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戰引發戰爭?國民黨對和平的最大迷思
國會中有兩名福建省立委，分別是金門縣的陳玉珍和連江縣的陳雪生，兩人曾經聯合提案《離島建設條例》，希望開放中國投資、中國勞工與中國商船來台，宣稱“中國大陸是祖國”，開放中資、勞工與商船，可以促進離島發展。 由於陳玉珍各種驚世駭俗的言論過於醒目，反而讓同樣以過激言論見長的陳雪生遭到忽視。 陳雪生雖然長年在交通委員會，但是他也經常質詢國防議題，固然有些質詢荒腔走板（例如“官兵寂寞久了會變成同性戀”），有些質詢卻值得嚴肅以待，他最近對國防部的質詢就是壹例。
賴清德總統提出8年1.5兆的特別國防預算，國民黨立委以不同理由杯葛。 盡管口頭上支持強化國防，但卻接連在立院否決特別條例付委，陳雪生更在質詢時明確反對台灣備戰。 不僅如此，國民黨中央與立院黨團舉行的聯合餐敘中，邀請支持主席鄭麗文的國民黨長期金主CK楊（楊建綱）發表演說，強調國民黨應該硬起來反對台灣軍購，反對軍備成為國民黨共識。 盡管最後美國官員與國會議員親自勸說，仍繼續在國會封殺軍購特別條例。 最終在千夫所指下，國民黨與民眾黨表示要提出自己的軍購特別條例版本，才准予付委，不過均希望大幅刪減軍售規模。 台灣國安官員透露，本案拖了叁個月，中共介入的痕跡斑斑，並擬定不同對策因應。
國民黨為何反對台灣備戰？ 國民黨有政治上的原因和論述上的理由。 政治上的原因是國民黨要獲得中國共產黨的支持，才能獲得各種資源，例如由台商獲得財務支持、網絡輿論的支持、以及兩岸通商的好處等等。 原先無法確定是否舉辦的國共論壇，在國民黨第拾次擋下軍購條例後，立刻宣布國共論壇復辦，而且副主席蕭旭岑會見到中共對台統戰主要負責人王滬寧。 主席鄭麗文更是心心念念能夠和習近平會面，以便更上壹層樓，當被記者問到國民黨對軍購案的態度時，立刻表示請記者離場，竟將國民黨對軍售案的態度當成機密，其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有趣的是，當國民黨內具有軍事專業知識的軍系立委陳永康被排除在外並下令封口時，前立委許毓仁卻赴美國國會證詞，認為中共正使用切斷台灣海底電纜的壹系列方式對台灣施壓，軍購對台灣安全至關緊要，要求立委別故意卡國防預算，似乎卸職之後才能說出真心話。 民眾黨因為缺乏具有軍事專業的立委，在黨主席黃國昌從機密會議中竊出機密資料未果後，提出的軍售條例預算，依舊大砍特別預算。
前國民黨立委許毓仁赴美國國會證詞，認為中共正使用切斷台灣海底電纜的壹系列方式對台灣施壓。 （資料照片/李智為攝）
在國民黨戰斗藍舉辦的座談中，前海軍艦長黃征輝主張將購買美國軍備的9000億砍到4500億，用4500億去發展台灣的長照和健保。 雖然任何人都知道長照無法抵御敵人的飛彈，但是這對國民黨並非新鮮事，過去國民黨常用軍備可以換算成多少學童營養午餐，以此來抵制軍購，只是現在換成長照與健保罷了。 離譜的是，國民黨說要取消部分特別預算，將之納入總預算，這樣反而會真正影響社福預算。 不過國民黨依然用錯誤的模擬與預算知識進行宣傳與誤導。
從營養午餐到長照，贰拾多年來，因為國民黨的抵制，讓台灣失去多少增強軍事力量的契機，可以說是擴大台灣與中國軍事力量的元凶。 回想2001年美國小布什總統剛剛上任，與親中的前任克林頓總統不同，小布什對台灣的支持力道極為強勁，竟然罕見派人到台灣晉見陳水扁總統，要台灣自己提出武器清單，由小布什總統壹次通過，讓中國強烈抗議壹次就好，免得任內會不斷因此事遭到中國抗議。
