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为何能成功夺权?要感谢日本、美国和苏联
2025年，天安门广场的游客。 CHANG W. LEE/THE NEW YORK TIMES
《红色黎明照耀中国——共产主义如何征服四分之一的人类》(Red Dawn Over China: How Communism Conquered a Quarter of Humanity)，冯客(Frank Dik?tter)着
如果被问及毛泽东的遗产，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们会背诵出一份精准的裁决：七分功，三分过。冯客显然会对这种“算术式的粉饰”不以为然。他因撰写了关于毛泽东统治时期的重要三部曲而闻名，通过广泛发掘档案，记录了“大跃进”和“文革(专题)”时期的压迫与大规模暴行。尽管中国官方持续否认或淡化这段历史的残酷现实，但冯客就像是一个单枪匹马的真相委员会，坚持不懈地揭露那些夺走了数千万生命的恐怖事实。
在《红色黎明照耀中国》中，这位任职于香港(专题)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历史学家为他的三部曲加上了一部有力、动人但充满个人观点的“前传”，揭示了共产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是如何一路厮杀夺取政权的。
这本书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冯客极具深度的研究。他怀着极大的热忱研究了流转至香港的300多卷党内文件，它们来自全国各地。他的雄心在于为数以百万计被共产主义乌托邦式的暴力与镇压所噤声的中国人发声。
冯客指出，从1921年建党到1945年二战结束，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力量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即便根据共产国际夸大的数据，1940年以前的中国，大约每1700人中才有一名共产党员——这一比例与当时的美国大致相当。
那么，这支小小的队伍是如何接管了中国这样庞大的国家的？冯客的回答直截了当：“关键词是暴力，以及施加暴力的意愿。”冯客重新讲述的中国革命并非一场势不可挡的浩大群众运动，而是一场充满偶然性的事件，其动力与其说来自民众支持，不如说来自毫不妥协的残酷手段，以及相当程度的运气。
像许多内战一样，毛泽东也得到了外部援助。尽管中国革命者标榜自己代表了人民的真实意志，但冯客认为，他们的运动曾多次被外国力量（尤其是苏联）塑造并拯救。中国的共产主义活动家从布尔什维克革命中汲取灵感，并从苏联驻华特工那里获得培训、思想灌输和武器。1926年，一名苏联共产国际特工任命了时年32岁的毛泽东去管理一所培训农民运动骨干的讲习所。
尽管有斯大林的援助，中国共产党在30年代中期仍险些被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军队剿灭。共产党当时并未赢得城市工人，而且尽管土地改革具有吸引力，但农民更畏惧红军的恐怖手段和征敛。
相比于“商人阶级的剥削”，农民们更担心旱涝灾害。冯客尖刻地写道，到1935年共产党结束了从国民党追击下仓皇撤退的长征时，其队伍已严重削弱，以至于他们“在民众中的吸引力大概只相当于一个籍籍无名的宗教教派或小型秘密结社”。
这一次，拯救共产党的竟然是日本(专题)的侵略。1931年日军侵入中国东北大(专题)片领土后，共产党仍专注于对抗国民党而非外敌。1937年，日本帝国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场灾难夺去了约1400万中国人的生命。毛泽东虽然与国民党建立了貌合神离的临时“统一战线”，但他更倾向于让国民党军队承担抗日冲击的重担，共产党军队则乘机休整并建立新根据地的控制权。
虽然其他史学着作——如哈佛政治学家托尼·赛奇的权威着作《从叛乱者到统治者》（From Rebel to Ruler）——也讨论过共产党在争取工农阶级时面临的困难，但冯客很少花时间描写该党在社会经济或文化上的诱导手段，而是集中关注其暴力手段和思想灌输。
冯客写道，在共产党的根据地，他们实施“恐怖统治”，处决地方官员和被认为“政治上不可靠”的人。他用冷峻的笔调展示了共产党如何试图通过抨击儒家思想、宗教机构和乡村生活，从而“在一夜之间摧毁旧秩序”，这预示了几十年后的文革：“人们在所谓的‘斗争大会’上反目成仇，谴责一切权威，无论是村长、族长，还是普通的父母兄弟。”
在广岛原子弹轰炸几天后，苏联终于对日宣战，共产党再一次获得了无比宝贵的助力。百万苏联红军冲入具有重要战略和经济价值的日占满洲。当毛泽东在组建联合政府的谈判中同国民党虚与委蛇时，苏联秘密与中共勾结，为苏军撤离后中共接管满洲铺路。苏联还将从战败日军手中缴获的坦克、飞机和武器移交给了中共军队。
冯客对那些误判形势、轻信共产党的美国人给予了严厉抨击，其中包括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和记者埃德加·斯诺。本书书名讽刺的正是斯诺1937年的畅销书《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他还抨击了乔治·马歇尔将军在战后初期迫使蒋毛组建联合政府的徒劳行动，认为马歇尔不是一个接手了不可能任务的和平调解人，而是一个被骗得团团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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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黎明照耀中国——共产主义如何征服四分之一的人类》(Red Dawn Over China: How Communism Conquered a Quarter of Humanity)，冯客(Frank Dik?tter)着
