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记者战地日记丨一边追爆炸写新闻,一边防抢劫
他说南边这两天动静又变大了，之前没那么响，但今天、昨天突然多起来，他们也有点担心。最后我也叮嘱他：如果格什姆岛、阿巴斯港一带动静变大，别硬扛，能往没有驻军的区域挪就挪，就踏实在家待着，少出门，应该没事。
通话结束后，我又接到伊朗妈妈的电话。她问我怎么样？她说她们那里（德黑兰东边）还在炸。炸的很厉害。另外，她告诉我一定要注意安全。她的声音比平时低，像是怕惊动什么，又像是怕被什么听见。她没有直接谈战争，却把战争最真实的样子，一点点说给我听——不是导弹，不是战报，是人心散了、秩序松了、生活裂开了。
她先说了一个细节：爸爸去熟人超市买东西，回来时说听超市老板说，一个打扮得非常精致的女人——头发染一次可能要花几百万土曼的那种——昨晚竟然在店里偷了香肠。监控拍得清清楚楚。伊朗妈妈说这不是“道德沦丧”那么简单，她觉得这是一种更深的信号：很多人失业了，年轻人被困在家里，生活撑不下去，体面先碎了。伊朗妈妈还说她每天都吃的药，一个月三十粒一瓶，她通常会买两瓶用两个月，两瓶价钱是一百三十万土曼，但她今天打电话给药房说送不了，她自己出去买，价格却成了一瓶价格是一百三十万土曼，她说才不到一周同样药的价格就涨了一倍。
我也和她说了中国朋友打电话提醒我的事情，说公寓楼里，有人拿着刀闯进楼里抢劫。金子、钱、能拿走的都拿走了。住户吓得报警，可警察不来。伊朗妈妈提醒我：晚上别乱开门，门铃响了也别轻易开；不认识的人不要放进来，送货的也要先确认。她还说，你家后来换成铁门是对的，以前木门踹两脚就开了，现在至少多一道防线。她还告诉我一个变化：现在连警察也换成便衣了，他们不坐警车，开私家车在街上转。她说派出所也被打，治安更乱了。她在街上看到一些拿枪站岗的人，长相像地痞流氓，像“谁都不认识、谁也不负责”的那种人。万一有坏人假装警察的话就麻烦了。她说如果有人说自己是安全人员要你交手机，你一定要小心，不要随便给他，万一他抢走了你也没有办法，警察都找不到。我说路上看到有很多检查站，她说得很直白：靠几个检查站维持不了秩序，国家必须要有秩序，必须要有人管。
她又讲了两个故事，说她的一个熟人前几天开车去北部，路上翻车，没有等到救助，反而是有人乘乱先把车里的东西偷走，连备胎都没放过。这让我愕然，因为我之前看到过的伊朗人非常热心肠，如果半路车坏了，就有很多人自愿停下车来帮忙。我们自己就遇到过一次。伊朗妈妈继续说到，这个受伤的女人身上没银行卡，没法付医药费，只能打电话回德黑兰求亲友转钱。另一个是爸爸的一个朋友，打电话说有伊朗的防空拦截导弹没爆炸，直接掉进民宅，从屋顶穿到一楼，再穿到车库，把两辆好车砸烂，他们的房子也毁了。
电话快结束时，她的语气突然变得很急。她说：你们做报道一定要去人多的地方，别一个人跑；怕遇到骑摩托的抢设备，抢了你也没处说理。她不是在“危言耸听”，她是在用一个普通人的直觉告诉我：当秩序开始松动，危险不只来自天空，也来自街头。这时候电话响了，伊朗妈妈在接电话，伊朗爸爸接过了电话，他在电话里反复提醒我要小心，他说：“我害怕的不是你躲在家里，我害怕的是外面‘没有人管’。”
电话里，伊朗爸爸忽然换了更低的声音，说了一句让我心里一沉的话：“刚刚一个小时前，所有权力都交给了革命卫队。”他解释说，这意味着进入了“紧急状态”：很多决策会更集中、更军事化，“现在不是谁出来讲话就能解决的”。他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像在组织措辞，又像是不敢把话说得太满，只是提醒我千万要小心。千万不要单独出去。如果要去拍，就跟着媒体大队伍一起走。人多，才像一种保护。他甚至不太赞成我用大设备，怕被抢劫。他说：现在很多人穿便衣、没有制服，你分不清谁是执法，谁是安全人员，谁只是借乱局做坏事的人。
挂电话前，他的语气突然软了下来，像所有父母一样，最后只剩一句朴素的叮嘱：“在家就把铁门锁好，别给陌生人开门。听到什么消息先别慌，有事马上打电话。太危险的话，就来我们这里。”
电话挂断后，房间里很安静。可我知道，真正的危险并没有停——它只是从天空落回了地面，变成了人们对“秩序还能不能撑住”的担心。战争让人害怕的，从来不只是爆炸那一秒，而是爆炸之后：谁来负责？谁来维持？明天还能不能像一个“正常的国家”那样运转。
