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稅] 別對最高法院的關稅裁決高興太早 真正的制度死穴…
鄧聿文?2026年02月24日
這次關稅裁決迫使人們面對壹個難題：當總統不遵守基本政治規范和政治倫理，美國民主還能靠什麼維持？（美聯社）
美國最高法院院以6：3的結果終於對川普“對等關稅”的合法性給了壹個說法。對壹場糾紛不斷、爭議不息的政策而言，這個“說法”本身就有意義：它至少提醒外界，總統不是可以隨時擰開關稅水龍頭的人。
但這份裁決更像壹次止血而非治病。它否定的是川普動用某壹類緊急權力去征收“普遍性關稅”的方式，而不是在原則上宣布總統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能加稅。最高法院院劃出的邊界也很直接：第壹，普遍性征稅歸根到底要回到國會授權；第贰，若行政機關試圖用模糊條款推出影響巨大、范圍極廣、後果深遠的關稅安排，就必須拿出更明確、更可識別的國會授權作為支撐。
因此，圍繞這份裁定有人罵也有人贊。罵的壹方是川普及其支持者，贊的壹方是川普的反對者，包括民主黨。對後者來說，川普上台壹年多，對總統權力的“任意揮灑”，既損害美國的制度形象，也損耗美國對外的軟實力；最高法院出手，似乎證明美國民主依然具備自我修復的韌性——這是美國之幸，也是世界之幸。
然而，別急著高興。裁決的分量不取決於法官寫得多漂亮，而取決於川普接下來怎麼做。只要他願意，完全可以換壹套法條包裝，繼續推進同壹個關稅目標。事實也是如此，川普立刻用另壹法條的名義宣布向全球征收15%的關稅，從而使得裁決對總統的制衡更多停留在法理層面，在政治意義上卻被“實質性否決”。
它堵不住所有路
美國法律給川普“換個法條繼續征稅”的能力，在美國現行體制下很難被真正阻止。國會當然有權把授權收回來，也有權把口子堵上，甚至可以用預算卡住行政部門，但在黨爭激烈的當下，國會這樣做要付出真金白銀的政治代價：它得把責任扛回自己身上，面對選區裡受益與受損的行業，面對黨內基層的情緒，也面對總統對本黨議員的公開施壓。多數時候，國會最舒服的姿勢恰恰是裝作“無能為力”，讓行政去做決定，讓法院去裁判合法性，讓市場去消化後果。於是，最高法院的裁決看似就成了壹種被動制衡——它能堵住壹條路，卻堵不住所有路。
建國先賢們當初設立叁權分立時，雖說不相信人性可靠，也不指望統治者道德高尚，所以才把權力拆分叁股，讓每壹股權力都難以吞掉另壹股，用麥迪遜的話說，“用野心來對抗野心”，然而，恐怕也未料到美國的政治會質變到如今這般情形。麥迪遜這句話，放在今天，只說對了壹半：野心之所以能對抗野心，是因為野心還願意接受並遵守壹套共同規范，至少承認某些東西不可越界。
制度從來不是自動機器，它在現實中的運作需要驅動力：國會得願意對抗總統，行政得願意接受邊界，社會得願意把規范當底線。驅動力壹旦缺位，制度未必立刻崩塌，形式和程式還在，權力仍被稱為分立，可制衡的力度會明顯變弱——弱到不足以阻止壹個不尊重政治倫理的總統把權力用到極限。
川普的問題，恰恰在於他對權力的使用不是審慎，而是極大化。他不是把規則當邊界，而是當武器；不是把政治倫理當約束，而是當可以嘲諷、可以踐踏、甚至可以轉化為動員資源的材料。你可以說這是品德問題，也可以說是政治風格，但它最終是壹套治理哲學：只要做得到，就做；只要能逼對方讓步，就逼；只要能擴大總統權力的事實空間，就擴大。
美國250年的歷史當然出現過體系緊繃甚至失靈的時刻。戰爭時期、恐慌時期、撕裂時期，權力總會向行政集中，國會總會遲疑，司法總會滯後。但過去很多危機最終能夠“回彈”，原因不在於制度天然高明，而在於政治系統在某個階段重新恢復了克制，或利益結構迫使政黨重新劃清底線。回彈也從來不是免費的，常常以社會分裂、制度信任下降、治理成本上升為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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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關稅裁決迫使人們面對壹個難題：當總統不遵守基本政治規范和政治倫理，美國民主還能靠什麼維持？（美聯社）