陳水扁總統眼見機不可失，將壹直想要卻不可能的八艘潛艇作為向美方購買武器清單的第壹優先，而小布什總統居然也就此批准，讓台灣大喜過望。 陳水扁總統立刻指示行政院提出預算，希望能在立院通過，絕不能錯失這罕見的機會之窗。
可惜當時民進黨在國會是少數執政，陳水扁雖然贏得總統大選，但是在立院，民進黨卻是少數，多數是由馬英九領軍的國民黨。 當時他們以潛艇是攻擊型武器，會挑釁中共為由，不值得為此犧牲孩童的營養午餐，連續在國會杯葛“向美采購潛艦案”達69次，最終成功封殺采購案。
等到陳水扁下台，馬英九當選總統，國民黨在國會也是多數，深知潛艦重要，改口潛艦是防御性武器，不會刺激中共為由，意圖向美采購潛艦，可惜美國總統已經換成奧巴馬執政，不願出售潛艦給台灣，直到蔡英文總統上任後，才開啟“潛艦國造”，至今依舊在國民黨馬文君與徐巧芯等立委刁難下，跌跌撞撞，甚至不惜泄密傷害潛艦國造計劃。
因此杯葛軍售，對國民黨而言，絕非甚麼新鮮事，而是以下壹種常態：國民黨只要在野，就會杯葛軍售，但是壹旦執政，軍售又變得有其必要。 同樣是潛艦，在國民黨在野時是攻擊型武器，執政時又成為防御性武器，這種對於軍售缺乏專業態度與長遠規劃，唯政治考量，甚至不惜犧牲國家安全，其實已經是國民黨審查軍事預算的常態。
但是在論述上與政治上不同，國民黨避談個人與政黨利益，而是主張：台灣備戰是對於中共的挑釁，只會造成兩岸的軍備競賽，經濟體量較小的台灣根本無法負擔，長此以往，不僅拖垮台灣財政，也減少社福支出，又造成中共對於台灣不滿，反而加速統壹進程。
國民黨論述是，台灣要避戰就不應該追求軍備，因為永遠不可能在軍事投入上追上大國，但這正是國民黨的最大迷思。 （張哲偉攝）
國民黨認為，2025年中國國防支出約1兆7846.65億元人民幣，是台灣該年度國防預算6470億元的12.5倍。 兩岸的軍事預算差距如此之大，台灣無論如何增加防務預算，也不可能趕上國防支出，既然備戰不可能戰勝人民解放軍，又會造成中共不滿，那麼最好的情況是台灣停止備戰，藉此表達善意，降低中共對於台灣的敵意，只要兩岸和平交流，增加互信，最終可以讓中共放棄攻打台灣的念頭。
國民黨認為，就算通過軍購特別預算，兩岸的軍事支出差距從12.5倍降為9.6倍，也依舊存在重大差距，在體量完全不對等的情形下，台灣無論通過軍購特別預算與否，均非中共敵手，反而可能令對方不快，造成兩岸緊張，因此不如幹脆刪減預算，避免兩岸落入軍備競賽中。
其實目前世界各國均增加防務預算，例如日本2025年國防預算8.7兆日圓（約550億美元），創歷史新高; 而韓國國防預算總額達61.59兆韓元（約合463億美元、），首度突破60兆韓元。 中國2026年國防預算編列人民幣1兆9095.61億元，較2025年的1兆7847億元增長7%，也是歷史新高。 台灣如果不增加防務預算，等於實質上倒退。
軍備競賽是敵對國之間對於軍事武器的數量、質量與軍事准備之間的競爭，而不斷增加投資。 早期軍備競賽發生在傳統陸海空叁軍之間，後來因為核武器的殺傷力而成為美蘇冷戰的焦點，近來由於科技對於戰爭的影響力而延伸到科技戰，未來甚至可能進入太空軍備競賽。
陳玉珍和曾宣稱“中國大陸是祖國”，開放中資、勞工與商船，可以促進離島發展。 （資料照/王侑聖攝）
