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和平贈禮"到"安全威脅":美對伊朗核問題的反轉
最近40多年，美國壹直致力於阻止伊朗發展核武器。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伊朗之所以擁有制造這些武器所需的技術，正是因為美國在1957年至1979年間向伊朗提供了核技術。這項核援助是美國冷戰戰略的壹部分，也被稱為“和平利用原子能”計劃。
“和平利用原子能”計劃
1957年，美國與伊朗簽訂民用核能合作協議，為伊朗培訓核技術人才，並逐步提供關鍵設施和技術支持。1967年，美國向伊朗交付了首個研究用反應堆——德黑蘭研究反應堆，這是壹座5兆瓦的核反應堆，並供應武器級高濃縮鈾作為燃料。該反應堆至今仍在伊朗首都德黑蘭運行，是伊朗核研究的核心設施之壹。
美國得克薩斯農工大學教授、著有《原子援助：如何“和平利用原子能”計劃導致核不安全感》的馬修·富爾曼表示：“艾森豪威爾認為，傳授核技術並用於和平目的，可以減少各國追求核武器的動機。”例如，通過核電站實現電力生產，或利用放射性同位素服務醫療診斷與治療等領域。
此外，“和平利用原子能”計劃還體現了另壹個重要維度：核技術在當時被視為壹項珍貴而前沿的技術，掌握它能顯著提升壹個國家的國際地位與聲望。美國將向盟友提供這項技術視為壹種外交手段，通過核援助來影響受援國、鞏固聯盟，並實現更廣泛的地緣政治目標。
當時，美國與伊朗國王巴列維關系極為密切。1953年，伊朗總理摩薩台克上台、削弱國王權力時，美國中央情報局發動了“阿賈克斯行動”，推翻民選政府，將巴列維國王重新扶上寶座。美國如此重視伊朗，主要源於其戰略地理位置，當時，伊朗與蘇聯直接接壤，是冷戰前沿的緩沖地帶。
據報道，彼時美蘇冷戰正進入白熱化階段，為遏制蘇聯在中東的擴張，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於1953年提出“和平利用原子能”計劃，向親美盟友分享民用核技術，以此強化聯盟並推廣原子能的和平應用。這壹計劃的受益者包括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以及當時由美國支持的伊朗。
伊朗發展民用核技術的轉折點出現在1970年代後期。國際危機小組的伊朗資深分析師阿裡·瓦茲指出：“由於彼時石油行業的繁榮，讓伊朗獲得了巨額資金，其核計劃從最初的初步研究階段，演變為壹個全面的民用核能計劃。”
憑借石油收入激增帶來的豐厚財力，巴列維國王大幅加速了核項目擴張：上世紀70年代，伊朗派遣數拾名學生赴美深造核工程，其中許多人就讀於麻省理工學院等頂尖機構；簽署多項大規模核電站合同，規劃建設超過20座核反應堆。
摒棄與重生：
從“負擔”到“國家安全的必要手段”
1978年至1979年，霍梅尼領導伊斯蘭革命，推翻巴列維王朝。這些未完成的核項目被視為西方強加給這個石油富國的負擔而遭廢棄。
1980年，兩伊戰爭爆發，成為伊朗核項目的關鍵轉折點。這場曠日持久的沖突讓伊朗領導層認為，單純依賴常規軍事力量難以抵御外部威脅。加強核能力，已成為保障國家生存和安全的必要手段。1983年，伊朗核計劃重啟。
▲伊朗伊斯法罕核設施資料照片 新華社發
隨著伊朗核項目的秘密重啟，以色列很快發出相關警告。美國在2001年“9·11”恐怖襲擊後的幾年裡，也對伊朗核活動的擔憂進壹步加劇，將伊朗視為潛在威脅。
2002年8月，伊朗反對派組織曝光了伊朗境內的納坦茲和阿拉克兩處秘密核設施。這些設施此前未向國際原子能機構申報，違反了伊朗作為《核不擴散條約》締約國的透明義務。這壹爆炸性披露迅速引爆國際輿論，拉開了長達20多年的伊核危機外交拉鋸戰。
