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 别对最高法院的关税裁决高兴太早 真正的制度死穴…
邓聿文?2026年02月24日
这次关税裁决迫使人们面对一个难题：当总统不遵守基本政治规范和政治伦理，美国民主还能靠什么维持？（美联社）
美国最高法院院以6：3的结果终于对川普“对等关税”的合法性给了一个说法。对一场纠纷不断、争议不息的政策而言，这个“说法”本身就有意义：它至少提醒外界，总统不是可以随时拧开关税水龙头的人。
但这份裁决更像一次止血而非治病。它否定的是川普动用某一类紧急权力去征收“普遍性关税”的方式，而不是在原则上宣布总统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能加税。最高法院院划出的边界也很直接：第一，普遍性征税归根到底要回到国会授权；第二，若行政机关试图用模糊条款推出影响巨大、范围极广、后果深远的关税安排，就必须拿出更明确、更可识别的国会授权作为支撑。
因此，围绕这份裁定有人骂也有人赞。骂的一方是川普及其支持者，赞的一方是川普的反对者，包括民主党。对后者来说，川普上台一年多，对总统权力的“任意挥洒”，既损害美国的制度形象，也损耗美国对外的软实力；最高法院出手，似乎证明美国民主依然具备自我修复的韧性——这是美国之幸，也是世界之幸。
然而，别急着高兴。裁决的分量不取决于法官写得多漂亮，而取决于川普接下来怎么做。只要他愿意，完全可以换一套法条包装，继续推进同一个关税目标。事实也是如此，川普立刻用另一法条的名义宣布向全球征收15%的关税，从而使得裁决对总统的制衡更多停留在法理层面，在政治意义上却被“实质性否决”。
它堵不住所有路
美国法律给川普“换个法条继续征税”的能力，在美国现行体制下很难被真正阻止。国会当然有权把授权收回来，也有权把口子堵上，甚至可以用预算卡住行政部门，但在党争激烈的当下，国会这样做要付出真金白银的政治代价：它得把责任扛回自己身上，面对选区里受益与受损的行业，面对党内基层的情绪，也面对总统对本党议员的公开施压。多数时候，国会最舒服的姿势恰恰是装作“无能为力”，让行政去做决定，让法院去裁判合法性，让市场去消化后果。于是，最高法院的裁决看似就成了一种被动制衡——它能堵住一条路，却堵不住所有路。
建国先贤们当初设立三权分立时，虽说不相信人性可靠，也不指望统治者道德高尚，所以才把权力拆分三股，让每一股权力都难以吞掉另一股，用麦迪逊的话说，“用野心来对抗野心”，然而，恐怕也未料到美国的政治会质变到如今这般情形。麦迪逊这句话，放在今天，只说对了一半：野心之所以能对抗野心，是因为野心还愿意接受并遵守一套共同规范，至少承认某些东西不可越界。
制度从来不是自动机器，它在现实中的运作需要驱动力：国会得愿意对抗总统，行政得愿意接受边界，社会得愿意把规范当底线。驱动力一旦缺位，制度未必立刻崩塌，形式和程式还在，权力仍被称为分立，可制衡的力度会明显变弱——弱到不足以阻止一个不尊重政治伦理的总统把权力用到极限。
川普的问题，恰恰在于他对权力的使用不是审慎，而是极大化。他不是把规则当边界，而是当武器；不是把政治伦理当约束，而是当可以嘲讽、可以践踏、甚至可以转化为动员资源的材料。你可以说这是品德问题，也可以说是政治风格，但它最终是一套治理哲学：只要做得到，就做；只要能逼对方让步，就逼；只要能扩大总统权力的事实空间，就扩大。
美国250年的历史当然出现过体系紧绷甚至失灵的时刻。战争时期、恐慌时期、撕裂时期，权力总会向行政集中，国会总会迟疑，司法总会滞后。但过去很多危机最终能够“回弹”，原因不在于制度天然高明，而在于政治系统在某个阶段重新恢复了克制，或利益结构迫使政党重新划清底线。回弹也从来不是免费的，常常以社会分裂、制度信任下降、治理成本上升为代价。
[物价飞涨的时候 这样省钱购物很爽]
