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旨翻牆":中共如何在海外展開認知作戰
中共解放軍前軍委副主席張又俠落馬後，海外社交媒體平台X上迅速掀起高度討論，有關解放軍高層清洗、權力斗爭原因與後續走向的中文貼文層出不窮。 然而，X產品負責人Nikita Bier於1月30日回應用戶時證實，每當中國出現重大政治動蕩，X的中文搜索結果便會被大量色情與垃圾信息刻意淹沒。 這類作並非偶發，而是壹個長期存在、極難處理的問題。 中國政府全面封鎖 X、Facebook 等海外社交媒體，但中國境內用戶仍普遍透過VPN連線瀏覽未經審查的境外信息，這種行為被戲稱為“翻牆（諧音：范強）”或“搭梯子”，提供服務的公司則被稱為“機場”。
長期以來，中國政府在境內築起數字高牆，嚴防民眾接觸未經審查的信息; 在境外，卻動用龐大的網軍部隊奉旨翻牆，利用其明令禁止的海外平台進行大外宣。 矛盾在於，當網軍大舉出征幹擾張又俠事件輿論的同時，中國公安部於2月1日發布《網絡犯罪防治法》草案，誓言嚴打“幫助獲取被阻斷境外信息”的技術支持，意即要懲治VPN 等“翻牆”工具。 近期也發現，中國互聯網的互聯網服務商也面臨來自官方的巨大壓力，《快快網絡》、《物語雲》已發布公告，將長時間向海外地址發送或接收大量數據的業務服務視為違規。 這種“只許網軍出征，不許百姓翻牆”的雙重標准，不僅凸顯中共數字治理的矛盾，也說明X、YouTube等海外自媒體平台正成為中共主動幹預的輿論戰場。
中國利用垃圾信息幹擾海外平台搜索結果
根據Nikita Bier的描述，中國政府據信已注冊500萬至1,000萬個社群賬戶，透過大量投放色情內容，試圖阻礙民眾獲取即時信息。 長期觀察網絡安全與混合戰的專家 Michael Ron Bowling 也指出，這些機器人賬號不僅用於幹擾信息流，更經常騷擾在X上批評中共的用戶，甚至對其發出死亡威脅。
事實上，這種“以海量垃圾信息淹沒關鍵字搜索結果”的策略，成本低廉卻極具破壞力。 中共在此戰術中無須費力重塑敘事或引導輿論，而是直接讓搜尋失去功能。 當中國用戶“翻牆”試圖了解特定抗爭或政治事件時，理論上應能透過搜索引擎快速掌握動態，但實際看到的“熱門”或“最新”結果，卻往往被鋪天蓋地的色情廣告與無關內容占據。 以2022年“白紙運動”為例，當時“北京”、“上海”與“烏魯木齊”等關鍵字壹度成為熱搜，但隨即遭大量標注相同地名的色情推文洗版。 據觀察，其中95%的垃圾賬號以全天候、高頻率的方式發文，且超過柒成的賬號是在事件發生前後才注冊，顯示出極強的針對性與作痕跡。
對於試圖“翻牆”了解事件真相的中國網民而言，這種作對其影響甚巨。 許多人本就缺乏穩定的消息來源，多半使用關鍵字來搜尋相關資料，而當搜索結果被刻意污染，不僅大幅墊高信息獲取的門檻，也會降低他們持續使用海外平台的意願。 從中共治理的角度來看，這種信息污染為鞭長莫及的海外社交媒體管理提供解套方案，也難被平台方快速清除，卻能有效削弱這些社交媒體作為替代公共討論或獲取信息的功能。
中共收買海外自媒體影響輿論
除了透過大量垃圾信息加固“數字長城”之外，中共亦針對海外平台上具影響力的自媒體，系統性地運用“胡蘿卜與棍棒”並行的策略進行作。 壹方面，利用僵屍賬戶在特定自媒體貼文底下留言攻擊，亦威脅恐嚇自媒體本人或其家人。 另壹方面，透過金錢或利益誘使自媒體成為“中共同路人”。 2025年底，海外中國軍事網紅“說真話的徐某人”即在 X 上公開壹段錄音檔，揭露中國網紅“落日海盜”曾試圖招募他為中共從事對外宣傳，並要求其刻意貶抑台灣軍事能力，以動搖台灣社會對自身防御能力的信心。
