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叶剑英有心结否决邓小平当中央主席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作为中共党内唯一副主席的叶剑英成为仅次于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的第二号人物。叶剑英对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后重新出山起主要作用。
客观地说，邓小平之所以能够顺利出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没有叶剑英的推荐与首肯，简直是不可能的。
邓小平与叶剑英的关系，类似如当年的毛泽东与周恩来。遵义会议前夕，周恩来一直是毛泽东的顶头上司。历史上有一特感人又特震撼的镜头：入会场合，周特意把自己的军大衣披在毛的身上，并主动闪其身后。一时，众红军目瞪口呆，上司走在部下身后，且礼遇隆重，这在历史上恐怕也是千古难遇。
叶剑英亦如此。叶于“后毛泽东时代”，之所以能发挥关键性作用，不仅因资历与威信使然，重要的是他掌控着军队实权。当然，这一权力也是拜毛泽东所赐。自林彪事件突发后，毛突然间就想到了当时“靠边站”多年的叶剑英，决定予以重用。让叶担任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无数史料显示，临终前的毛泽东确实害怕有人否定文革，曾对时任政治局常委的叶有托孤之望。而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兼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时，起初叶也确实忠于毛的嘱托，正如他后来的检讨信所言，视华为“后主”而“尽忠尽心”。
不久，叶、华的分歧逐步浮出水面。叶认为华始终未能跳出“两个凡是”的错误的框框。在对待邓小平复出问题、天安门事件问题、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个人崇拜问题上，两人矛盾不断加剧。而华本人并不谙于权力斗争，且与老将军队伍对比之中，深感自身资历严重薄弱，故而在叶的反复劝说下，被动同意邓小平的复出。
这一复出，系邓的政治生涯中第三次复出。这一复出，那些蒙受冤假错案后得以平反昭雪的老革命家老将军们，迅速团结在叶剑英、邓小平的周围，特别是陈云的政治地位再度崛起，遂使华国锋阵营势单力薄，权力逐步位移。有些人甚至经常当着华的面向邓（当时是副总理）请示汇报工作，华国锋、汪东兴等自然明白，高层的人事变动势所难免。
没多久，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战，首先向华国锋阵营展开冲击。1978年5月10日，由胡耀邦主持创办的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形式转载此文。文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第一的观点，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这篇文章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党内外绝大多数人支持和赞同这篇文章的观点。叶、邓等中央领导人抓住机遇，坚决提议，由中央召集开一次理论务虚会，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思想认识。此役，华国锋方寸大乱。
会后，华提出由叶出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叶剑英以年事日高为由予以婉拒。但到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之际，主持大局的叶主动找邓谈话，二人在对关于“华国锋同志的批评、帮助以及对他所担负的职务调整”问题上达成一致。甚至连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主席、副主席名字排列都做了安排，意思是“胡邓叶赵李陈华”排序为妙。胡，即胡耀邦、李，即李先念；陈，即陈云，华位列之末。此议，等于提前决定华国锋不宜继续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
更明显的是，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第一次会上，陈云直截了当地说：“华国锋同志当主席不适当”。陈云说：“那一天我跟先念同志到国锋同志那里去的时候提出，国锋同志要有自知之明，在毕生的工作里头，加号是多少，减号是多少。加号指的正确的，减号指的错误的。我讲了一句，希望国锋同志珍惜已有贡献，就是说，不要随便丢掉已经有的这一点贡献。”
正当形势趋于尴尬境地时，叶剑英再次发挥关键性作用。他突然主动承担责任说：“这次政治局会议确实开得很热烈。华国锋同志犯错误，我也是有责任的。我的头脑里也有愚忠愚义思想，有时明知华国锋同志的意见不对，但给他提出来后，他一拒绝，我也没有坚持，就这样酿成这样的局面。所以，这种情况，我也有份。如果国锋同志不愿意承担责任，那就由我承担好了。所有中央这4年来的错误都是我造成的，你们怨我，批评我都可以。我早就提出要辞职，今天在这个会上我再提一遍，我请求党中央让我离休。这是我雷打不动的意见。”经此一说，华国锋表示不再辩解，愿意接受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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