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高成長終結 中國領導人把軍力當"救生圈"
洪浦釗?2026年03月08日
軍事力量的功能在中國正在發生微妙的質變，它逐漸轉化為政權內部穩定的重要支撐。（資料照片／美聯社）
近年中國的政策走向呈現出壹個耐人尋味的吊詭，經濟成長目標逐漸下調，軍費預算卻持續上升。對壹般社會而言，經濟是眾人的生命線；但對執政者而言，軍事力量卻逐漸成為維持政權穩定的重要依靠。當經濟動能不再提供治理正當性時，軍力反而成為領導人的救生圈。
高成長的終結，接受未來4%成長的新常態
這樣的發展趨勢在2026年的政策安排中表現得格外清楚。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在第14屆全國人大第肆次會議中表示，今年發展的主要預期目標為經濟增長 4.5%至5%。這壹數據較此前的“5%左右”增速目標有所下調，象征官方已正式接受高速成長時代的終結。
事實上，中國對未來增長空間已有新的估算。若要在2035年前實現人均GDP翻倍並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准，未來拾年只需維持年均約4.17%的增長即可。換言之，4%左右的成長已被視為壹種“可接受的新常態”。這種政策轉向，反映出中國對未來經濟潛力的重新評估與校准，不得不將政策重心從追求高速增長，轉為接受制度化的穩定成長。
內憂外患下，成長引擎失速難以為繼
造成經濟減速的原因，源於內外多重壓力交織。對內，最顯著的是房地產市場的長期調整。這具曾經帶動地方財政的核心引擎，如今已成為經濟的沉重負擔。與此同時，家庭消費復蘇乏力、企業投資意願下降及青年失業壓力，皆使內需動能持續承壓。
對外，環境同樣充滿不確定性。全球供應鏈重組、美中科技競爭升溫及地緣政治沖突，使中國出口與產業發展面臨更多變數。官員在解釋GDP目標時提到“為不確定性留有空間”，顯示官方對轉型陣痛采取了相對審慎且防御性的態度，深知過去的成長紅利已難以為繼。
當經濟下滑，軍費仍逆勢擴張
然而，就在經濟增速目標下調的同時，軍事支出卻展現出截然不同的剛性。根據 2026年政府預算草案，中國國防預算達到1兆9095.61億元人民幣，年增幅達 7%。
自2016年結束兩位數增長後，中國軍費增幅多年來始終穩定高於當年的GDP預期增速。這反映出即便在經濟放緩的情況下，軍事現代化仍是不容放慢腳步的戰略優先事項。在國際競爭升溫的情勢下，軍事力量被視為維護國家戰略地位與達成2035年國防現代化目標的重要工具，其優先序已然超越了單純的經濟發展。
槍杆子是領導人政權救生圈
若從中國政治體制的角度觀察，軍事力量的重要性具有更深層的制度意涵。中國長期強調“黨指揮槍”，軍隊並非單純的國家武裝力量，而是由黨直接領導的政治力量。“槍杆子裡面出政權”不僅是歷史口號，更是執政者維持穩定的權力核心。對於執政者而言，掌握軍事力量本身，就是維系權力最底層的保險。
這正是整個政策組合中最具吊詭之處，經濟發展是眾人的生命線，關系著就業、收入與社會穩定。然而當經濟治理能力受到質疑、發展動能逐漸減弱時，社會壓力與民怨也隨之累積。此時，軍事力量的功能發生了微妙的質變，它逐漸轉化為政權內部穩定的重要支撐。當經濟無法穩定提供治理正當性時，軍力便成為領導人個人的救生圈。
陷入安全焦慮的資源循環
當發展無法持續滿足社會期待，政權便更容易傾向對安全與軍事力量的依賴。於是，經濟減速與軍費增長之間，形成了壹種潛在的負面循環，經濟壓力越大，內部安全焦慮就越高；安全焦慮越高，軍事投入便隨之越多；而軍事投入的增加，又可能進壹步壓縮經濟轉型與社會發展所需的資源。
經濟減速與軍費增長並存，不僅是政策數字的對比，更是壹種國家治理邏輯的映照。當“眾人的生命線”與“領導人的救生圈”出現資源爭奪與優先序錯位時，這已不只是發展策略的調整，而是中國政權結構所面臨的深層矛盾。未來中國如何在這兩者之間重新分配資源與正當性來源，將成為觀察其國家發展路徑最關鍵的指標。
