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 春節期間人民幣猛漲 今年外貿、就業能否挺住?
本文作者：符亞威｜前媒體記者、現財經自媒體人
全國人民歡度春節之際，人民幣(专题)強勢升值！2月12日，離岸人民幣兌美元報6.8998，升破“6.9元”關口，創2023年5月4日以來新高。
此後，人民幣繼續走高，2月18日，離岸人民幣兌美元報6.8852元。
本輪人民幣升值，與美元走弱、中國經濟確定性增強、境外對人民幣需求增長、春節前企業結匯有關，目前看，主要是市場驅動。然而，我們不能高興太早，要小心人民幣過度升值對我們今年外貿、就業的沖擊。
人民幣本輪升值，或令壹些西方國家“開心”壹段時間以來，壹些西方國家急切呼吁“人民幣升值”。
如今年1月，美國財政部發布報告，表示人民幣嚴重低估，呼吁中國允許人民幣“及時有序”升值。
今年2月，直接向法國總理負責的“法國高級戰略與規劃委員會”又發布報告，表示歐盟應考慮對中國商品征收30%的關稅，或將歐元對人民幣貶值30%（其實就是人民幣變相升值），以應對中國商品湧入。
美國和部分歐洲國家期盼人民幣升值，核心是想削弱“中國制造”的價格優勢，緩解自身對華巨額貿易逆差。
不過，我們國家的貨幣政策必須“以我為主”。貨幣主權是經濟自主的基石。若為迎合外部訴求而放任升值，雖短期可減少貿易摩擦，卻會直接削弱出口競爭力，沖擊就業與產業，甚至引發資產泡沫。
前車之鑒是1985年日本(专题)簽訂廣場協議。廣場協議簽訂後日元快速升值，日本出口導向型企業受到沖擊，日本國內制造業逐漸空心化。此外，國外投機資本瘋狂湧入日本，導致日本出現“制造業外流——資金空轉——泡沫高企”惡性循環，泡沫破裂後，日本就陷入“失去的叁拾年”。
本輪人民幣升值與日本“廣場協議”有根本不同。需要明確的是，本輪人民幣升值，與日本當年“廣場協議”後的日元升值根本不同。
本輪人民幣升值是市場驅動。而1985年的“廣場協議”是美國、日本、西德、法國、英國共同簽署政府間協議，強制幹預日元升值，以解決美國貿易赤字問題。
本輪人民幣升值的大背景是美元貶值。
2025年11月至今，美元指數新壹輪走弱，從100.3944，壹度跌至2026年1月底的95.5667，目前在97附近。
美元走弱，自然就是人民幣走強。
人民幣走強的主要內因則是中國經濟確定性增強。
拉長時間看，本輪人民幣明顯走強的關鍵時間節點是“2025年4月9日”。
2025年4月9日以前，人民幣以上下波動為主，方向並不明顯。4月9日以後，突然持續升值。
這個時間節點正是中美貿易戰，4月10日，中國對美國關稅的反制措施生效。
在貿易戰壓力下，中國出口展現了驚人的韌性，貿易順差創下歷史新高；同時，宏觀政策協同發力，穩住了增長預期，使得國際資本對中國資產的信心持續修復。
壹般而言，貿易摩擦會加劇不確定性，給匯率帶來下行壓力。但人民幣匯率不降反升，正凸顯出中國經濟在外部環境不確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反而呈現出更強的內在確定性。
“境外對人民幣需求增長”也是人民幣升值的原因之壹。
當前，美元信用動搖，多元貨幣崛起，各國紛紛購入黃金，而人民幣也越來越多的被用於國際貿易和國際儲備，成為全球貨幣多元化中的壹個選擇。
而中國經濟越有韌性、中國外貿規模越大，人民幣在境外就越被需要。
季節性的企業結匯也推動了近期人民幣升值。
2025年，中國貿易順差創下1.1889萬億美元的歷史新高，根據測算，2022年以來累積的待結匯資金規模約1.13萬億美元。春節前是企業發年終獎、結算各種款項的高峰期，集中結匯形成龐大的人民幣需求。
人民幣過度升值非好事，要警惕沖擊外貿、就業。人民幣升值，可能通過“價格-利潤-就業”的傳導鏈沖擊經濟。人民幣升值直接削弱了出口商品在國際市場的價格競爭力，於利潤微薄的勞動密集型行業（如紡織、玩具、家具），沖擊尤為明顯。
2019年至2025年，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占比已經從18.43%下降到13.67%，但仍是就業的“超級蓄水池”，能廣泛吸納不同技能、學歷和年齡的勞動者，是維持社會階層穩定、實現共同富裕的最底層支撐。
如果匯率過快升值，部分中高端出口導向型企業也可能受沖擊。
技術壁壘不等於價格豁免權，中高端產品（如新能源車、精密設備）雖有更強議價能力，但國際客戶同樣會計較成本，若人民幣短期急升，意味著海外客戶要支付更高成本，客戶自然會比價。匯率過快升值還會打亂企業的長期規劃——它們可能被迫加速將產能轉移到海外，以規避匯率風險和貿易壁壘，這可能導致國內產業鏈的“高端環節”外流。
防范出現單邊過快升值可能是我國央行2026年所要面對的重要問題。
可以通過貨幣適度寬松壓低實際利率。
也可以適當放寬本土金融機構，甚至居民境外投資的限制。這個邏輯很簡單，將人民幣兌換成美元，進行境外投資，實際上是拋售人民幣的行為，可以起到抑制人民幣升值過快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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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全國人民歡度春節之際，人民幣(专题)強勢升值！2月12日，離岸人民幣兌美元報6.8998，升破“6.9元”關口，創2023年5月4日以來新高。
