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记者战地日记丨一边追爆炸写新闻,一边防抢劫
离开时,岳母还给我打包了豆角饭、大麦汤,让我回去饿了就吃。穆森的妻子说:“等战争结束了,我们再一起庆祝。”我点头,说好。我太希望那一天能快点到来。
回程路上,司机接到妻子电话,说家附近疑似军营被炸,玻璃哐哐响,十岁的儿子和妻子吓坏了。司机人在路上,只能先让大女儿和女婿赶过去陪着妻儿。他说出租车公司只剩两个司机还在跑,其他人早已撤离——有人去了北部,酒店都满了,很多人搭帐篷睡车里。司机说他每天出来跑车压力也很大,家人也很担心,时不时打电话问他是否安全。但是他没有办法,要付房租应付生活,现在物价涨的这么高,要是不工作没有办法维持生活。他也希望战争尽早结束。
在穆森家的时候,中国朋友L突然给我打电话,说:“睿姐,我们家对面昨晚有人持刀入室抢劫,挨家挨户把金子、值钱的东西都抢走了。打电话警察也没有来(因为警局都被炸了没有人接电话),你一定要小心。”我听完真的毛骨悚然。战争的哐哐声我已经听习惯了,可我突然意识到:我真正害怕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东西,而是地面上没人管的黑夜——一个人住,门外如果有人拿刀闯进来,你连“报警”都不知道有没有用。
我把这种恐惧告诉穆森。我说:“我其实不怕战争,我怕的是抢劫。”穆森让我先把家里门都锁好,有事立刻联系他。可那种不安全感还是像一层冷汗贴在背上——因为它不是来自爆炸,而是来自秩序的松动。
回到家我开始写稿。楼下的门卫帕里维兹上来找我,说他大儿子在阿曼打工,听说阿曼也被导弹波及,他急得不行,问能不能用我的网络联系一下儿子。伊朗现在全国断网,大家了解的信息还不如外界知道的多。我去过穆森岳母家,他们也没网;他们连看外媒的卫星电视都被干扰,只能盯着伊朗国家电视台。伊朗妈妈那边也是一样,她经常打电话过来问我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于是今天的德黑兰,变成了一座靠“人和人互相打电话”维持信息流动的城市。你问我,我问你。消息像雾一样在楼道里、电话线里、家庭聚会时亲朋好友的对话里弥漫,借此维持一点确定感。
门卫终于打通了儿子的电话,又给他在库尔德省老家的老婆打,让他们连线。然后他又给亲家打,让他们和儿子儿媳连线,一圈“报平安”打完,他长出一口气,对我说“谢谢”。
我也把我听到的抢劫消息告诉他。他安慰我说:“我们这条街好几栋楼的门卫都是库尔德人,彼此认识,已经商量好——谁家出事就互相通报、互相照应。你放心,只要我在,有事你就叫我。” 他还叮嘱我把外面的铁门全部锁死。我听到这句,心里突然松了一点点——那种安全感不是来自国家,不是来自制度,而是来自一个具体的人、一条具体的街、几扇互相看得见的门。我立刻把铁门反锁,听见锁扣“咔哒”一声,像给自己加了一条薄薄的护身符。
今天我依然在连线、在写稿。可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战争把人逼到一种很荒诞的状态——你一边追着爆炸写新闻,一边又要学会像普通人那样,担心被抢劫和偷盗。门卫的一句“我在”让我安心不少,幸亏他在。以前我们也有邻居对他很有微词,说他太不精心,自己经常在外面找活打工,不好好承担门卫的职责。但现在战争到了,门卫自己把妻子和孩子送回库尔德省的老家,自己单身返回来守卫这个楼房,我真的对他充满了感激。在崩塌的秩序里,人和人抱团,是唯一能抓住的东西。
夜深以后,我又看到伊朗军队发表声明要为被击沉的伊朗军舰报仇。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发文说,伊朗的军舰在印度(专题)海参加演训,会被击沉,这严重违法,美国将会为此付出代价。我突然觉得,这世界像是退回到一种“谁拳头大谁说了算”的丛林逻辑——战争不只是把城市炸碎,也把人对规则的信念一点点炸碎。