晚上九点多，我原本想把在穆森家拍的视频剪完。就在这时，F教授给我打电话。他问我有没有播出今天的采访。我说已经发出了。他说其他都还好，千万不要用那些似乎为政府辩护的话，要尽量客观不站队。他以前做过外交官，退休多年，在外交学院教书。一直以来我都觉得他算是一个很中立、很克制的学者——不偏政府，也不替反对派说话，更像一个分析局势的人。但这一次，他显然被“站队”这件事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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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通话结束后，我又接到伊朗妈妈的电话。她问我怎么样？她说她们那里（德黑兰东边）还在炸。炸的很厉害。另外，她告诉我一定要注意安全。她的声音比平时低，像是怕惊动什么，又像是怕被什么听见。她没有直接谈战争，却把战争最真实的样子，一点点说给我听——不是导弹，不是战报，是人心散了、秩序松了、生活裂开了。
她先说了一个细节：爸爸去熟人超市买东西，回来时说听超市老板说，一个打扮得非常精致的女人——头发染一次可能要花几百万土曼的那种——昨晚竟然在店里偷了香肠。监控拍得清清楚楚。伊朗妈妈说这不是“道德沦丧”那么简单，她觉得这是一种更深的信号：很多人失业了，年轻人被困在家里，生活撑不下去，体面先碎了。伊朗妈妈还说她每天都吃的药，一个月三十粒一瓶，她通常会买两瓶用两个月，两瓶价钱是一百三十万土曼，但她今天打电话给药房说送不了，她自己出去买，价格却成了一瓶价格是一百三十万土曼，她说才不到一周同样药的价格就涨了一倍。
我也和她说了中国朋友打电话提醒我的事情，说公寓楼里，有人拿着刀闯进楼里抢劫。金子、钱、能拿走的都拿走了。住户吓得报警，可警察不来。伊朗妈妈提醒我：晚上别乱开门，门铃响了也别轻易开；不认识的人不要放进来，送货的也要先确认。她还说，你家后来换成铁门是对的，以前木门踹两脚就开了，现在至少多一道防线。她还告诉我一个变化：现在连警察也换成便衣了，他们不坐警车，开私家车在街上转。她说派出所也被打，治安更乱了。她在街上看到一些拿枪站岗的人，长相像地痞流氓，像“谁都不认识、谁也不负责”的那种人。万一有坏人假装警察的话就麻烦了。她说如果有人说自己是安全人员要你交手机，你一定要小心，不要随便给他，万一他抢走了你也没有办法，警察都找不到。我说路上看到有很多检查站，她说得很直白：靠几个检查站维持不了秩序，国家必须要有秩序，必须要有人管。
她又讲了两个故事，说她的一个熟人前几天开车去北部，路上翻车，没有等到救助，反而是有人乘乱先把车里的东西偷走，连备胎都没放过。这让我愕然，因为我之前看到过的伊朗人非常热心肠，如果半路车坏了，就有很多人自愿停下车来帮忙。我们自己就遇到过一次。伊朗妈妈继续说到，这个受伤的女人身上没银行卡，没法付医药费，只能打电话回德黑兰求亲友转钱。另一个是爸爸的一个朋友，打电话说有伊朗的防空拦截导弹没爆炸，直接掉进民宅，从屋顶穿到一楼，再穿到车库，把两辆好车砸烂，他们的房子也毁了。
电话快结束时，她的语气突然变得很急。她说：你们做报道一定要去人多的地方，别一个人跑；怕遇到骑摩托的抢设备，抢了你也没处说理。她不是在“危言耸听”，她是在用一个普通人的直觉告诉我：当秩序开始松动，危险不只来自天空，也来自街头。这时候电话响了，伊朗妈妈在接电话，伊朗爸爸接过了电话，他在电话里反复提醒我要小心，他说：“我害怕的不是你躲在家里，我害怕的是外面‘没有人管’。”
电话里，伊朗爸爸忽然换了更低的声音，说了一句让我心里一沉的话：“刚刚一个小时前，所有权力都交给了革命卫队。”他解释说，这意味着进入了“紧急状态”：很多决策会更集中、更军事化，“现在不是谁出来讲话就能解决的”。他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像在组织措辞，又像是不敢把话说得太满，只是提醒我千万要小心。千万不要单独出去。如果要去拍，就跟着媒体大队伍一起走。人多，才像一种保护。他甚至不太赞成我用大设备，怕被抢劫。他说：现在很多人穿便衣、没有制服，你分不清谁是执法，谁是安全人员，谁只是借乱局做坏事的人。
挂电话前，他的语气突然软了下来，像所有父母一样，最后只剩一句朴素的叮嘱：“在家就把铁门锁好，别给陌生人开门。听到什么消息先别慌，有事马上打电话。太危险的话，就来我们这里。”
电话挂断后，房间里很安静。可我知道，真正的危险并没有停——它只是从天空落回了地面，变成了人们对“秩序还能不能撑住”的担心。战争让人害怕的，从来不只是爆炸那一秒，而是爆炸之后：谁来负责？谁来维持？明天还能不能像一个“正常的国家”那样运转。
晚上九点多，我原本想把在穆森家拍的视频剪完。就在这时，F教授给我打电话。他问我有没有播出今天的采访。我说已经发出了。他说其他都还好，千万不要用那些似乎为政府辩护的话，要尽量客观不站队。他以前做过外交官，退休多年，在外交学院教书。一直以来我都觉得他算是一个很中立、很克制的学者——不偏政府，也不替反对派说话，更像一个分析局势的人。但这一次，他显然被“站队”这件事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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