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稅] 美國進入"關稅常態化"時代 世界正適應壹個新的美國
美國不再是那個政策高度可預測的經濟錨，而是壹個仍具制度優勢、但政策波動明顯上升的超級經濟體。（資料照片／李濠仲攝）
美國最高法院以6比3裁定，總統不得依《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單方面征收全面關稅。表面上，這是壹場典型的憲政攻防：司法機構對行政權力劃下紅線；政治人物則迅速尋找替代工具。然而，若跳脫“川普輸贏”的敘事框架，這起事件其實更像是壹個制度訊號——美國經濟治理正從過去的穩態運行，進入壹個高波動、高政治化的新周期。
這個周期的關鍵特征，不只是關稅升降，而是政策制定邏輯本身正在改變。
從貿易工具到政治語言
在冷戰結束後的數拾年間，美國關稅政策多半是技術官僚主導的經濟工具，核心目標是市場開放、產業調整與談判籌碼。然而近拾年，壹個顯著變化是：關稅逐漸從經濟工具轉化為政治語言。
川普政府頻繁動用各類關稅授權，其真正功能往往不止於調整貿易流量，更在於向國內選民傳遞叁種訊號：政府正在對外強硬、制造業利益受到保護，以及全球化可以被重新談判。
在這種語境下，IEEPA之所以被高度依賴，正因為它提供了壹條繞過國會、快速出手的政治捷徑。最高法院此次裁決，實質上是切斷了這條“最快的政治通道”。
但政治需求並未消失。
白宮在3小時內改用《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正說明壹件事：當關稅已成為政治敘事的壹部分，行政部門幾乎必然會尋找任何仍可動用的法律空間。
司法勝利為何難以轉化為政策收縮
不少觀察者把此次判決視為單邊主義受挫，但市場反應相對平靜，企業界更是態度審慎。原因在於，企業真正關心的不是某壹條法律失效，而是整體政策函數是否改變。
從目前情勢看，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美國現行貿易法體系本來就是“多工具並存”。即使IEEPA受限，《1974年貿易法》 301、232及122等條款仍提供相當操作空間。
其次，國會兩黨在對中強硬與供應鏈安全議題上已形成某種程度的跨黨派共識。即便司法限制行政捷徑，政治環境仍鼓勵維持貿易壓力。
第叁，也是最關鍵的壹點：企業決策是前瞻性的。當政策路徑呈現高度可替代性時，單壹法律挫敗並不足以改變投資預期。
因此，最高法院在憲政層面的確“踩了煞車”，但在經濟行為層面，車速只出現有限調整。
150天時限的真正含義
《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授權最長150天，理論上構成壹項約束。但若從政治經濟角度觀察，這個時限同時也是壹種戰術資產。原因有叁：
第壹，短期工具更具機動性。臨時關稅讓行政部門可以快速施壓，同時保留政策回旋空間。
第贰，時限創造談判杠杆。150天倒計時本身就能形成對貿易伙伴的心理壓力。
第叁，責任可部分轉移至國會。若措施無法延長，行政部門可將責任政治化，反過來動員選民壓力。
換言之，看似限制的制度設計，在高度政治化環境中，也可能被轉化為策略工具。這正是當前美國治理的壹個新特征：制度約束仍在，但政治運用愈發靈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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