軍備競賽之所以發生，“安全困境”是最主要原因之壹。 當壹個國家認為對方有敵意而擴軍後，對手因為無法確定其動機，但是認為對自己的安全構成威脅，無可奈何之下，只得跟進擴軍，最後兩國不斷增加軍備，但彼此反而都覺得更不安全。 也就是說，軍備競賽比較容易發生在彼此有敵意的國家，又不容易確定對方真正的意圖，而且國際中並無可信的第叁方保證，讓安全困境容易演變為軍事競賽。
和國民黨的說法相反，現實中很少見到大國和小國發生軍備競賽的例子，是因為軍備競賽要求雙方需要具備支持軍備擴張的經濟實力以及工業基礎，否則競賽難以持續。 即使是世界軍武排名第贰的俄羅斯，因為經濟實力不足，也難以在常規武器與美國進行軍備競賽，只有中國能夠與美國近行有意義的競爭，中國發展軍武不僅針對台灣，更要拒止美國與日本介入，因此才斥重金發展極音速彈道導彈等，並非針對台灣的武器，硬要將台灣軍備解釋成與中國的軍備競賽，實在脫離現實太遠。
因此和國民黨的論述相反，大國和小國之間正是因為體量差距太大，所以難以形成真正意義上的軍備競賽，國民黨的論述中，壹方面錯誤低將台灣軍備解釋為軍備競賽，另壹方面又錯誤地解釋因為台灣體量太小，所以無法與中國進行軍備競賽，所以應該減少軍備。 這種雙重錯誤的循環論證，使得國民黨論述滿紙荒唐言，反而更接近於中共大外宣等級的宣傳。
准確地說，正是因為台灣和中國的體量差距太大，這種不對稱性，難以造成兩國之間的軍備競賽，即使雙方之間有所競爭，也是會以不對稱性的方式存在。 小國因為在財政上負荷能力有限，而且缺乏完整軍工體系與生產能量，能夠與大國競爭，所以小國幾乎不會和大國有“傳統意義”上的軍備競賽。
何謂傳統意義上的軍備競賽？ 要知道中國是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台灣沒有，兩國武器的殺傷力差別很大，在這種情形下，台灣和中國還能夠有實質意義的軍備競賽嗎？ 我們在壹開始說明軍備競賽的類型包括常規武器、核武器、科技戰乃至太空競賽，事實上在歐本海默成功制造核武器之後，軍備競賽就進入壹個史無前例的新階段。 由於核武器巨大的毀滅能力，曾經讓美蘇在冷戰時期不僅在傳統常規武器上有軍備競賽，還在核武器上展開軍備競賽。
其實正因為核武器的巨大毀滅能力，因此如果從追求戰爭勝利的角度而言，任何擁有核武器的國家，都應該全力發展核武器。 但事實上，包括美蘇在內，所有冷戰時期擁有核武器的國家，都耗費巨資發展與制造殺傷能力較小的常規武器。
這是因為人們對於核武器產生完全不同的認知，產生了禁止使用核武器的禁忌，將之與其他常規武器完全區分開來。 即使當小型核武器的當量低於某些大型常規武器時，使用核武器的禁忌依舊存在，不僅在戰爭用途，連和平用途也在排除之列，例如70年代美國曾提出用核武器發電，在地下的洞穴中引爆微型核彈（僅有5萬噸當量），以此產生蒸汽來發電。 當時的武器控制專家和能源專家幾乎不假思索就否決了這個想法。 還有人主張用核武在俄羅斯北部炸出新的河床、為尼羅河建造運河或是為發展中國家建造港口，也遭到蘇聯壹口回絕。
使用核武器的禁忌，其實也就是謝林（Thomas Shelling）所謂的焦點（focal point），即使在雙方缺乏溝通下，依舊可以透過共同知識或是心理預期而達成的共識。 他曾經在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演說中，回顧核武器在美國從艾森豪總統的國務卿杜勒斯（John Dulles）野心勃勃地想挑戰禁用核武器的禁令，到約翰遜總統形成使用核武器禁忌的過程。
