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萊塢] 喧囂的好萊塢,安靜下來了,明星們接連逃離美國
“慢走不送。”去年特朗普剛實現連任時，白宮對名人移居海外的回應只有這壹句話。聽起來雲淡風輕，回頭看卻更像壹則“大逃殺”的預告。
最近，動念離開美國的名單裡又多了“暮光女”克裡斯汀·斯圖爾特。她說自己正在考慮把工作重心轉向歐洲，原因很直接：在美國，藝術自由正在變得越來越難以想象。
這是壹次很重的控訴。
斯圖爾特並非好萊塢體系的邊緣人。《暮光之城》把她推向全球市場，而這些年，她又不斷向作者電影與獨立制作拓展。美國長期被視為全球文化工業的中心，軟實力與號召力冠絕全球，但如今，伴隨著壹大堆明星的出逃，這種中心地位正在松動。
目前，撤離好萊塢和美國的明星名單還在持續增加：美國男演員喬治·克魯尼、主持《艾倫秀》的艾倫·德傑尼勒斯、喜劇演員羅西·奧唐納、出演《阿甘正傳》和《紙牌屋》的羅賓·懷特，以及《泰坦尼克號》《阿凡達》系列導演詹姆斯·卡梅隆等，都在近壹年的報道中被反復提起。他們大多拖家帶口，落腳點分散在歐洲、加拿大或更遠的地方。
特朗普得知克魯尼及其家人入籍法國後，還發帖嘲諷說真是個“好消息”，並稱克魯尼和他的妻子是“有史以來最糟糕的政治預言家”。
卡梅隆的情況更復雜。他在疫情期間已搬去新西蘭，但今年1月談到這段遷移時強調，自己並非“去看風景”，而是為了“保持理智”，並稱“不太可能返回美國”。他把特朗普的連任視為壹種分水嶺：美國正在背離自己曾經承諾的價值，如果不再堅持那些價值觀，這個國家會逐漸變成壹個被掏空的概念。
明星能說走就走，但可對大多數普通人來說，國家不是壹個說換就能換的選項。人們能做的，往往只有繼續在這裡生活下去，承受它的起伏與撕裂。
如今，不光“美國夢”不再可信，美國靠電影與舞台繼續把夢講圓的能力，也開始露出裂縫。
人人自危
美國有壹條街，星光熠熠。那是洛杉磯的Hollywood Boulevard（“星光大道”）：壹顆顆粉色伍角星釘進人行道，名字用黃銅壓住，嵌進這座造星城市的地表。
好萊塢之所以長期令人向往，並不僅僅因為它能制造明星，更因為它提供了壹條被全球認可的上升路徑：出身可以不同，口音可以不同，只要你能被看見，你就可能被投放到全球的屏幕上。
這是好萊塢最迷人的地方：它不僅能拍大片，也願意為尚未被驗證的個人表達預留位置。背後既是價值排序，也是制度能力：允許冒險，容忍失敗，並有壹套成熟的工業體系把風險分攤出去。
克裡斯汀·斯圖爾特自編自導的首作《The Chronology of Water》就是屬於這類“小而私”的項目。它改編自作家Lidia Yuknavitch 的回憶錄，寫創傷，也寫身體和自我重建。影評人並不諱言它可能讓人感到疲憊、甚至略顯“用力”，但仍稱贊她和主演伊莫金·普茨願意“爬上高台，毫不畏懼地跳下去”。
但這部片子沒有在美國拍。項目在法國戛納提出，最終在拉脫維亞這壹東歐小國落地。斯圖爾特談起這件事時說得很直白，在她看來，按現在的環境，這樣的電影在美國幾乎拍不出來。
斯圖爾特把矛頭指向了特朗普提出的“美國優先”電影政策。她最在意的壹條，是對在美國境外制作的電影征收高額關稅的設想。特朗普在2025年5月拋出這壹想法，9月又公開把數字抬到100%，並在社交媒體上稱美國電影業被別國“掠奪”。
但特朗普這套說法與現實截然相反。在美國院線市場，本土影片長期占據絕對優勢；按美國電影協會（MPA）的數據，美國電影在2023年帶來226億美元出口、153億美元貿易順差，且在全球主要市場都保持“正向貿易余額”。
也就是說，電影是美國在全世界贏得頗為輕松的壹門生意。
