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性别政策] 沉迷情色的美国跨性别男子,枪杀了前妻、长子
公开法庭资料显示，多年来，多尔甘因变性问题与家庭成员关系紧张。2020年，与其有着表亲关系的妻子提出离婚，最初的离婚理由写为“变性手术，以及自恋型人格障碍特征”，随后改为“不可调和的矛盾”。
同一时期，多尔甘指控其岳父因其跨性别身份对其进行贬低和威胁，要求自己搬离北普罗维登斯住所。“由于这些威胁，我现在非常害怕身体受到伤害。”多尔甘在一份证人声明中称，自己在完成变性手术后一直担心人身安全。
法庭记录还显示，变性后的多尔甘沉迷情色，在社交媒体上关注了很多色情模特，并且经常作出露骨回复。据其同事回忆，多尔甘“脾气暴躁”，有时还会穿着不合时宜的迷你裙和高跟鞋上班。
案发后，一名女子在警局外指认多尔甘是自己的父亲，并称其长期受到“精神健康问题”的困扰，“他枪杀了我的家人，他现在死了”。
噩梦不断重演
“罗德岛是个小州，大家彼此都认识。”效力于匹兹堡企鹅队的前锋诺埃尔·阿恰里说。他成长于罗德岛，从小在这片冰场训练。“原本是一场庆祝活动，现在却变成灾难。这影响的不只是罗德岛的冰球运动，也影响到所有人。”
罗德岛州长期以相对严格的枪支法律和较低的枪支死亡率着称。波塔基特市长唐·格雷比恩表示，此次枪击虽与此前布朗大学案件无关联，但“仍然非常悲惨”。
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众议员、众议院少数党党鞭凯瑟琳·克拉克则呼吁国会通过“常识性的枪支立法”，以遏制暴力循环。根据枪支暴力档案馆统计，进入2026年以来，美国已发生41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美国网红牧师乔丹·威尔斯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不能仅仅聚焦于枪支数量问题，还应关注枪手的精神健康危机。“无论制定多少法律，如果不解决精神健康与社会失序问题，这场噩梦就会不断重演。”
这并非近年来首起由跨性别人士实施的重大枪击案。2023年3月，纳什维尔一所私立基督教学校发生枪击，一名28岁的跨性别人士枪杀6人后被警方击毙；2025年8月，明尼苏达州一所天主教堂在弥撒期间发生大规模枪击，凶手是一名长期患有精神疾病的跨性别人士。
类似案件发生后，美国司法界多次讨论，是否应将“性别焦虑症”纳入禁止购枪的精神健康诊断范畴。根据美国联邦法，只有在法官裁定某人精神“有缺陷”或被强制送医治疗的情况下，其持枪权才会被剥夺。若通过行政手段将某一心理诊断直接等同于“持枪禁令”，可能面临对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挑战。该修正案确认了美国公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
在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国际疾病分类》中，“性别认知不一致”并不属于“精神和行为障碍”章节，而被归入“性健康”章节。换言之，性别认同与生理性别不一致本身并不构成精神疾病。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所使用的“性别焦虑”概念也强调只有当这种不一致导致显着的心理痛苦或社会功能受损时，才构成可诊断的精神健康状况。
不过，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相关研究常指出，跨性别群体在获得性别确认医疗之前，其抑郁、焦虑和自残倾向显着高于常人。2018年马里兰州仓库枪击案中，跨性别枪手生前长期患有躁郁症与重度抑郁，在案发前一年进行了变性手术与激素治疗。据身边人士回忆，自启动激素治疗以来，凶手经历了一段“非常糟糕的时期”，情绪波动剧烈，状态明显恶化。
此外，跨性别群体中较高的自毁风险，往往也是社会压力、家庭冲突与身份困境长期叠加的结果。精神健康干预的不足、网络舆论的极端化以及枪支的高度可获得性，进一步放大了潜在风险。2019年5月，科罗拉多州高地牧场STEM学校枪击案中，两名跨性别青少年凶手曾因性别认同问题在校遭遇过霸凌。