謝林本人或許是冷戰時器對於美蘇核武器軍備競賽理論影響最大的學者，他將軍備競賽從單純地武器數量累積，由恐懼、誤判或軍工利益驅動的失控螺旋，轉而具體分析雙方在不確定性下的戰略互動，並強調可信度（credibility）、訊號傳遞（signaling）與談判（bargaining）的重要性。
舉例來說，如果兩個敵國之間因為缺乏互信而產生核武器競賽，這時雙方可能因為害怕對方“預防性”攻擊自己而被迫搶先動手，從而引發戰爭。 但是謝林表示，如果如果雙方都擁有“贰次打擊能力”（即在遭受首輪核攻擊後仍能發起毀滅性反擊），並且讓對方知道，那麼任何壹方都不敢輕易發動攻擊，從而達成核威懾的戰略穩定。
那麼小國軍備的目標是什麼呢？ 小國追求的不是和大國全面的軍事對抗，也不具備和大國軍事競賽的財政和資源，而是“威嚇的有效性”。 小國的目標從來不是在軍事競賽上勝將大國，而是避免戰爭，也就是追求和平。
在國民黨的論述中，台灣如果要避戰，就不應該追求軍備，不僅因為永遠不可能在軍事投入上追上大國，而且無法戰勝大國，所以只有減少軍備才能降低敵意，這才是追求和平之道。
殊不知這正是國民黨的最大迷思。 既然小國軍備不是為了和大國軍備競賽，那麼軍備的目標只能是增加大國入侵的成本，讓侵略成本變得不可接受，而非擊敗或全面與大國軍事競爭，所以在不對稱戰爭中，會將策略重點放在拒止（denial）或懲罰（punishment）型威懾，而非軍武數量的競爭。
和戰斗藍座談中黃征輝認為武器不使用就是浪費的錯誤看法不同，謝林清楚指出，武器的作用不只是用來作戰，還可以用來影響對手的預期、改變對手的決策，以及在不開戰的情況下影響談判結果。
對美軍而言，強大軍備的目的在嚇阻（deterrence）解放軍犯台，謝林指出，嚇阻不需要確定的報復，只需要讓侵略行動看起來風險極高且不可接受，用謝林的話說，就是：“造成傷害的能力，就是談判的權力。”
同樣的，台灣軍備的目的在於增加解放軍犯台的成本、增加抵抗的時間，讓外國援軍有時間馳援，以及具備可信的報復能力。 從這個角度而言，台灣不必取得全面優勢，只需具有可信的報復能力。 即使能力只有小幅變化，只要改變對方對風險的認知，也可能產生巨大戰略影響。
至此國民黨的論點可謂全盤皆墨，最後問題只剩下壹個，亦即台灣軍備會挑釁中國的假設，換句話說：“小國備戰究竟會增加或降低大國的侵略機率？”國民黨主張備戰會增加戰爭機率，但是很多國家並不認同。 例如最近日本經濟安全部政務大臣小野田紀美表示：“兩國軍事實力相當時，較不易發生戰爭。 但是當壹方比另壹方強大很多時，反而容易發生戰爭。”
戰爭發生的原因很多，難以壹慨而論，但是有壹點很明確的是，當壹個理性的人做壹件事情時，如果成本或風險越高，壹個人通常越不可能去做。 就像我們不該假定習近平年輕時穿越馬路，車輛越多、車速越快時，習近平越喜歡闖紅燈 —— 無論習近平是為了什麼原因要過馬路。 因此無論習近平和人民解放軍的目的為何，我們都不該假設他們是瘋子，在各種可能達成目標的路徑中，總是會選擇成本越高、風險越大的路線，中國國民黨反對台灣軍備的背後，其實是假設習近平與人民解放軍是非理性的瘋子，這是很荒謬的假設。
