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 喧嚣的好莱坞,安静下来了,明星们接连逃离美国
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在《Exit, Voice, and Loyalty》（《退出、呼吁与忠诚》）里提出过一个简单框架：当一个系统开始让人失望，人们会在“发声”和“退出”之间权衡；而忠诚常常决定了他们会不会先发声、以及能发声多久。一个制度能否改善，往往取决于发声是否还划算、是否还有效。
美国长期自我标榜的，正是“发声优先”的信念：你可以反对、可以批评、可以冒犯，系统会吸收摩擦，并在冲突中调整。
好莱坞在这个意义上，不只是一个娱乐产业。它更像一套社会机制的外显部分：允许失败，允许不合时宜，允许被讨厌。从作者电影到政治讽刺，从边缘题材到争议表达，美国文化工业的吸引力，并不只来自共识，更来自容错。
正因如此，这一轮变化才显得微妙。今天的问题并不是“还能不能表达”，而是人们会下意识计算表达的风险。
更关键的变化在于，风险在新常态下被重新分配。过去，争议与失败往往会被一整套结构消化：平台、公司、工会、法律团队、保险与发行体系……今天，缓冲在变薄。规则的边界难以预测，政治化的反弹难以承担，于是“后果”越来越多地被外包给个人。
也正是在这种时刻，对于仍想表达，仍想创造的从业者来说，“离开”成为必选项。
但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问题甚至不是“值不值得对抗”，而是“有没有退出的选项”。社会名流与明星可以把不确定性分散到别的国家，换个工作重心，或者多准备一本护照。普通人很难做到这一点。工作、身份、家庭照护、语言与技能的不可迁移，把人牢牢钉在原地。于是同样的风险分配，会在他们身上呈现出另一种更无声的形态。
因此，好莱坞“大逃杀”，并非只是少数人的迁移选择，而是更像一种信号：当最有资源、最有表达空间的人开始为自己配置退路，意味着他们也不再确信这套系统会自动修复摩擦。
对世界而言，好莱坞只是一个窗口，真正被折射出来的，是美国文化的内部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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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问题甚至不是“值不值得对抗”，而是“有没有退出的选项”。社会名流与明星可以把不确定性分散到别的国家，换个工作重心，或者多准备一本护照。普通人很难做到这一点。工作、身份、家庭照护、语言与技能的不可迁移，把人牢牢钉在原地。于是同样的风险分配，会在他们身上呈现出另一种更无声的形态。
因此，好莱坞“大逃杀”，并非只是少数人的迁移选择，而是更像一种信号：当最有资源、最有表达空间的人开始为自己配置退路，意味着他们也不再确信这套系统会自动修复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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