如果被问及毛泽东的遗产，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们会背诵出一份精准的裁决：七分功，三分过。冯客显然会对这种“算术式的粉饰”不以为然。他因撰写了关于毛泽东统治时期的重要三部曲而闻名，通过广泛发掘档案，记录了“大跃进”和“文革(专题)”时期的压迫与大规模暴行。尽管中国官方持续否认或淡化这段历史的残酷现实，但冯客就像是一个单枪匹马的真相委员会，坚持不懈地揭露那些夺走了数千万生命的恐怖事实。
在《红色黎明照耀中国》中，这位任职于香港(专题)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历史学家为他的三部曲加上了一部有力、动人但充满个人观点的“前传”，揭示了共产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是如何一路厮杀夺取政权的。
这本书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冯客极具深度的研究。他怀着极大的热忱研究了流转至香港的300多卷党内文件，它们来自全国各地。他的雄心在于为数以百万计被共产主义乌托邦式的暴力与镇压所噤声的中国人发声。
冯客指出，从1921年建党到1945年二战结束，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力量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即便根据共产国际夸大的数据，1940年以前的中国，大约每1700人中才有一名共产党员——这一比例与当时的美国大致相当。
那么，这支小小的队伍是如何接管了中国这样庞大的国家的？冯客的回答直截了当：“关键词是暴力，以及施加暴力的意愿。”冯客重新讲述的中国革命并非一场势不可挡的浩大群众运动，而是一场充满偶然性的事件，其动力与其说来自民众支持，不如说来自毫不妥协的残酷手段，以及相当程度的运气。
像许多内战一样，毛泽东也得到了外部援助。尽管中国革命者标榜自己代表了人民的真实意志，但冯客认为，他们的运动曾多次被外国力量（尤其是苏联）塑造并拯救。中国的共产主义活动家从布尔什维克革命中汲取灵感，并从苏联驻华特工那里获得培训、思想灌输和武器。1926年，一名苏联共产国际特工任命了时年32岁的毛泽东去管理一所培训农民运动骨干的讲习所。
尽管有斯大林的援助，中国共产党在30年代中期仍险些被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军队剿灭。共产党当时并未赢得城市工人，而且尽管土地改革具有吸引力，但农民更畏惧红军的恐怖手段和征敛。
相比于“商人阶级的剥削”，农民们更担心旱涝灾害。冯客尖刻地写道，到1935年共产党结束了从国民党追击下仓皇撤退的长征时，其队伍已严重削弱，以至于他们“在民众中的吸引力大概只相当于一个籍籍无名的宗教教派或小型秘密结社”。
这一次，拯救共产党的竟然是日本(专题)的侵略。1931年日军侵入中国东北大(专题)片领土后，共产党仍专注于对抗国民党而非外敌。1937年，日本帝国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场灾难夺去了约1400万中国人的生命。毛泽东虽然与国民党建立了貌合神离的临时“统一战线”，但他更倾向于让国民党军队承担抗日冲击的重担，共产党军队则乘机休整并建立新根据地的控制权。
虽然其他史学着作——如哈佛政治学家托尼·赛奇的权威着作《从叛乱者到统治者》（From Rebel to Ruler）——也讨论过共产党在争取工农阶级时面临的困难，但冯客很少花时间描写该党在社会经济或文化上的诱导手段，而是集中关注其暴力手段和思想灌输。
冯客写道，在共产党的根据地，他们实施“恐怖统治”，处决地方官员和被认为“政治上不可靠”的人。他用冷峻的笔调展示了共产党如何试图通过抨击儒家思想、宗教机构和乡村生活，从而“在一夜之间摧毁旧秩序”，这预示了几十年后的文革：“人们在所谓的‘斗争大会’上反目成仇，谴责一切权威，无论是村长、族长，还是普通的父母兄弟。”
在广岛原子弹轰炸几天后，苏联终于对日宣战，共产党再一次获得了无比宝贵的助力。百万苏联红军冲入具有重要战略和经济价值的日占满洲。当毛泽东在组建联合政府的谈判中同国民党虚与委蛇时，苏联秘密与中共勾结，为苏军撤离后中共接管满洲铺路。苏联还将从战败日军手中缴获的坦克、飞机和武器移交给了中共军队。
冯客对那些误判形势、轻信共产党的美国人给予了严厉抨击，其中包括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和记者埃德加·斯诺。本书书名讽刺的正是斯诺1937年的畅销书《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他还抨击了乔治·马歇尔将军在战后初期迫使蒋毛组建联合政府的徒劳行动，认为马歇尔不是一个接手了不可能任务的和平调解人，而是一个被骗得团团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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