整體而言，國民黨與民眾黨的軍備主張，只是在習近平不理性的假設下，達成降低解放軍犯台的成本、降低其遭受報復的風險，以及能夠快速進奪台灣，令國際勢力難以馳援的效果，除了中國共產黨之外，大概沒有人會因為他們的主張而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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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清德總統提出8年1.5兆的特別國防預算，國民黨立委以不同理由杯葛。 盡管口頭上支持強化國防，但卻接連在立院否決特別條例付委，陳雪生更在質詢時明確反對台灣備戰。 不僅如此，國民黨中央與立院黨團舉行的聯合餐敘中，邀請支持主席鄭麗文的國民黨長期金主CK楊（楊建綱）發表演說，強調國民黨應該硬起來反對台灣軍購，反對軍備成為國民黨共識。 盡管最後美國官員與國會議員親自勸說，仍繼續在國會封殺軍購特別條例。 最終在千夫所指下，國民黨與民眾黨表示要提出自己的軍購特別條例版本，才准予付委，不過均希望大幅刪減軍售規模。 台灣國安官員透露，本案拖了叁個月，中共介入的痕跡斑斑，並擬定不同對策因應。
國民黨為何反對台灣備戰？ 國民黨有政治上的原因和論述上的理由。 政治上的原因是國民黨要獲得中國共產黨的支持，才能獲得各種資源，例如由台商獲得財務支持、網絡輿論的支持、以及兩岸通商的好處等等。 原先無法確定是否舉辦的國共論壇，在國民黨第拾次擋下軍購條例後，立刻宣布國共論壇復辦，而且副主席蕭旭岑會見到中共對台統戰主要負責人王滬寧。 主席鄭麗文更是心心念念能夠和習近平會面，以便更上壹層樓，當被記者問到國民黨對軍購案的態度時，立刻表示請記者離場，竟將國民黨對軍售案的態度當成機密，其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有趣的是，當國民黨內具有軍事專業知識的軍系立委陳永康被排除在外並下令封口時，前立委許毓仁卻赴美國國會證詞，認為中共正使用切斷台灣海底電纜的壹系列方式對台灣施壓，軍購對台灣安全至關緊要，要求立委別故意卡國防預算，似乎卸職之後才能說出真心話。 民眾黨因為缺乏具有軍事專業的立委，在黨主席黃國昌從機密會議中竊出機密資料未果後，提出的軍售條例預算，依舊大砍特別預算。
前國民黨立委許毓仁赴美國國會證詞，認為中共正使用切斷台灣海底電纜的壹系列方式對台灣施壓。 （資料照片/李智為攝）
在國民黨戰斗藍舉辦的座談中，前海軍艦長黃征輝主張將購買美國軍備的9000億砍到4500億，用4500億去發展台灣的長照和健保。 雖然任何人都知道長照無法抵御敵人的飛彈，但是這對國民黨並非新鮮事，過去國民黨常用軍備可以換算成多少學童營養午餐，以此來抵制軍購，只是現在換成長照與健保罷了。 離譜的是，國民黨說要取消部分特別預算，將之納入總預算，這樣反而會真正影響社福預算。 不過國民黨依然用錯誤的模擬與預算知識進行宣傳與誤導。
從營養午餐到長照，贰拾多年來，因為國民黨的抵制，讓台灣失去多少增強軍事力量的契機，可以說是擴大台灣與中國軍事力量的元凶。 回想2001年美國小布什總統剛剛上任，與親中的前任克林頓總統不同，小布什對台灣的支持力道極為強勁，竟然罕見派人到台灣晉見陳水扁總統，要台灣自己提出武器清單，由小布什總統壹次通過，讓中國強烈抗議壹次就好，免得任內會不斷因此事遭到中國抗議。
陳水扁總統眼見機不可失，將壹直想要卻不可能的八艘潛艇作為向美方購買武器清單的第壹優先，而小布什總統居然也就此批准，讓台灣大喜過望。 陳水扁總統立刻指示行政院提出預算，希望能在立院通過，絕不能錯失這罕見的機會之窗。
