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中国"按需杀人取器官"体系(图
长期关注中国人权议题的记者杨杰凯(Jan Jekielek)本星期在接受美国之音(VOA)专访时表示,他在新书《按需杀戮:中国的器官摘取产业与美国最大敌手的真实本质》(Killed to Order: China's Organ Harvesting Industry & the True Nature of America's Biggest Adversary)中汇集了近20年来有关中国强制摘取器官指控的研究与调查成果,认为相关做法并非个别现象,而是涉及国家层面的系统性运作,显示中国存在以被拘押的良心犯为器官来源的系统性运作模式,并估计相关移植数量远高于官方公布数据。
杨杰凯在采访中指出,外界对中国器官移植体系的真实规模与运作方式仍存诸多疑问。他援引多项独立研究、医疗文献分析及证人证词,质疑北京方面有关“自2015年起已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转向自愿捐献制度”的说法。
中国政府多次否认有关“强摘器官”的指控,称其器官移植体系符合国际规范,并指相关说法是抹黑中国的谣言。然而,杨杰凯表示,围绕移植数量、器官来源及数据透明度的争议,仍持续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强摘器官”指控的关注。
在政策层面,杨杰凯认为,中共在器官移植方面的做法所造成的影响不仅限于人权领域,也涉及国际医疗合作与美国的国家安全评估。
杨杰凯也是英语《大纪元时报》(The Epoch Times)的高级编辑和《美国思想领袖》(American Thought Leaders)访谈节目的主持人。

以下是这次专访的文字记录。出于清晰简洁的目的,文字经过编辑和缩减。
VOA: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是什么促使您调查中国强制摘取器官的指控?以及为什么您现在出版这本书?
杨杰凯:首先,这本题为《按需杀戮》(Killed to Order)的书,本身可以说是过去20年研究成果的汇编。这些了不起的研究者从2006年开始深入调查,而那也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件事是真实存在的时候。
当时我几乎是同时通过两个渠道听说这件事。当时我们在《大纪元时报》也进行了报道。其中一个渠道是一位举报人--一名化名为“安妮”(Annie)的女性。她指称,存在某种类似集中营的地方,人们、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这里,“按需杀戮”以供器官移植。
与此同时,发生了另一件事。特拉维夫大学(Tel Aviv University)移植外科系主任,他真的有一位患者。这位主任名叫雅各布·拉维医生(Dr. Jacob Lavee)。我后面可能还会谈到他,因为他后来成为一名活动人士。
他有一名患者,长期等待心脏移植。有一天,这名患者告诉他,两周后他将接受一次已经排定日期的心脏移植手术。当拉维医生后来向我讲述这一情节时,我感到毛骨悚然。
从拉维的角度来看--他曾担任以色列器官移植协会负责人,他说这根本不可能。绝无可能,因为否则你会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被杀。
但那名患者确实去做了手术,然后回到了以色列。
所以,一方面是来自中国的举报人,她的丈夫是一名外科医生,亲自参与过这些手术。他向妻子承认自己从活人身上摘取了2000个角膜,并因此长期做噩梦。妻子迫使他忏悔,并最终决定站出来揭露。
另一方面是一位移植外科主任的亲身经历。这两项指控结合在一起,再加上一些研究调查,我意识到:这件事极其可怕,但却是真实存在的,疯狂得令人难以置信。
VOA:我们谈谈书名。《按需杀戮》这个标题在实际层面是什么意思?这个系统是如何运作的?
杨杰凯:你需要一个“国家行为体”来运作这种体系,这是非常特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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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多次否认有关“强摘器官”的指控,称其器官移植体系符合国际规范,并指相关说法是抹黑中国的谣言。然而,杨杰凯表示,围绕移植数量、器官来源及数据透明度的争议,仍持续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强摘器官”指控的关注。
在政策层面,杨杰凯认为,中共在器官移植方面的做法所造成的影响不仅限于人权领域,也涉及国际医疗合作与美国的国家安全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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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A: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是什么促使您调查中国强制摘取器官的指控?以及为什么您现在出版这本书?
杨杰凯:首先,这本题为《按需杀戮》(Killed to Order)的书,本身可以说是过去20年研究成果的汇编。这些了不起的研究者从2006年开始深入调查,而那也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件事是真实存在的时候。
当时我几乎是同时通过两个渠道听说这件事。当时我们在《大纪元时报》也进行了报道。其中一个渠道是一位举报人--一名化名为“安妮”(Annie)的女性。她指称,存在某种类似集中营的地方,人们、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这里,“按需杀戮”以供器官移植。
与此同时,发生了另一件事。特拉维夫大学(Tel Aviv University)移植外科系主任,他真的有一位患者。这位主任名叫雅各布·拉维医生(Dr. Jacob Lavee)。我后面可能还会谈到他,因为他后来成为一名活动人士。
他有一名患者,长期等待心脏移植。有一天,这名患者告诉他,两周后他将接受一次已经排定日期的心脏移植手术。当拉维医生后来向我讲述这一情节时,我感到毛骨悚然。
从拉维的角度来看--他曾担任以色列器官移植协会负责人,他说这根本不可能。绝无可能,因为否则你会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被杀。
但那名患者确实去做了手术,然后回到了以色列。
所以,一方面是来自中国的举报人,她的丈夫是一名外科医生,亲自参与过这些手术。他向妻子承认自己从活人身上摘取了2000个角膜,并因此长期做噩梦。妻子迫使他忏悔,并最终决定站出来揭露。
另一方面是一位移植外科主任的亲身经历。这两项指控结合在一起,再加上一些研究调查,我意识到:这件事极其可怕,但却是真实存在的,疯狂得令人难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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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杰凯:你需要一个“国家行为体”来运作这种体系,这是非常特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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