半個多世紀以來，科學技術的發展與地緣政治博弈、意識形態沖突以及國家生存的現實需求交織在壹起，昔日的“和平利用原子能”計劃，如今發展演變為國際安全領域最具爭議的焦點問題之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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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和平利用原子能”計劃
1957年，美國與伊朗簽訂民用核能合作協議，為伊朗培訓核技術人才，並逐步提供關鍵設施和技術支持。1967年，美國向伊朗交付了首個研究用反應堆——德黑蘭研究反應堆，這是壹座5兆瓦的核反應堆，並供應武器級高濃縮鈾作為燃料。該反應堆至今仍在伊朗首都德黑蘭運行，是伊朗核研究的核心設施之壹。
美國得克薩斯農工大學教授、著有《原子援助：如何“和平利用原子能”計劃導致核不安全感》的馬修·富爾曼表示：“艾森豪威爾認為，傳授核技術並用於和平目的，可以減少各國追求核武器的動機。”例如，通過核電站實現電力生產，或利用放射性同位素服務醫療診斷與治療等領域。
此外，“和平利用原子能”計劃還體現了另壹個重要維度：核技術在當時被視為壹項珍貴而前沿的技術，掌握它能顯著提升壹個國家的國際地位與聲望。美國將向盟友提供這項技術視為壹種外交手段，通過核援助來影響受援國、鞏固聯盟，並實現更廣泛的地緣政治目標。
當時，美國與伊朗國王巴列維關系極為密切。1953年，伊朗總理摩薩台克上台、削弱國王權力時，美國中央情報局發動了“阿賈克斯行動”，推翻民選政府，將巴列維國王重新扶上寶座。美國如此重視伊朗，主要源於其戰略地理位置，當時，伊朗與蘇聯直接接壤，是冷戰前沿的緩沖地帶。
據報道，彼時美蘇冷戰正進入白熱化階段，為遏制蘇聯在中東的擴張，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於1953年提出“和平利用原子能”計劃，向親美盟友分享民用核技術，以此強化聯盟並推廣原子能的和平應用。這壹計劃的受益者包括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以及當時由美國支持的伊朗。
伊朗發展民用核技術的轉折點出現在1970年代後期。國際危機小組的伊朗資深分析師阿裡·瓦茲指出：“由於彼時石油行業的繁榮，讓伊朗獲得了巨額資金，其核計劃從最初的初步研究階段，演變為壹個全面的民用核能計劃。”
憑借石油收入激增帶來的豐厚財力，巴列維國王大幅加速了核項目擴張：上世紀70年代，伊朗派遣數拾名學生赴美深造核工程，其中許多人就讀於麻省理工學院等頂尖機構；簽署多項大規模核電站合同，規劃建設超過20座核反應堆。
摒棄與重生：
從“負擔”到“國家安全的必要手段”
1978年至1979年，霍梅尼領導伊斯蘭革命，推翻巴列維王朝。這些未完成的核項目被視為西方強加給這個石油富國的負擔而遭廢棄。
1980年，兩伊戰爭爆發，成為伊朗核項目的關鍵轉折點。這場曠日持久的沖突讓伊朗領導層認為，單純依賴常規軍事力量難以抵御外部威脅。加強核能力，已成為保障國家生存和安全的必要手段。1983年，伊朗核計劃重啟。
▲伊朗伊斯法罕核設施資料照片 新華社發
隨著伊朗核項目的秘密重啟，以色列很快發出相關警告。美國在2001年“9·11”恐怖襲擊後的幾年裡，也對伊朗核活動的擔憂進壹步加劇，將伊朗視為潛在威脅。
2002年8月，伊朗反對派組織曝光了伊朗境內的納坦茲和阿拉克兩處秘密核設施。這些設施此前未向國際原子能機構申報，違反了伊朗作為《核不擴散條約》締約國的透明義務。這壹爆炸性披露迅速引爆國際輿論，拉開了長達20多年的伊核危機外交拉鋸戰。
半個多世紀以來，科學技術的發展與地緣政治博弈、意識形態沖突以及國家生存的現實需求交織在壹起，昔日的“和平利用原子能”計劃，如今發展演變為國際安全領域最具爭議的焦點問題之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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