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 在伊朗战场,特朗普与时间的赛跑已经开始了
美国：与时间赛跑的豪赌
再来是作为拍板关键的美国。
美国与以色列面对伊朗的最大差异，就是后者已经认为“根除伊朗威胁”不可谈判，前者却仍保有对话空间，毕竟伊朗不过是华盛顿认知中的全球地缘议题之一，不必然是亟需处理的紧急议题。
这基本上也解释了特朗普2.0之初的各种和缓与克制，包括在2025年3月重启与伊朗的核谈判，以及在6月轰炸伊朗核设施后迅速以“摧毁核能力”为由下台阶，甚至这次动武前的反复犹豫。
但最终，特朗普还是放弃谈判走向开战，这背后虽然不能排除“对等关税”被判违法、移民问题引爆争议、中期选举将近但民调低迷等短期因素，但恐怕更多地是出自美国伊朗政策的传统纠结，那就是承诺问题与不完全信息的交互作用：前者导致特朗普形成“与伊朗签署任何协议都没用”、“今天不动手，明天会后悔”的认知，后者则是让特朗普判断“动武迫使伊朗屈服的附带成本不高”，所以最后选择在2月28日祭出美以联合打击。
首先，“与伊朗签署任何协议都没用”、“今天不动手，明天会后悔”的认知。这种倾向并非特朗普独有，而是美国对伊鹰派的长期主张，即便这群人经历奥巴马时期的对伊谈判政策压制，无法阻止2015年核协议出炉，但还是在特朗普1.0找到实践舞台。美国在2018年宣布单边退出核协议，开始对伊朗极限施压，接着又在2020年1月击杀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
但这种做法的直接作用，似乎没有迎来伊朗屈服，反而强化德黑兰强硬派的话语权，也就是让伊朗同样形成了“与美国签署任何协议都没用”、“今天不动手，明天会后悔”的认知，由此导致后续拜登任内的美伊僵持。
回顾2021年1月，伊朗问题本是拜登就职后少数明确阐述的外交议题，方法是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美国既要努力“反击伊朗破坏区域稳定的活动”，也要重新加入被特朗普单边退出的伊朗核协议，并借此强化原初协议的种种缺陷。
结果，美国内部的对伊强硬派仍坚持极限施压，批评重启核协议不过是为伊朗发展核武争取时间。无独有偶，伊朗强硬派同样认为“优势在我”，所以在美国温和派释出重返核协议的信号时，直接推高谈判门槛：第一，要求美国给出有力保证，避免未来再次退出；第二，主张原协议的制裁豁免力度不够，应该更加放宽；第三，指出美国应就2018年至2021年期间未提供制裁豁免的情况进行补偿。
可想而知，这些门槛拜登政府都无法满足。至于拜登所说的另一个重要目标，“反击伊朗破坏区域稳定的活动”，即阻止伊朗进一步动员“抵抗轴心”，则基本没有收到任何成效，毕竟核谈判几乎占据政府对伊政策的唯一重心。
随后2023年“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又重创拜登为首的温和派能量，同时强化了对伊鹰派的论述力道，那就是美国制裁、重启谈判，其实都无法阻止伊朗动手。
这其实就是特朗普2.0接手时的危险状态。除了美国对伊鹰派的政治能量空前高涨，伊朗情况也是相差无几：加沙停火并没有让伊朗停止动员“抵抗轴心”，德黑兰依旧设法向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运送导弹。
而这无疑又会强化美国鹰派的认知：在伊朗内部仍由强硬派掌权，也就是哈梅内伊担任最高领袖、革命卫队依旧势大的背景下，光凭加沙战争削弱、“十二日战争”冲击，不足以扭转伊朗的对外战略，尤其在“抵抗轴心”衰弱的情境下，核议程的威慑角色恐怕还会持续上升。
这就成为此次特朗普能与内塔尼亚胡取得共识的背景——美国鹰派与以色列存在交集：要处理伊朗问题，恐怕需要政权更迭。
但这牵引出另一个问题：如果政权更迭是伊朗问题的“万灵丹”，美国究竟能用什么方式达成？
从任何角度来看，这无疑是比轰炸核设施更艰巨的工程，甚至可以说不论是美国或以色列，都不确定要如何实现。毕竟如果循阿富汗、伊拉克前例，军事占领的终点就是无尽泥淖，且这光凭以色列本身无法做到，当前美国民意又不会支持大量出兵重返中东，尤其特朗普的支持基础中还有不少排斥海外战场的MAGA派。
因此，特朗普面对的局面其实是1979年后美伊纠结的极度烈化，也就是在美国看来，除非伊朗发生重大政治变革，否则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其中东与对美政策，不论是核发展或动员“抵抗轴心”；但实现这一目标究竟要用制裁与外交徐徐图之，还是祭出强烈军事打击，恐怕就是各有极限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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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是作为拍板关键的美国。
