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意《人民日報》的訃告,往往會有新奇的發現
饒漱石對陸璀的要求也很嚴：
“記得我們搬到北京之後，有壹次母親用自己的津貼費給我買了幾個桔子。等到晚飯後她拿出來給我吃時，父親看見了很不高興。他批評母親‘破壞制度’、‘搞特殊’、‘不注意影響’，弄得那天晚上家裡氣氛很緊張。花自己的錢買幾個桔子吃都要受批評，這樣的事放在今天，真的不可思議，但在那個年代，作為黨的重要幹部，他真的是率先垂范，都有點不近人情了。”
1955年，陸璀受饒漱石牽連接受隔離審查；1956年到1957年在中央黨校學習，後任北京東城區文教部長；而在“文革”期間又被關押在秦城監獄近7年之久。
“文革”前夕，陸蘭沁工作單位的壹位領導曾試探性地問她：“想不想見你父親？”她心裡壹怔，心想是不是組織上又壹次在考驗她的立場，就不假思索地回答：“不想見。”“如果他想見你呢？”陸蘭沁堅決回答：“也不見。”
壹直到“文革”後，陸蘭沁偶然從壹些材料中得知，被關押10年之久的饒漱石於1965年才被判刑，而後有壹段時間被假釋出獄。從時間上看，正好是陸蘭沁被詢問見不見父親的那段時間。
“文革”結束後，開始平反冤假錯案，在20世紀80年代初公布的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材料中，陸蘭沁看到了在“文革”中饒漱石為劉少奇所寫的壹份證明材料，從其中壹條注釋裡，她才得知，饒漱石早已於1975年3月屈死獄中。
“壹刹那，我欲哭無淚，只覺得自己那顆對父親的親情已幾近麻木的心，壹下子被壹股強烈的刺骨的悲涼緊緊裹住而無法跳動，我感到窒息，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
有人說，“文革”期間，陸璀與饒漱石同在秦城監獄關押，兩人出來放風相逢，兩位吵架都用英語的夫妻，彼此已經互不認識了。
陸璀在20年前出版過《晨星集》壹書，在《晨星集》中，關於1982年4月11日去拜見鄧穎超，有著這樣的記述：
“就座後，大姐就關心地詢問我目前的工作處境，問了我幾個‘為什麼’。望著她那慈祥的面容和關切的目光，我耳邊又響起了她在壹次電話中對我說的話：‘我是了解你的。你的壹生真是坎坷不平，我很同情你！’
而今，在慈母般的大姐面前，我又怎能不打開我的心扉呢？於是，我們談到了我還蒙受著的某種偏見、冤屈和不公正對待。壹番推心置腹的交談，真使我畢生難忘和銘刻在心。”不知陸璀與鄧穎超的這次見面，是否會提到饒漱石？
陸蘭沁坦言為父親饒漱石平反，是她和她母親多年來的壹塊心病。為陸璀平反時，當時的總書記胡耀邦是很熱情的，但為父親平反，胡耀邦就不便過問。陸璀也會念叨：“饒這個人呀，也不知什麼時候有個水落石出！”
2001年，陸璀致信中央，為饒漱石再次鳴冤，其中有“請黨相信，我這時出來為饒‘鳴冤’，決非感情用事。我和他因性格不同，感情不和等種種原因，長期分居”之語。
2004年6月4日，中組部壹位副部長率中央紀委同志到陸璀家裡答復她2001年4月的申訴信時，連稱“饒漱石同志”，並歷數了饒為我黨我軍的發展及中國的解放和建設事業所作的重要貢獻。
然而，那位副部長最後還是說：“可惜，他後來附和了高崗，反對了劉少奇同志，故原來的基本結論維持不變。”
孟慶樹：東聽河鼓笑牛郎
孟慶樹1911年12月出生於安徽省壽縣壹地主家庭，1926年在武漢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曾在張發奎部隊做過護士。她於1927年11月與劉英（後為張聞天夫人） 、唐義貞（後為陸定壹夫人）等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是該校第叁期學生。
而在兩年前的1925年，王明這個特批留蘇學生，已作為莫斯科中山大學第壹期的學生來到莫斯科 （同批還有張聞天、王稼祥、伍修權等60余人） ，開始了留學生涯。
學習期間，王明被副校長米夫賞識，成為其得意門生，並被選為“學生公社”主席。1927年7月，米夫升任校長，王明被米夫留校任教，並當上米夫的秘書和翻譯，從而控制著學校支部局，實際上成為莫斯科“中大”的“無冕之王”，顯赫壹時。