此後，人民幣繼續走高，2月18日，離岸人民幣兌美元報6.8852元。
本輪人民幣升值，與美元走弱、中國經濟確定性增強、境外對人民幣需求增長、春節前企業結匯有關，目前看，主要是市場驅動。然而，我們不能高興太早，要小心人民幣過度升值對我們今年外貿、就業的沖擊。
人民幣本輪升值，或令壹些西方國家“開心”壹段時間以來，壹些西方國家急切呼吁“人民幣升值”。
如今年1月，美國財政部發布報告，表示人民幣嚴重低估，呼吁中國允許人民幣“及時有序”升值。
今年2月，直接向法國總理負責的“法國高級戰略與規劃委員會”又發布報告，表示歐盟應考慮對中國商品征收30%的關稅，或將歐元對人民幣貶值30%（其實就是人民幣變相升值），以應對中國商品湧入。
美國和部分歐洲國家期盼人民幣升值，核心是想削弱“中國制造”的價格優勢，緩解自身對華巨額貿易逆差。
不過，我們國家的貨幣政策必須“以我為主”。貨幣主權是經濟自主的基石。若為迎合外部訴求而放任升值，雖短期可減少貿易摩擦，卻會直接削弱出口競爭力，沖擊就業與產業，甚至引發資產泡沫。
前車之鑒是1985年日本(专题)簽訂廣場協議。廣場協議簽訂後日元快速升值，日本出口導向型企業受到沖擊，日本國內制造業逐漸空心化。此外，國外投機資本瘋狂湧入日本，導致日本出現“制造業外流——資金空轉——泡沫高企”惡性循環，泡沫破裂後，日本就陷入“失去的叁拾年”。
本輪人民幣升值與日本“廣場協議”有根本不同。需要明確的是，本輪人民幣升值，與日本當年“廣場協議”後的日元升值根本不同。
本輪人民幣升值是市場驅動。而1985年的“廣場協議”是美國、日本、西德、法國、英國共同簽署政府間協議，強制幹預日元升值，以解決美國貿易赤字問題。
本輪人民幣升值的大背景是美元貶值。
2025年11月至今，美元指數新壹輪走弱，從100.3944，壹度跌至2026年1月底的95.5667，目前在97附近。
美元走弱，自然就是人民幣走強。
人民幣走強的主要內因則是中國經濟確定性增強。
拉長時間看，本輪人民幣明顯走強的關鍵時間節點是“2025年4月9日”。
2025年4月9日以前，人民幣以上下波動為主，方向並不明顯。4月9日以後，突然持續升值。
這個時間節點正是中美貿易戰，4月10日，中國對美國關稅的反制措施生效。
在貿易戰壓力下，中國出口展現了驚人的韌性，貿易順差創下歷史新高；同時，宏觀政策協同發力，穩住了增長預期，使得國際資本對中國資產的信心持續修復。
壹般而言，貿易摩擦會加劇不確定性，給匯率帶來下行壓力。但人民幣匯率不降反升，正凸顯出中國經濟在外部環境不確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反而呈現出更強的內在確定性。
“境外對人民幣需求增長”也是人民幣升值的原因之壹。
當前，美元信用動搖，多元貨幣崛起，各國紛紛購入黃金，而人民幣也越來越多的被用於國際貿易和國際儲備，成為全球貨幣多元化中的壹個選擇。
而中國經濟越有韌性、中國外貿規模越大，人民幣在境外就越被需要。
季節性的企業結匯也推動了近期人民幣升值。
2025年，中國貿易順差創下1.1889萬億美元的歷史新高，根據測算，2022年以來累積的待結匯資金規模約1.13萬億美元。春節前是企業發年終獎、結算各種款項的高峰期，集中結匯形成龐大的人民幣需求。
人民幣過度升值非好事，要警惕沖擊外貿、就業。人民幣升值，可能通過“價格-利潤-就業”的傳導鏈沖擊經濟。人民幣升值直接削弱了出口商品在國際市場的價格競爭力，於利潤微薄的勞動密集型行業（如紡織、玩具、家具），沖擊尤為明顯。
2019年至2025年，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占比已經從18.43%下降到13.67%，但仍是就業的“超級蓄水池”，能廣泛吸納不同技能、學歷和年齡的勞動者，是維持社會階層穩定、實現共同富裕的最底層支撐。
如果匯率過快升值，部分中高端出口導向型企業也可能受沖擊。
技術壁壘不等於價格豁免權，中高端產品（如新能源車、精密設備）雖有更強議價能力，但國際客戶同樣會計較成本，若人民幣短期急升，意味著海外客戶要支付更高成本，客戶自然會比價。匯率過快升值還會打亂企業的長期規劃——它們可能被迫加速將產能轉移到海外，以規避匯率風險和貿易壁壘，這可能導致國內產業鏈的“高端環節”外流。
防范出現單邊過快升值可能是我國央行2026年所要面對的重要問題。
可以通過貨幣適度寬松壓低實際利率。
也可以適當放寬本土金融機構，甚至居民境外投資的限制。這個邏輯很簡單，將人民幣兌換成美元，進行境外投資，實際上是拋售人民幣的行為，可以起到抑制人民幣升值過快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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