭，也就是追求和平。
在國民黨的論述中，台灣如果要避戰，就不應該追求軍備，不僅因為永遠不可能在軍事投入上追上大國，而且無法戰勝大國，所以只有減少軍備才能降低敵意，這才是追求和平之道。
[物價飛漲的時候 這樣省錢購物很爽]
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軍備競賽之所以發生，“安全困境”是最主要原因之壹。 當壹個國家認為對方有敵意而擴軍後，對手因為無法確定其動機，但是認為對自己的安全構成威脅，無可奈何之下，只得跟進擴軍，最後兩國不斷增加軍備，但彼此反而都覺得更不安全。 也就是說，軍備競賽比較容易發生在彼此有敵意的國家，又不容易確定對方真正的意圖，而且國際中並無可信的第叁方保證，讓安全困境容易演變為軍事競賽。
和國民黨的說法相反，現實中很少見到大國和小國發生軍備競賽的例子，是因為軍備競賽要求雙方需要具備支持軍備擴張的經濟實力以及工業基礎，否則競賽難以持續。 即使是世界軍武排名第贰的俄羅斯，因為經濟實力不足，也難以在常規武器與美國進行軍備競賽，只有中國能夠與美國近行有意義的競爭，中國發展軍武不僅針對台灣，更要拒止美國與日本介入，因此才斥重金發展極音速彈道導彈等，並非針對台灣的武器，硬要將台灣軍備解釋成與中國的軍備競賽，實在脫離現實太遠。
因此和國民黨的論述相反，大國和小國之間正是因為體量差距太大，所以難以形成真正意義上的軍備競賽，國民黨的論述中，壹方面錯誤低將台灣軍備解釋為軍備競賽，另壹方面又錯誤地解釋因為台灣體量太小，所以無法與中國進行軍備競賽，所以應該減少軍備。 這種雙重錯誤的循環論證，使得國民黨論述滿紙荒唐言，反而更接近於中共大外宣等級的宣傳。
准確地說，正是因為台灣和中國的體量差距太大，這種不對稱性，難以造成兩國之間的軍備競賽，即使雙方之間有所競爭，也是會以不對稱性的方式存在。 小國因為在財政上負荷能力有限，而且缺乏完整軍工體系與生產能量，能夠與大國競爭，所以小國幾乎不會和大國有“傳統意義”上的軍備競賽。
何謂傳統意義上的軍備競賽？ 要知道中國是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台灣沒有，兩國武器的殺傷力差別很大，在這種情形下，台灣和中國還能夠有實質意義的軍備競賽嗎？ 我們在壹開始說明軍備競賽的類型包括常規武器、核武器、科技戰乃至太空競賽，事實上在歐本海默成功制造核武器之後，軍備競賽就進入壹個史無前例的新階段。 由於核武器巨大的毀滅能力，曾經讓美蘇在冷戰時期不僅在傳統常規武器上有軍備競賽，還在核武器上展開軍備競賽。
其實正因為核武器的巨大毀滅能力，因此如果從追求戰爭勝利的角度而言，任何擁有核武器的國家，都應該全力發展核武器。 但事實上，包括美蘇在內，所有冷戰時期擁有核武器的國家，都耗費巨資發展與制造殺傷能力較小的常規武器。
這是因為人們對於核武器產生完全不同的認知，產生了禁止使用核武器的禁忌，將之與其他常規武器完全區分開來。 即使當小型核武器的當量低於某些大型常規武器時，使用核武器的禁忌依舊存在，不僅在戰爭用途，連和平用途也在排除之列，例如70年代美國曾提出用核武器發電，在地下的洞穴中引爆微型核彈（僅有5萬噸當量），以此產生蒸汽來發電。 當時的武器控制專家和能源專家幾乎不假思索就否決了這個想法。 還有人主張用核武在俄羅斯北部炸出新的河床、為尼羅河建造運河或是為發展中國家建造港口，也遭到蘇聯壹口回絕。
使用核武器的禁忌，其實也就是謝林（Thomas Shelling）所謂的焦點（focal point），即使在雙方缺乏溝通下，依舊可以透過共同知識或是心理預期而達成的共識。 他曾經在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演說中，回顧核武器在美國從艾森豪總統的國務卿杜勒斯（John Dulles）野心勃勃地想挑戰禁用核武器的禁令，到約翰遜總統形成使用核武器禁忌的過程。
謝林本人或許是冷戰時器對於美蘇核武器軍備競賽理論影響最大的學者，他將軍備競賽從單純地武器數量累積，由恐懼、誤判或軍工利益驅動的失控螺旋，轉而具體分析雙方在不確定性下的戰略互動，並強調可信度（credibility）、訊號傳遞（signaling）與談判（bargaining）的重要性。
舉例來說，如果兩個敵國之間因為缺乏互信而產生核武器競賽，這時雙方可能因為害怕對方“預防性”攻擊自己而被迫搶先動手，從而引發戰爭。 但是謝林表示，如果如果雙方都擁有“贰次打擊能力”（即在遭受首輪核攻擊後仍能發起毀滅性反擊），並且讓對方知道，那麼任何壹方都不敢輕易發動攻擊，從而達成核威懾的戰略穩定。
那麼小國軍備的目標是什麼呢？ 小國追求的不是和大國全面的軍事對抗，也不具備和大國軍事競賽的財政和資源，而是“威嚇的有效性”。 小國的目標從來不是在軍事競賽上勝將大國，而是避免戰爭，也就是追求和平。
在國民黨的論述中，台灣如果要避戰，就不應該追求軍備，不僅因為永遠不可能在軍事投入上追上大國，而且無法戰勝大國，所以只有減少軍備才能降低敵意，這才是追求和平之道。
[物價飛漲的時候 這樣省錢購物很爽]
| 分享: |
| 注： | 在此頁閱讀全文 |
| 延伸閱讀 |
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