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这次关税裁决迫使人们面对一个难题：当总统不遵守基本政治规范和政治伦理，美国民主还能靠什么维持？（美联社）
美国最高法院院以6：3的结果终于对川普“对等关税”的合法性给了一个说法。对一场纠纷不断、争议不息的政策而言，这个“说法”本身就有意义：它至少提醒外界，总统不是可以随时拧开关税水龙头的人。
但这份裁决更像一次止血而非治病。它否定的是川普动用某一类紧急权力去征收“普遍性关税”的方式，而不是在原则上宣布总统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能加税。最高法院院划出的边界也很直接：第一，普遍性征税归根到底要回到国会授权；第二，若行政机关试图用模糊条款推出影响巨大、范围极广、后果深远的关税安排，就必须拿出更明确、更可识别的国会授权作为支撑。
因此，围绕这份裁定有人骂也有人赞。骂的一方是川普及其支持者，赞的一方是川普的反对者，包括民主党。对后者来说，川普上台一年多，对总统权力的“任意挥洒”，既损害美国的制度形象，也损耗美国对外的软实力；最高法院出手，似乎证明美国民主依然具备自我修复的韧性——这是美国之幸，也是世界之幸。
然而，别急着高兴。裁决的分量不取决于法官写得多漂亮，而取决于川普接下来怎么做。只要他愿意，完全可以换一套法条包装，继续推进同一个关税目标。事实也是如此，川普立刻用另一法条的名义宣布向全球征收15%的关税，从而使得裁决对总统的制衡更多停留在法理层面，在政治意义上却被“实质性否决”。
它堵不住所有路
美国法律给川普“换个法条继续征税”的能力，在美国现行体制下很难被真正阻止。国会当然有权把授权收回来，也有权把口子堵上，甚至可以用预算卡住行政部门，但在党争激烈的当下，国会这样做要付出真金白银的政治代价：它得把责任扛回自己身上，面对选区里受益与受损的行业，面对党内基层的情绪，也面对总统对本党议员的公开施压。多数时候，国会最舒服的姿势恰恰是装作“无能为力”，让行政去做决定，让法院去裁判合法性，让市场去消化后果。于是，最高法院的裁决看似就成了一种被动制衡——它能堵住一条路，却堵不住所有路。
建国先贤们当初设立三权分立时，虽说不相信人性可靠，也不指望统治者道德高尚，所以才把权力拆分三股，让每一股权力都难以吞掉另一股，用麦迪逊的话说，“用野心来对抗野心”，然而，恐怕也未料到美国的政治会质变到如今这般情形。麦迪逊这句话，放在今天，只说对了一半：野心之所以能对抗野心，是因为野心还愿意接受并遵守一套共同规范，至少承认某些东西不可越界。
制度从来不是自动机器，它在现实中的运作需要驱动力：国会得愿意对抗总统，行政得愿意接受边界，社会得愿意把规范当底线。驱动力一旦缺位，制度未必立刻崩塌，形式和程式还在，权力仍被称为分立，可制衡的力度会明显变弱——弱到不足以阻止一个不尊重政治伦理的总统把权力用到极限。
川普的问题，恰恰在于他对权力的使用不是审慎，而是极大化。他不是把规则当边界，而是当武器；不是把政治伦理当约束，而是当可以嘲讽、可以践踏、甚至可以转化为动员资源的材料。你可以说这是品德问题，也可以说是政治风格，但它最终是一套治理哲学：只要做得到，就做；只要能逼对方让步，就逼；只要能扩大总统权力的事实空间，就扩大。
美国250年的历史当然出现过体系紧绷甚至失灵的时刻。战争时期、恐慌时期、撕裂时期，权力总会向行政集中，国会总会迟疑，司法总会滞后。但过去很多危机最终能够“回弹”，原因不在于制度天然高明，而在于政治系统在某个阶段重新恢复了克制，或利益结构迫使政党重新划清底线。回弹也从来不是免费的，常常以社会分裂、制度信任下降、治理成本上升为代价。
[物价飞涨的时候 这样省钱购物很爽]
| 分享: |
| 注： | 在此页阅读全文 |
| 延伸阅读 | 更多... |
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