正在写稿,在南部格什姆岛做生意的朱总打电话来。他是那里的华商主席,我很惊讶他还没有离开。他说自己这几天一直在大巴扎批发市场一带落脚——那边目前没有明显被袭击的目标,街区相对平静。但他也明确感觉到,今天空袭比较厉害。他们还去海边看对面阿巴斯港,好像那边的炼油厂被袭击着了火。
他说原本这两天要发工资——每个月一次的那种固定发放。但因为战争,银行突然关掉,工资没发出去,货款也压在手里,账目全卡住。他本来计划趁伊朗新年诺鲁兹节回国,现在完全走不了:没有航班,海上也走不了。如果撤离,只能考虑从北方走陆路,去土库曼斯坦等邻国的边境,但距离很远、路上不确定因素多。他说自己现在的想法是:先等银行恢复,把该付的账尽量付掉,给工人的工资结掉;如果战事没有缓和,他再认真考虑撤。
他问我德黑兰情况。我告诉他,德黑兰最近轰炸确实更密集。我提醒他,其实呆在家里一般不会有大问题,关键是你住的地方旁边是什么。我观察,现在有些被炸的点,除了一些重要的政府机构和军事安全设施外,那些表面看是体育场、医院、甚至民用建筑,但往往是因为附近出现过军事或者安全人员聚集点、或附近有军事设施、警务机构、或某些敏感人员的活动。我建议他避开敏感地点,不要靠近军营、警察总局、派出所或革命卫队相关驻地,或者那些有当局高层出入的区域。宁可去普通民居或者农村,只要是“纯居民区”、没有军事设施,风险相对小;哪怕去更偏的地方,只要不靠近目标,反而更安全。另外,如果必须陆路撤离:尽量结伴、少停留,保持连续行驶;另外避免跟大型货车长时间同行——因为有人担心大货车可能被误认为“伪装的导弹发射车”。另外使馆那边在各边境都有人员安排撤离,一旦决定走,最好提前把路线、人员、车辆信息报备,边境口岸通常会有协调机制,能减少临时卡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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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回程路上,司机接到妻子电话,说家附近疑似军营被炸,玻璃哐哐响,十岁的儿子和妻子吓坏了。司机人在路上,只能先让大女儿和女婿赶过去陪着妻儿。他说出租车公司只剩两个司机还在跑,其他人早已撤离——有人去了北部,酒店都满了,很多人搭帐篷睡车里。司机说他每天出来跑车压力也很大,家人也很担心,时不时打电话问他是否安全。但是他没有办法,要付房租应付生活,现在物价涨的这么高,要是不工作没有办法维持生活。他也希望战争尽早结束。
在穆森家的时候,中国朋友L突然给我打电话,说:“睿姐,我们家对面昨晚有人持刀入室抢劫,挨家挨户把金子、值钱的东西都抢走了。打电话警察也没有来(因为警局都被炸了没有人接电话),你一定要小心。”我听完真的毛骨悚然。战争的哐哐声我已经听习惯了,可我突然意识到:我真正害怕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东西,而是地面上没人管的黑夜——一个人住,门外如果有人拿刀闯进来,你连“报警”都不知道有没有用。
我把这种恐惧告诉穆森。我说:“我其实不怕战争,我怕的是抢劫。”穆森让我先把家里门都锁好,有事立刻联系他。可那种不安全感还是像一层冷汗贴在背上——因为它不是来自爆炸,而是来自秩序的松动。
回到家我开始写稿。楼下的门卫帕里维兹上来找我,说他大儿子在阿曼打工,听说阿曼也被导弹波及,他急得不行,问能不能用我的网络联系一下儿子。伊朗现在全国断网,大家了解的信息还不如外界知道的多。我去过穆森岳母家,他们也没网;他们连看外媒的卫星电视都被干扰,只能盯着伊朗国家电视台。伊朗妈妈那边也是一样,她经常打电话过来问我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于是今天的德黑兰,变成了一座靠“人和人互相打电话”维持信息流动的城市。你问我,我问你。消息像雾一样在楼道里、电话线里、家庭聚会时亲朋好友的对话里弥漫,借此维持一点确定感。