可惜當時民進黨在國會是少數執政，陳水扁雖然贏得總統大選，但是在立院，民進黨卻是少數，多數是由馬英九領軍的國民黨。 當時他們以潛艇是攻擊型武器，會挑釁中共為由，不值得為此犧牲孩童的營養午餐，連續在國會杯葛“向美采購潛艦案”達69次，最終成功封殺采購案。
等到陳水扁下台，馬英九當選總統，國民黨在國會也是多數，深知潛艦重要，改口潛艦是防御性武器，不會刺激中共為由，意圖向美采購潛艦，可惜美國總統已經換成奧巴馬執政，不願出售潛艦給台灣，直到蔡英文總統上任後，才開啟“潛艦國造”，至今依舊在國民黨馬文君與徐巧芯等立委刁難下，跌跌撞撞，甚至不惜泄密傷害潛艦國造計劃。
因此杯葛軍售，對國民黨而言，絕非甚麼新鮮事，而是以下壹種常態：國民黨只要在野，就會杯葛軍售，但是壹旦執政，軍售又變得有其必要。 同樣是潛艦，在國民黨在野時是攻擊型武器，執政時又成為防御性武器，這種對於軍售缺乏專業態度與長遠規劃，唯政治考量，甚至不惜犧牲國家安全，其實已經是國民黨審查軍事預算的常態。
但是在論述上與政治上不同，國民黨避談個人與政黨利益，而是主張：台灣備戰是對於中共的挑釁，只會造成兩岸的軍備競賽，經濟體量較小的台灣根本無法負擔，長此以往，不僅拖垮台灣財政，也減少社福支出，又造成中共對於台灣不滿，反而加速統壹進程。
國民黨論述是，台灣要避戰就不應該追求軍備，因為永遠不可能在軍事投入上追上大國，但這正是國民黨的最大迷思。 （張哲偉攝）
國民黨認為，2025年中國國防支出約1兆7846.65億元人民幣，是台灣該年度國防預算6470億元的12.5倍。 兩岸的軍事預算差距如此之大，台灣無論如何增加防務預算，也不可能趕上國防支出，既然備戰不可能戰勝人民解放軍，又會造成中共不滿，那麼最好的情況是台灣停止備戰，藉此表達善意，降低中共對於台灣的敵意，只要兩岸和平交流，增加互信，最終可以讓中共放棄攻打台灣的念頭。
國民黨認為，就算通過軍購特別預算，兩岸的軍事支出差距從12.5倍降為9.6倍，也依舊存在重大差距，在體量完全不對等的情形下，台灣無論通過軍購特別預算與否，均非中共敵手，反而可能令對方不快，造成兩岸緊張，因此不如幹脆刪減預算，避免兩岸落入軍備競賽中。
其實目前世界各國均增加防務預算，例如日本2025年國防預算8.7兆日圓（約550億美元），創歷史新高; 而韓國國防預算總額達61.59兆韓元（約合463億美元、），首度突破60兆韓元。 中國2026年國防預算編列人民幣1兆9095.61億元，較2025年的1兆7847億元增長7%，也是歷史新高。 台灣如果不增加防務預算，等於實質上倒退。
軍備競賽是敵對國之間對於軍事武器的數量、質量與軍事准備之間的競爭，而不斷增加投資。 早期軍備競賽發生在傳統陸海空叁軍之間，後來因為核武器的殺傷力而成為美蘇冷戰的焦點，近來由於科技對於戰爭的影響力而延伸到科技戰，未來甚至可能進入太空軍備競賽。
陳玉珍和曾宣稱“中國大陸是祖國”，開放中資、勞工與商船，可以促進離島發展。 （資料照/王侑聖攝）
軍備競賽之所以發生，“安全困境”是最主要原因之壹。 當壹個國家認為對方有敵意而擴軍後，對手因為無法確定其動機，但是認為對自己的安全構成威脅，無可奈何之下，只得跟進擴軍，最後兩國不斷增加軍備，但彼此反而都覺得更不安全。 也就是說，軍備競賽比較容易發生在彼此有敵意的國家，又不容易確定對方真正的意圖，而且國際中並無可信的第叁方保證，讓安全困境容易演變為軍事競賽。