離開祖國來到莫斯科中山大學的這批青年，當時大多正值妙齡，加以優裕的生活條件和開明舒適的異國環境，戀愛之風盛行。年方16歲的孟慶樹，眉清目秀、身材窈窕、落落大方、風度翩翩，很自然地成為男學生們所注目的對象。時年23歲的王明對她壹見鍾情，從此就把追逐目光投向充滿青春活力的這位安徽老鄉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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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我們搬到北京之後，有壹次母親用自己的津貼費給我買了幾個桔子。等到晚飯後她拿出來給我吃時，父親看見了很不高興。他批評母親‘破壞制度’、‘搞特殊’、‘不注意影響’，弄得那天晚上家裡氣氛很緊張。花自己的錢買幾個桔子吃都要受批評，這樣的事放在今天，真的不可思議，但在那個年代，作為黨的重要幹部，他真的是率先垂范，都有點不近人情了。”
1955年，陸璀受饒漱石牽連接受隔離審查；1956年到1957年在中央黨校學習，後任北京東城區文教部長；而在“文革”期間又被關押在秦城監獄近7年之久。
“文革”前夕，陸蘭沁工作單位的壹位領導曾試探性地問她：“想不想見你父親？”她心裡壹怔，心想是不是組織上又壹次在考驗她的立場，就不假思索地回答：“不想見。”“如果他想見你呢？”陸蘭沁堅決回答：“也不見。”
壹直到“文革”後，陸蘭沁偶然從壹些材料中得知，被關押10年之久的饒漱石於1965年才被判刑，而後有壹段時間被假釋出獄。從時間上看，正好是陸蘭沁被詢問見不見父親的那段時間。
“文革”結束後，開始平反冤假錯案，在20世紀80年代初公布的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材料中，陸蘭沁看到了在“文革”中饒漱石為劉少奇所寫的壹份證明材料，從其中壹條注釋裡，她才得知，饒漱石早已於1975年3月屈死獄中。
“壹刹那，我欲哭無淚，只覺得自己那顆對父親的親情已幾近麻木的心，壹下子被壹股強烈的刺骨的悲涼緊緊裹住而無法跳動，我感到窒息，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
有人說，“文革”期間，陸璀與饒漱石同在秦城監獄關押，兩人出來放風相逢，兩位吵架都用英語的夫妻，彼此已經互不認識了。
陸璀在20年前出版過《晨星集》壹書，在《晨星集》中，關於1982年4月11日去拜見鄧穎超，有著這樣的記述：
“就座後，大姐就關心地詢問我目前的工作處境，問了我幾個‘為什麼’。望著她那慈祥的面容和關切的目光，我耳邊又響起了她在壹次電話中對我說的話：‘我是了解你的。你的壹生真是坎坷不平，我很同情你！’
而今，在慈母般的大姐面前，我又怎能不打開我的心扉呢？於是，我們談到了我還蒙受著的某種偏見、冤屈和不公正對待。壹番推心置腹的交談，真使我畢生難忘和銘刻在心。”不知陸璀與鄧穎超的這次見面，是否會提到饒漱石？
陸蘭沁坦言為父親饒漱石平反，是她和她母親多年來的壹塊心病。為陸璀平反時，當時的總書記胡耀邦是很熱情的，但為父親平反，胡耀邦就不便過問。陸璀也會念叨：“饒這個人呀，也不知什麼時候有個水落石出！”
2001年，陸璀致信中央，為饒漱石再次鳴冤，其中有“請黨相信，我這時出來為饒‘鳴冤’，決非感情用事。我和他因性格不同，感情不和等種種原因，長期分居”之語。
2004年6月4日，中組部壹位副部長率中央紀委同志到陸璀家裡答復她2001年4月的申訴信時，連稱“饒漱石同志”，並歷數了饒為我黨我軍的發展及中國的解放和建設事業所作的重要貢獻。
然而，那位副部長最後還是說：“可惜，他後來附和了高崗，反對了劉少奇同志，故原來的基本結論維持不變。”
孟慶樹：東聽河鼓笑牛郎
孟慶樹1911年12月出生於安徽省壽縣壹地主家庭，1926年在武漢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曾在張發奎部隊做過護士。她於1927年11月與劉英（後為張聞天夫人） 、唐義貞（後為陸定壹夫人）等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是該校第叁期學生。
而在兩年前的1925年，王明這個特批留蘇學生，已作為莫斯科中山大學第壹期的學生來到莫斯科 （同批還有張聞天、王稼祥、伍修權等60余人） ，開始了留學生涯。
學習期間，王明被副校長米夫賞識，成為其得意門生，並被選為“學生公社”主席。1927年7月，米夫升任校長，王明被米夫留校任教，並當上米夫的秘書和翻譯，從而控制著學校支部局，實際上成為莫斯科“中大”的“無冕之王”，顯赫壹時。
離開祖國來到莫斯科中山大學的這批青年，當時大多正值妙齡，加以優裕的生活條件和開明舒適的異國環境，戀愛之風盛行。年方16歲的孟慶樹，眉清目秀、身材窈窕、落落大方、風度翩翩，很自然地成為男學生們所注目的對象。時年23歲的王明對她壹見鍾情，從此就把追逐目光投向充滿青春活力的這位安徽老鄉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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