美國最高法院院以6：3的結果終於對川普“對等關稅”的合法性給了壹個說法。對壹場糾紛不斷、爭議不息的政策而言，這個“說法”本身就有意義：它至少提醒外界，總統不是可以隨時擰開關稅水龍頭的人。
但這份裁決更像壹次止血而非治病。它否定的是川普動用某壹類緊急權力去征收“普遍性關稅”的方式，而不是在原則上宣布總統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能加稅。最高法院院劃出的邊界也很直接：第壹，普遍性征稅歸根到底要回到國會授權；第贰，若行政機關試圖用模糊條款推出影響巨大、范圍極廣、後果深遠的關稅安排，就必須拿出更明確、更可識別的國會授權作為支撐。
因此，圍繞這份裁定有人罵也有人贊。罵的壹方是川普及其支持者，贊的壹方是川普的反對者，包括民主黨。對後者來說，川普上台壹年多，對總統權力的“任意揮灑”，既損害美國的制度形象，也損耗美國對外的軟實力；最高法院出手，似乎證明美國民主依然具備自我修復的韌性——這是美國之幸，也是世界之幸。
然而，別急著高興。裁決的分量不取決於法官寫得多漂亮，而取決於川普接下來怎麼做。只要他願意，完全可以換壹套法條包裝，繼續推進同壹個關稅目標。事實也是如此，川普立刻用另壹法條的名義宣布向全球征收15%的關稅，從而使得裁決對總統的制衡更多停留在法理層面，在政治意義上卻被“實質性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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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法律給川普“換個法條繼續征稅”的能力，在美國現行體制下很難被真正阻止。國會當然有權把授權收回來，也有權把口子堵上，甚至可以用預算卡住行政部門，但在黨爭激烈的當下，國會這樣做要付出真金白銀的政治代價：它得把責任扛回自己身上，面對選區裡受益與受損的行業，面對黨內基層的情緒，也面對總統對本黨議員的公開施壓。多數時候，國會最舒服的姿勢恰恰是裝作“無能為力”，讓行政去做決定，讓法院去裁判合法性，讓市場去消化後果。於是，最高法院的裁決看似就成了壹種被動制衡——它能堵住壹條路，卻堵不住所有路。
建國先賢們當初設立叁權分立時，雖說不相信人性可靠，也不指望統治者道德高尚，所以才把權力拆分叁股，讓每壹股權力都難以吞掉另壹股，用麥迪遜的話說，“用野心來對抗野心”，然而，恐怕也未料到美國的政治會質變到如今這般情形。麥迪遜這句話，放在今天，只說對了壹半：野心之所以能對抗野心，是因為野心還願意接受並遵守壹套共同規范，至少承認某些東西不可越界。
制度從來不是自動機器，它在現實中的運作需要驅動力：國會得願意對抗總統，行政得願意接受邊界，社會得願意把規范當底線。驅動力壹旦缺位，制度未必立刻崩塌，形式和程式還在，權力仍被稱為分立，可制衡的力度會明顯變弱——弱到不足以阻止壹個不尊重政治倫理的總統把權力用到極限。
川普的問題，恰恰在於他對權力的使用不是審慎，而是極大化。他不是把規則當邊界，而是當武器；不是把政治倫理當約束，而是當可以嘲諷、可以踐踏、甚至可以轉化為動員資源的材料。你可以說這是品德問題，也可以說是政治風格，但它最終是壹套治理哲學：只要做得到，就做；只要能逼對方讓步，就逼；只要能擴大總統權力的事實空間，就擴大。
美國250年的歷史當然出現過體系緊繃甚至失靈的時刻。戰爭時期、恐慌時期、撕裂時期，權力總會向行政集中，國會總會遲疑，司法總會滯後。但過去很多危機最終能夠“回彈”，原因不在於制度天然高明，而在於政治系統在某個階段重新恢復了克制，或利益結構迫使政黨重新劃清底線。回彈也從來不是免費的，常常以社會分裂、制度信任下降、治理成本上升為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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