和國民黨的說法相反，現實中很少見到大國和小國發生軍備競賽的例子，是因為軍備競賽要求雙方需要具備支持軍備擴張的經濟實力以及工業基礎，否則競賽難以持續。 即使是世界軍武排名第贰的俄羅斯，因為經濟實力不足，也難以在常規武器與美國進行軍備競賽，只有中國能夠與美國近行有意義的競爭，中國發展軍武不僅針對台灣，更要拒止美國與日本介入，因此才斥重金發展極音速彈道導彈等，並非針對台灣的武器，硬要將台灣軍備解釋成與中國的軍備競賽，實在脫離現實太遠。
因此和國民黨的論述相反，大國和小國之間正是因為體量差距太大，所以難以形成真正意義上的軍備競賽，國民黨的論述中，壹方面錯誤低將台灣軍備解釋為軍備競賽，另壹方面又錯誤地解釋因為台灣體量太小，所以無法與中國進行軍備競賽，所以應該減少軍備。 這種雙重錯誤的循環論證，使得國民黨論述滿紙荒唐言，反而更接近於中共大外宣等級的宣傳。
准確地說，正是因為台灣和中國的體量差距太大，這種不對稱性，難以造成兩國之間的軍備競賽，即使雙方之間有所競爭，也是會以不對稱性的方式存在。 小國因為在財政上負荷能力有限，而且缺乏完整軍工體系與生產能量，能夠與大國競爭，所以小國幾乎不會和大國有“傳統意義”上的軍備競賽。
何謂傳統意義上的軍備競賽？ 要知道中國是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台灣沒有，兩國武器的殺傷力差別很大，在這種情形下，台灣和中國還能夠有實質意義的軍備競賽嗎？ 我們在壹開始說明軍備競賽的類型包括常規武器、核武器、科技戰乃至太空競賽，事實上在歐本海默成功制造核武器之後，軍備競賽就進入壹個史無前例的新階段。 由於核武器巨大的毀滅能力，曾經讓美蘇在冷戰時期不僅在傳統常規武器上有軍備競賽，還在核武器上展開軍備競賽。
其實正因為核武器的巨大毀滅能力，因此如果從追求戰爭勝利的角度而言，任何擁有核武器的國家，都應該全力發展核武器。 但事實上，包括美蘇在內，所有冷戰時期擁有核武器的國家，都耗費巨資發展與制造殺傷能力較小的常規武器。
這是因為人們對於核武器產生完全不同的認知，產生了禁止使用核武器的禁忌，將之與其他常規武器完全區分開來。 即使當小型核武器的當量低於某些大型常規武器時，使用核武器的禁忌依舊存在，不僅在戰爭用途，連和平用途也在排除之列，例如70年代美國曾提出用核武器發電，在地下的洞穴中引爆微型核彈（僅有5萬噸當量），以此產生蒸汽來發電。 當時的武器控制專家和能源專家幾乎不假思索就否決了這個想法。 還有人主張用核武在俄羅斯北部炸出新的河床、為尼羅河建造運河或是為發展中國家建造港口，也遭到蘇聯壹口回絕。
使用核武器的禁忌，其實也就是謝林（Thomas Shelling）所謂的焦點（focal point），即使在雙方缺乏溝通下，依舊可以透過共同知識或是心理預期而達成的共識。 他曾經在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演說中，回顧核武器在美國從艾森豪總統的國務卿杜勒斯（John Dulles）野心勃勃地想挑戰禁用核武器的禁令，到約翰遜總統形成使用核武器禁忌的過程。
謝林本人或許是冷戰時器對於美蘇核武器軍備競賽理論影響最大的學者，他將軍備競賽從單純地武器數量累積，由恐懼、誤判或軍工利益驅動的失控螺旋，轉而具體分析雙方在不確定性下的戰略互動，並強調可信度（credibility）、訊號傳遞（signaling）與談判（bargaining）的重要性。