此外，加拿大華僑自媒體“多倫多方臉”在接受《央廣》專訪時也證實，中共收買海外自媒體或 KOL 已屬常態，其手法大致可分為兩類：其壹是提供金錢資助，明確要求受資助者可討論甚至批評中國的經濟與社會問題，但在台灣、新疆等核心敏感議題上，必須嚴守中共立場; 其贰則是透過恐嚇、騷擾其國內親屬，甚至凍結資產與帳戶，迫使相關人士進行“自我審查”。
這種作之所以有效，在於這些海外自媒體本身已累積壹定知名度與信任基礎。 當中國網民翻牆後，接觸到其對中國政治或經濟的客觀分析與批判時，容易產生共鳴，進而提高信任感; 再加上其他疑似由官方控的賬號推波助瀾，不僅為受眾提供情緒出口，也進壹步強化其論述的可信度。 然而，壹旦觸及北京的核心利益，這些賬號不是選擇噤聲，便是與中共立場高度壹致，使受眾在不自覺中接受其敘事框架。 從系統性收買、長期經營，到必要時施以威脅手段，可以清楚看出，中共已將海外輿論場視為必須主動掌控的關鍵戰場，而非僅僅被動應對的輿論風險來源。
中共對海外社交媒體的作，已逐步發展為壹套結合信息污染、技術幹擾與人際滲透的系統性認知作戰模式。 （合成照片/取自Freepik）
從平台治理到認知安全
綜觀上述案例可以發現，中共對海外社交媒體的作，早已超越單純的輿論反擊或政策宣傳，而是逐步發展為壹套結合信息污染、技術幹擾與人際滲透的系統性認知作戰模式。 在中國境內，中共透過法律與技術手段持續收緊信息流動; 在境外，則動用國家資源，主動滲透原本不受其治理的公共討論空間，試圖重新界定哪些信息能被看見、哪些聲音能被放大。
對台灣與其他民主國家而言，這已不只是平台治理或假信息查核的技術問題，而是涉及信息主權與認知安全的長期結構性挑戰。 然而，由於這類作往往隱蔽且難以直接指認，若處理不當，公共討論容易倒向對個別自媒體或創作者的“獵巫”，反而壓縮民主社會原有的言論空間，加劇台灣社會的內部對立。 基於此，政府更應正視海外社交媒體已成為新型輿論戰場，從制度設計、技術因應與社會韌性叁個層面同步著手，才能在不侵蝕自由的前提下，防止公共討論空間在無聲中持續被滲透與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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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長期以來，中國政府在境內築起數字高牆，嚴防民眾接觸未經審查的信息; 在境外，卻動用龐大的網軍部隊奉旨翻牆，利用其明令禁止的海外平台進行大外宣。 矛盾在於，當網軍大舉出征幹擾張又俠事件輿論的同時，中國公安部於2月1日發布《網絡犯罪防治法》草案，誓言嚴打“幫助獲取被阻斷境外信息”的技術支持，意即要懲治VPN 等“翻牆”工具。 近期也發現，中國互聯網的互聯網服務商也面臨來自官方的巨大壓力，《快快網絡》、《物語雲》已發布公告，將長時間向海外地址發送或接收大量數據的業務服務視為違規。 這種“只許網軍出征，不許百姓翻牆”的雙重標准，不僅凸顯中共數字治理的矛盾，也說明X、YouTube等海外自媒體平台正成為中共主動幹預的輿論戰場。
中國利用垃圾信息幹擾海外平台搜索結果
根據Nikita Bier的描述，中國政府據信已注冊500萬至1,000萬個社群賬戶，透過大量投放色情內容，試圖阻礙民眾獲取即時信息。 長期觀察網絡安全與混合戰的專家 Michael Ron Bowling 也指出，這些機器人賬號不僅用於幹擾信息流，更經常騷擾在X上批評中共的用戶，甚至對其發出死亡威脅。