美国与以色列面对伊朗的最大差异，就是后者已经认为“根除伊朗威胁”不可谈判，前者却仍保有对话空间，毕竟伊朗不过是华盛顿认知中的全球地缘议题之一，不必然是亟需处理的紧急议题。
这基本上也解释了特朗普2.0之初的各种和缓与克制，包括在2025年3月重启与伊朗的核谈判，以及在6月轰炸伊朗核设施后迅速以“摧毁核能力”为由下台阶，甚至这次动武前的反复犹豫。
但最终，特朗普还是放弃谈判走向开战，这背后虽然不能排除“对等关税”被判违法、移民问题引爆争议、中期选举将近但民调低迷等短期因素，但恐怕更多地是出自美国伊朗政策的传统纠结，那就是承诺问题与不完全信息的交互作用：前者导致特朗普形成“与伊朗签署任何协议都没用”、“今天不动手，明天会后悔”的认知，后者则是让特朗普判断“动武迫使伊朗屈服的附带成本不高”，所以最后选择在2月28日祭出美以联合打击。
首先，“与伊朗签署任何协议都没用”、“今天不动手，明天会后悔”的认知。这种倾向并非特朗普独有，而是美国对伊鹰派的长期主张，即便这群人经历奥巴马时期的对伊谈判政策压制，无法阻止2015年核协议出炉，但还是在特朗普1.0找到实践舞台。美国在2018年宣布单边退出核协议，开始对伊朗极限施压，接着又在2020年1月击杀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
但这种做法的直接作用，似乎没有迎来伊朗屈服，反而强化德黑兰强硬派的话语权，也就是让伊朗同样形成了“与美国签署任何协议都没用”、“今天不动手，明天会后悔”的认知，由此导致后续拜登任内的美伊僵持。
回顾2021年1月，伊朗问题本是拜登就职后少数明确阐述的外交议题，方法是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美国既要努力“反击伊朗破坏区域稳定的活动”，也要重新加入被特朗普单边退出的伊朗核协议，并借此强化原初协议的种种缺陷。
结果，美国内部的对伊强硬派仍坚持极限施压，批评重启核协议不过是为伊朗发展核武争取时间。无独有偶，伊朗强硬派同样认为“优势在我”，所以在美国温和派释出重返核协议的信号时，直接推高谈判门槛：第一，要求美国给出有力保证，避免未来再次退出；第二，主张原协议的制裁豁免力度不够，应该更加放宽；第三，指出美国应就2018年至2021年期间未提供制裁豁免的情况进行补偿。
可想而知，这些门槛拜登政府都无法满足。至于拜登所说的另一个重要目标，“反击伊朗破坏区域稳定的活动”，即阻止伊朗进一步动员“抵抗轴心”，则基本没有收到任何成效，毕竟核谈判几乎占据政府对伊政策的唯一重心。
随后2023年“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又重创拜登为首的温和派能量，同时强化了对伊鹰派的论述力道，那就是美国制裁、重启谈判，其实都无法阻止伊朗动手。
这其实就是特朗普2.0接手时的危险状态。除了美国对伊鹰派的政治能量空前高涨，伊朗情况也是相差无几：加沙停火并没有让伊朗停止动员“抵抗轴心”，德黑兰依旧设法向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运送导弹。
而这无疑又会强化美国鹰派的认知：在伊朗内部仍由强硬派掌权，也就是哈梅内伊担任最高领袖、革命卫队依旧势大的背景下，光凭加沙战争削弱、“十二日战争”冲击，不足以扭转伊朗的对外战略，尤其在“抵抗轴心”衰弱的情境下，核议程的威慑角色恐怕还会持续上升。
这就成为此次特朗普能与内塔尼亚胡取得共识的背景——美国鹰派与以色列存在交集：要处理伊朗问题，恐怕需要政权更迭。
但这牵引出另一个问题：如果政权更迭是伊朗问题的“万灵丹”，美国究竟能用什么方式达成？
从任何角度来看，这无疑是比轰炸核设施更艰巨的工程，甚至可以说不论是美国或以色列，都不确定要如何实现。毕竟如果循阿富汗、伊拉克前例，军事占领的终点就是无尽泥淖，且这光凭以色列本身无法做到，当前美国民意又不会支持大量出兵重返中东，尤其特朗普的支持基础中还有不少排斥海外战场的MAGA派。
因此，特朗普面对的局面其实是1979年后美伊纠结的极度烈化，也就是在美国看来，除非伊朗发生重大政治变革，否则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其中东与对美政策，不论是核发展或动员“抵抗轴心”；但实现这一目标究竟要用制裁与外交徐徐图之，还是祭出强烈军事打击，恐怕就是各有极限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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