※作者為前東海大學中國大陸暨區域發展研究中心副執行長、政治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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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軍事力量的功能在中國正在發生微妙的質變，它逐漸轉化為政權內部穩定的重要支撐。（資料照片／美聯社）
近年中國的政策走向呈現出壹個耐人尋味的吊詭，經濟成長目標逐漸下調，軍費預算卻持續上升。對壹般社會而言，經濟是眾人的生命線；但對執政者而言，軍事力量卻逐漸成為維持政權穩定的重要依靠。當經濟動能不再提供治理正當性時，軍力反而成為領導人的救生圈。
高成長的終結，接受未來4%成長的新常態
這樣的發展趨勢在2026年的政策安排中表現得格外清楚。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在第14屆全國人大第肆次會議中表示，今年發展的主要預期目標為經濟增長 4.5%至5%。這壹數據較此前的“5%左右”增速目標有所下調，象征官方已正式接受高速成長時代的終結。
事實上，中國對未來增長空間已有新的估算。若要在2035年前實現人均GDP翻倍並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准，未來拾年只需維持年均約4.17%的增長即可。換言之，4%左右的成長已被視為壹種“可接受的新常態”。這種政策轉向，反映出中國對未來經濟潛力的重新評估與校准，不得不將政策重心從追求高速增長，轉為接受制度化的穩定成長。
內憂外患下，成長引擎失速難以為繼
造成經濟減速的原因，源於內外多重壓力交織。對內，最顯著的是房地產市場的長期調整。這具曾經帶動地方財政的核心引擎，如今已成為經濟的沉重負擔。與此同時，家庭消費復蘇乏力、企業投資意願下降及青年失業壓力，皆使內需動能持續承壓。
對外，環境同樣充滿不確定性。全球供應鏈重組、美中科技競爭升溫及地緣政治沖突，使中國出口與產業發展面臨更多變數。官員在解釋GDP目標時提到“為不確定性留有空間”，顯示官方對轉型陣痛采取了相對審慎且防御性的態度，深知過去的成長紅利已難以為繼。
當經濟下滑，軍費仍逆勢擴張
然而，就在經濟增速目標下調的同時，軍事支出卻展現出截然不同的剛性。根據 2026年政府預算草案，中國國防預算達到1兆9095.61億元人民幣，年增幅達 7%。
自2016年結束兩位數增長後，中國軍費增幅多年來始終穩定高於當年的GDP預期增速。這反映出即便在經濟放緩的情況下，軍事現代化仍是不容放慢腳步的戰略優先事項。在國際競爭升溫的情勢下，軍事力量被視為維護國家戰略地位與達成2035年國防現代化目標的重要工具，其優先序已然超越了單純的經濟發展。
槍杆子是領導人政權救生圈
若從中國政治體制的角度觀察，軍事力量的重要性具有更深層的制度意涵。中國長期強調“黨指揮槍”，軍隊並非單純的國家武裝力量，而是由黨直接領導的政治力量。“槍杆子裡面出政權”不僅是歷史口號，更是執政者維持穩定的權力核心。對於執政者而言，掌握軍事力量本身，就是維系權力最底層的保險。
這正是整個政策組合中最具吊詭之處，經濟發展是眾人的生命線，關系著就業、收入與社會穩定。然而當經濟治理能力受到質疑、發展動能逐漸減弱時，社會壓力與民怨也隨之累積。此時，軍事力量的功能發生了微妙的質變，它逐漸轉化為政權內部穩定的重要支撐。當經濟無法穩定提供治理正當性時，軍力便成為領導人個人的救生圈。
陷入安全焦慮的資源循環
當發展無法持續滿足社會期待，政權便更容易傾向對安全與軍事力量的依賴。於是，經濟減速與軍費增長之間，形成了壹種潛在的負面循環，經濟壓力越大，內部安全焦慮就越高；安全焦慮越高，軍事投入便隨之越多；而軍事投入的增加，又可能進壹步壓縮經濟轉型與社會發展所需的資源。
經濟減速與軍費增長並存，不僅是政策數字的對比，更是壹種國家治理邏輯的映照。當“眾人的生命線”與“領導人的救生圈”出現資源爭奪與優先序錯位時，這已不只是發展策略的調整，而是中國政權結構所面臨的深層矛盾。未來中國如何在這兩者之間重新分配資源與正當性來源，將成為觀察其國家發展路徑最關鍵的指標。
※作者為前東海大學中國大陸暨區域發展研究中心副執行長、政治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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