事實上，這種“以海量垃圾信息淹沒關鍵字搜索結果”的策略，成本低廉卻極具破壞力。 中共在此戰術中無須費力重塑敘事或引導輿論，而是直接讓搜尋失去功能。 當中國用戶“翻牆”試圖了解特定抗爭或政治事件時，理論上應能透過搜索引擎快速掌握動態，但實際看到的“熱門”或“最新”結果，卻往往被鋪天蓋地的色情廣告與無關內容占據。 以2022年“白紙運動”為例，當時“北京”、“上海”與“烏魯木齊”等關鍵字壹度成為熱搜，但隨即遭大量標注相同地名的色情推文洗版。 據觀察，其中95%的垃圾賬號以全天候、高頻率的方式發文，且超過柒成的賬號是在事件發生前後才注冊，顯示出極強的針對性與作痕跡。
對於試圖“翻牆”了解事件真相的中國網民而言，這種作對其影響甚巨。 許多人本就缺乏穩定的消息來源，多半使用關鍵字來搜尋相關資料，而當搜索結果被刻意污染，不僅大幅墊高信息獲取的門檻，也會降低他們持續使用海外平台的意願。 從中共治理的角度來看，這種信息污染為鞭長莫及的海外社交媒體管理提供解套方案，也難被平台方快速清除，卻能有效削弱這些社交媒體作為替代公共討論或獲取信息的功能。
中共收買海外自媒體影響輿論
除了透過大量垃圾信息加固“數字長城”之外，中共亦針對海外平台上具影響力的自媒體，系統性地運用“胡蘿卜與棍棒”並行的策略進行作。 壹方面，利用僵屍賬戶在特定自媒體貼文底下留言攻擊，亦威脅恐嚇自媒體本人或其家人。 另壹方面，透過金錢或利益誘使自媒體成為“中共同路人”。 2025年底，海外中國軍事網紅“說真話的徐某人”即在 X 上公開壹段錄音檔，揭露中國網紅“落日海盜”曾試圖招募他為中共從事對外宣傳，並要求其刻意貶抑台灣軍事能力，以動搖台灣社會對自身防御能力的信心。
此外，加拿大華僑自媒體“多倫多方臉”在接受《央廣》專訪時也證實，中共收買海外自媒體或 KOL 已屬常態，其手法大致可分為兩類：其壹是提供金錢資助，明確要求受資助者可討論甚至批評中國的經濟與社會問題，但在台灣、新疆等核心敏感議題上，必須嚴守中共立場; 其贰則是透過恐嚇、騷擾其國內親屬，甚至凍結資產與帳戶，迫使相關人士進行“自我審查”。
這種作之所以有效，在於這些海外自媒體本身已累積壹定知名度與信任基礎。 當中國網民翻牆後，接觸到其對中國政治或經濟的客觀分析與批判時，容易產生共鳴，進而提高信任感; 再加上其他疑似由官方控的賬號推波助瀾，不僅為受眾提供情緒出口，也進壹步強化其論述的可信度。 然而，壹旦觸及北京的核心利益，這些賬號不是選擇噤聲，便是與中共立場高度壹致，使受眾在不自覺中接受其敘事框架。 從系統性收買、長期經營，到必要時施以威脅手段，可以清楚看出，中共已將海外輿論場視為必須主動掌控的關鍵戰場，而非僅僅被動應對的輿論風險來源。
中共對海外社交媒體的作，已逐步發展為壹套結合信息污染、技術幹擾與人際滲透的系統性認知作戰模式。 （合成照片/取自Freepik）
從平台治理到認知安全
綜觀上述案例可以發現，中共對海外社交媒體的作，早已超越單純的輿論反擊或政策宣傳，而是逐步發展為壹套結合信息污染、技術幹擾與人際滲透的系統性認知作戰模式。 在中國境內，中共透過法律與技術手段持續收緊信息流動; 在境外，則動用國家資源，主動滲透原本不受其治理的公共討論空間，試圖重新界定哪些信息能被看見、哪些聲音能被放大。
對台灣與其他民主國家而言，這已不只是平台治理或假信息查核的技術問題，而是涉及信息主權與認知安全的長期結構性挑戰。 然而，由於這類作往往隱蔽且難以直接指認，若處理不當，公共討論容易倒向對個別自媒體或創作者的“獵巫”，反而壓縮民主社會原有的言論空間，加劇台灣社會的內部對立。 基於此，政府更應正視海外社交媒體已成為新型輿論戰場，從制度設計、技術因應與社會韌性叁個層面同步著手，才能在不侵蝕自由的前提下，防止公共討論空間在無聲中持續被滲透與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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