门卫终于打通了儿子的电话,又给他在库尔德省老家的老婆打,让他们连线。然后他又给亲家打,让他们和儿子儿媳连线,一圈“报平安”打完,他长出一口气,对我说“谢谢”。
我也把我听到的抢劫消息告诉他。他安慰我说:“我们这条街好几栋楼的门卫都是库尔德人,彼此认识,已经商量好——谁家出事就互相通报、互相照应。你放心,只要我在,有事你就叫我。” 他还叮嘱我把外面的铁门全部锁死。我听到这句,心里突然松了一点点——那种安全感不是来自国家,不是来自制度,而是来自一个具体的人、一条具体的街、几扇互相看得见的门。我立刻把铁门反锁,听见锁扣“咔哒”一声,像给自己加了一条薄薄的护身符。
今天我依然在连线、在写稿。可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战争把人逼到一种很荒诞的状态——你一边追着爆炸写新闻,一边又要学会像普通人那样,担心被抢劫和偷盗。门卫的一句“我在”让我安心不少,幸亏他在。以前我们也有邻居对他很有微词,说他太不精心,自己经常在外面找活打工,不好好承担门卫的职责。但现在战争到了,门卫自己把妻子和孩子送回库尔德省的老家,自己单身返回来守卫这个楼房,我真的对他充满了感激。在崩塌的秩序里,人和人抱团,是唯一能抓住的东西。
夜深以后,我又看到伊朗军队发表声明要为被击沉的伊朗军舰报仇。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发文说,伊朗的军舰在印度(专题)海参加演训,会被击沉,这严重违法,美国将会为此付出代价。我突然觉得,这世界像是退回到一种“谁拳头大谁说了算”的丛林逻辑——战争不只是把城市炸碎,也把人对规则的信念一点点炸碎。
正在写稿,在南部格什姆岛做生意的朱总打电话来。他是那里的华商主席,我很惊讶他还没有离开。他说自己这几天一直在大巴扎批发市场一带落脚——那边目前没有明显被袭击的目标,街区相对平静。但他也明确感觉到,今天空袭比较厉害。他们还去海边看对面阿巴斯港,好像那边的炼油厂被袭击着了火。
他说原本这两天要发工资——每个月一次的那种固定发放。但因为战争,银行突然关掉,工资没发出去,货款也压在手里,账目全卡住。他本来计划趁伊朗新年诺鲁兹节回国,现在完全走不了:没有航班,海上也走不了。如果撤离,只能考虑从北方走陆路,去土库曼斯坦等邻国的边境,但距离很远、路上不确定因素多。他说自己现在的想法是:先等银行恢复,把该付的账尽量付掉,给工人的工资结掉;如果战事没有缓和,他再认真考虑撤。
他问我德黑兰情况。我告诉他,德黑兰最近轰炸确实更密集。我提醒他,其实呆在家里一般不会有大问题,关键是你住的地方旁边是什么。我观察,现在有些被炸的点,除了一些重要的政府机构和军事安全设施外,那些表面看是体育场、医院、甚至民用建筑,但往往是因为附近出现过军事或者安全人员聚集点、或附近有军事设施、警务机构、或某些敏感人员的活动。我建议他避开敏感地点,不要靠近军营、警察总局、派出所或革命卫队相关驻地,或者那些有当局高层出入的区域。宁可去普通民居或者农村,只要是“纯居民区”、没有军事设施,风险相对小;哪怕去更偏的地方,只要不靠近目标,反而更安全。另外,如果必须陆路撤离:尽量结伴、少停留,保持连续行驶;另外避免跟大型货车长时间同行——因为有人担心大货车可能被误认为“伪装的导弹发射车”。另外使馆那边在各边境都有人员安排撤离,一旦决定走,最好提前把路线、人员、车辆信息报备,边境口岸通常会有协调机制,能减少临时卡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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