舉例來說，如果兩個敵國之間因為缺乏互信而產生核武器競賽，這時雙方可能因為害怕對方“預防性”攻擊自己而被迫搶先動手，從而引發戰爭。 但是謝林表示，如果如果雙方都擁有“贰次打擊能力”（即在遭受首輪核攻擊後仍能發起毀滅性反擊），並且讓對方知道，那麼任何壹方都不敢輕易發動攻擊，從而達成核威懾的戰略穩定。
那麼小國軍備的目標是什麼呢？ 小國追求的不是和大國全面的軍事對抗，也不具備和大國軍事競賽的財政和資源，而是“威嚇的有效性”。 小國的目標從來不是在軍事競賽上勝將大國，而是避免戰爭，也就是追求和平。
在國民黨的論述中，台灣如果要避戰，就不應該追求軍備，不僅因為永遠不可能在軍事投入上追上大國，而且無法戰勝大國，所以只有減少軍備才能降低敵意，這才是追求和平之道。
殊不知這正是國民黨的最大迷思。 既然小國軍備不是為了和大國軍備競賽，那麼軍備的目標只能是增加大國入侵的成本，讓侵略成本變得不可接受，而非擊敗或全面與大國軍事競爭，所以在不對稱戰爭中，會將策略重點放在拒止（denial）或懲罰（punishment）型威懾，而非軍武數量的競爭。
和戰斗藍座談中黃征輝認為武器不使用就是浪費的錯誤看法不同，謝林清楚指出，武器的作用不只是用來作戰，還可以用來影響對手的預期、改變對手的決策，以及在不開戰的情況下影響談判結果。
對美軍而言，強大軍備的目的在嚇阻（deterrence）解放軍犯台，謝林指出，嚇阻不需要確定的報復，只需要讓侵略行動看起來風險極高且不可接受，用謝林的話說，就是：“造成傷害的能力，就是談判的權力。”
同樣的，台灣軍備的目的在於增加解放軍犯台的成本、增加抵抗的時間，讓外國援軍有時間馳援，以及具備可信的報復能力。 從這個角度而言，台灣不必取得全面優勢，只需具有可信的報復能力。 即使能力只有小幅變化，只要改變對方對風險的認知，也可能產生巨大戰略影響。
至此國民黨的論點可謂全盤皆墨，最後問題只剩下壹個，亦即台灣軍備會挑釁中國的假設，換句話說：“小國備戰究竟會增加或降低大國的侵略機率？”國民黨主張備戰會增加戰爭機率，但是很多國家並不認同。 例如最近日本經濟安全部政務大臣小野田紀美表示：“兩國軍事實力相當時，較不易發生戰爭。 但是當壹方比另壹方強大很多時，反而容易發生戰爭。”
戰爭發生的原因很多，難以壹慨而論，但是有壹點很明確的是，當壹個理性的人做壹件事情時，如果成本或風險越高，壹個人通常越不可能去做。 就像我們不該假定習近平年輕時穿越馬路，車輛越多、車速越快時，習近平越喜歡闖紅燈 —— 無論習近平是為了什麼原因要過馬路。 因此無論習近平和人民解放軍的目的為何，我們都不該假設他們是瘋子，在各種可能達成目標的路徑中，總是會選擇成本越高、風險越大的路線，中國國民黨反對台灣軍備的背後，其實是假設習近平與人民解放軍是非理性的瘋子，這是很荒謬的假設。
整體而言，國民黨與民眾黨的軍備主張，只是在習近平不理性的假設下，達成降低解放軍犯台的成本、降低其遭受報復的風險，以及能夠快速進奪台灣，令國際勢力難以馳援的效果，除了中國共產黨之外，大概沒有人會因為他們的主張而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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