“我们看到这种情况越来越多。”得克萨斯州沃斯堡的神经心理学家艾伦·霍普韦尔在采访中指出，“这不是由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而且这些因素在政治言论的推动下变得更加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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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多尔甘指控其岳父因其跨性别身份对其进行贬低和威胁，要求自己搬离北普罗维登斯住所。“由于这些威胁，我现在非常害怕身体受到伤害。”多尔甘在一份证人声明中称，自己在完成变性手术后一直担心人身安全。
法庭记录还显示，变性后的多尔甘沉迷情色，在社交媒体上关注了很多色情模特，并且经常作出露骨回复。据其同事回忆，多尔甘“脾气暴躁”，有时还会穿着不合时宜的迷你裙和高跟鞋上班。
案发后，一名女子在警局外指认多尔甘是自己的父亲，并称其长期受到“精神健康问题”的困扰，“他枪杀了我的家人，他现在死了”。
噩梦不断重演
“罗德岛是个小州，大家彼此都认识。”效力于匹兹堡企鹅队的前锋诺埃尔·阿恰里说。他成长于罗德岛，从小在这片冰场训练。“原本是一场庆祝活动，现在却变成灾难。这影响的不只是罗德岛的冰球运动，也影响到所有人。”
罗德岛州长期以相对严格的枪支法律和较低的枪支死亡率着称。波塔基特市长唐·格雷比恩表示，此次枪击虽与此前布朗大学案件无关联，但“仍然非常悲惨”。
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众议员、众议院少数党党鞭凯瑟琳·克拉克则呼吁国会通过“常识性的枪支立法”，以遏制暴力循环。根据枪支暴力档案馆统计，进入2026年以来，美国已发生41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美国网红牧师乔丹·威尔斯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不能仅仅聚焦于枪支数量问题，还应关注枪手的精神健康危机。“无论制定多少法律，如果不解决精神健康与社会失序问题，这场噩梦就会不断重演。”
这并非近年来首起由跨性别人士实施的重大枪击案。2023年3月，纳什维尔一所私立基督教学校发生枪击，一名28岁的跨性别人士枪杀6人后被警方击毙；2025年8月，明尼苏达州一所天主教堂在弥撒期间发生大规模枪击，凶手是一名长期患有精神疾病的跨性别人士。
类似案件发生后，美国司法界多次讨论，是否应将“性别焦虑症”纳入禁止购枪的精神健康诊断范畴。根据美国联邦法，只有在法官裁定某人精神“有缺陷”或被强制送医治疗的情况下，其持枪权才会被剥夺。若通过行政手段将某一心理诊断直接等同于“持枪禁令”，可能面临对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挑战。该修正案确认了美国公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
在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国际疾病分类》中，“性别认知不一致”并不属于“精神和行为障碍”章节，而被归入“性健康”章节。换言之，性别认同与生理性别不一致本身并不构成精神疾病。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所使用的“性别焦虑”概念也强调只有当这种不一致导致显着的心理痛苦或社会功能受损时，才构成可诊断的精神健康状况。
不过，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相关研究常指出，跨性别群体在获得性别确认医疗之前，其抑郁、焦虑和自残倾向显着高于常人。2018年马里兰州仓库枪击案中，跨性别枪手生前长期患有躁郁症与重度抑郁，在案发前一年进行了变性手术与激素治疗。据身边人士回忆，自启动激素治疗以来，凶手经历了一段“非常糟糕的时期”，情绪波动剧烈，状态明显恶化。
此外，跨性别群体中较高的自毁风险，往往也是社会压力、家庭冲突与身份困境长期叠加的结果。精神健康干预的不足、网络舆论的极端化以及枪支的高度可获得性，进一步放大了潜在风险。2019年5月，科罗拉多州高地牧场STEM学校枪击案中，两名跨性别青少年凶手曾因性别认同问题在校遭遇过霸凌。
“我们看到这种情况越来越多。”得克萨斯州沃斯堡的神经心理学家艾伦·霍普韦尔在采访中指出，“这不是由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而且这些因素在政治言论的推动下变得更加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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