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教授家中被殺,凶手拾年歸案,主謀出人意料
（丹和兒子）
在此之後，溫迪又向法院提出了“搬遷請求”，要求帶著孩子移居邁阿密，但這個請求同樣被否決了。
2013年6月，法官下達了“居住限制”，裁定她不能搬離塔拉哈西，溫迪重返邁阿密的美夢徹底破滅。
案發後的壹些報道中，指責丹過於“咄咄逼人”，但其實法院的這個“居住限制”，並不是丹毫不讓步、強勢要求的結果，而是稱得上“常規”的操作。
佛州相關法律的基石就是“共同父母責任”（所謂50/50時間分享計劃），壹切非必要（比如“想換個環境”/“那邊生活成本更低”）和存在惡意動機（想通過搬家，阻礙另壹方與孩子接觸）的搬遷理由，幾乎壹定會被拒絕。
丹唯壹堅持的，不過是他理所應得的權利。離婚訴訟期間，唐娜對溫迪進行全程指導，幾乎每天都發給她數封郵件，盡管她從未接受過任何法律方面的教育，而溫迪本人，雖然專業領域不同，卻是妥妥的法學院畢業，顯然應該比唐娜更加“內行”。
（唐娜給溫迪寫的郵件片段）
溫迪對丹的指控中，最嚴重的就是他的“精神虐待”，她認為丹習慣性地打壓和貶低自己，無視她的想法和成就（比如沒讀過她的小說），完全以自己的事業為中心，只是將她視為壹個傳宗接代的妻子，是個冷漠自私的“傳統男人”。
“精神虐待”這件事，是這段婚姻關系中壹個很微妙的爭議點。溫迪的朋友們作證說，溫迪的確經常因為丹對她的態度抑郁和沮喪，姑且不論引發這種情緒的原因，究竟是丹的真實態度，還是源自溫迪自身的自戀性受挫，溫迪在心理體驗上，的確自我認同為壹個“受害者”。
朋友們對丹的描述中，雖然公認他是壹個好父親、好朋友，但沒有人將他定義為壹個“寵妻人士”，就像他的好友喬什評價的那樣，丹有著毋庸置疑的學術野心，但父親和朋友的角色，甚至高於這種野心，妻子和婚姻關系，也許並不是他優先級的第壹序列。
丹和溫迪雖然看似登對，但從壹開始，就不是匹配的伴侶，兩人對婚姻的需求，有著根本的錯位。
離婚期間，丹和溫迪有若幹次非常激烈、口不擇言的爭吵，但“精神虐待”這個指控，仍然誇大其詞，至少沒有任何實質性的證據，否則法院也不會在撫養權問題上，完全尊重丹這方的權利和訴求。
溫迪對丹的第贰項指控，是他對兩個兒子堅持正統派的教育方式，在這阿德爾森家看來，既“老古板”又“無理取鬧”。唐娜還給女兒連出“妙招”，比如，她建議溫迪給兩個兒子受洗，皈依天主教，這樣丹就會放棄撫養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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