電影關稅到現在仍沒變成明確政策，白宮也沒有解釋真要實施會怎麼做，但這種荒誕的不確定性已經造成了寒蟬效應。在這種環境，融資、保險、合同條款和排期都會變得更保守。特別是壹些預算不多的獨立項目，不是被否決，而是被拖慢，拖久了自然就散了。
更糟的是，即便片子拍出來，也有可能遭遇意外。2025年9月，在保守派政治活動人士查理·柯克遇刺之後，Apple TV+宣布暫緩上線“勞模姐”傑西卡·查斯坦主演的限定劇《The Savant》。這部劇講的是壹名調查員潛入線上極端社群，試圖在暴力發生前阻止它。
[物價飛漲的時候 這樣省錢購物很爽]
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最近，動念離開美國的名單裡又多了“暮光女”克裡斯汀·斯圖爾特。她說自己正在考慮把工作重心轉向歐洲，原因很直接：在美國，藝術自由正在變得越來越難以想象。
這是壹次很重的控訴。
斯圖爾特並非好萊塢體系的邊緣人。《暮光之城》把她推向全球市場，而這些年，她又不斷向作者電影與獨立制作拓展。美國長期被視為全球文化工業的中心，軟實力與號召力冠絕全球，但如今，伴隨著壹大堆明星的出逃，這種中心地位正在松動。
目前，撤離好萊塢和美國的明星名單還在持續增加：美國男演員喬治·克魯尼、主持《艾倫秀》的艾倫·德傑尼勒斯、喜劇演員羅西·奧唐納、出演《阿甘正傳》和《紙牌屋》的羅賓·懷特，以及《泰坦尼克號》《阿凡達》系列導演詹姆斯·卡梅隆等，都在近壹年的報道中被反復提起。他們大多拖家帶口，落腳點分散在歐洲、加拿大或更遠的地方。
特朗普得知克魯尼及其家人入籍法國後，還發帖嘲諷說真是個“好消息”，並稱克魯尼和他的妻子是“有史以來最糟糕的政治預言家”。
卡梅隆的情況更復雜。他在疫情期間已搬去新西蘭，但今年1月談到這段遷移時強調，自己並非“去看風景”，而是為了“保持理智”，並稱“不太可能返回美國”。他把特朗普的連任視為壹種分水嶺：美國正在背離自己曾經承諾的價值，如果不再堅持那些價值觀，這個國家會逐漸變成壹個被掏空的概念。
明星能說走就走，但可對大多數普通人來說，國家不是壹個說換就能換的選項。人們能做的，往往只有繼續在這裡生活下去，承受它的起伏與撕裂。
如今，不光“美國夢”不再可信，美國靠電影與舞台繼續把夢講圓的能力，也開始露出裂縫。
人人自危
美國有壹條街，星光熠熠。那是洛杉磯的Hollywood Boulevard（“星光大道”）：壹顆顆粉色伍角星釘進人行道，名字用黃銅壓住，嵌進這座造星城市的地表。
好萊塢之所以長期令人向往，並不僅僅因為它能制造明星，更因為它提供了壹條被全球認可的上升路徑：出身可以不同，口音可以不同，只要你能被看見，你就可能被投放到全球的屏幕上。
這是好萊塢最迷人的地方：它不僅能拍大片，也願意為尚未被驗證的個人表達預留位置。背後既是價值排序，也是制度能力：允許冒險，容忍失敗，並有壹套成熟的工業體系把風險分攤出去。
克裡斯汀·斯圖爾特自編自導的首作《The Chronology of Water》就是屬於這類“小而私”的項目。它改編自作家Lidia Yuknavitch 的回憶錄，寫創傷，也寫身體和自我重建。影評人並不諱言它可能讓人感到疲憊、甚至略顯“用力”，但仍稱贊她和主演伊莫金·普茨願意“爬上高台，毫不畏懼地跳下去”。
但這部片子沒有在美國拍。項目在法國戛納提出，最終在拉脫維亞這壹東歐小國落地。斯圖爾特談起這件事時說得很直白，在她看來，按現在的環境，這樣的電影在美國幾乎拍不出來。
斯圖爾特把矛頭指向了特朗普提出的“美國優先”電影政策。她最在意的壹條，是對在美國境外制作的電影征收高額關稅的設想。特朗普在2025年5月拋出這壹想法，9月又公開把數字抬到100%，並在社交媒體上稱美國電影業被別國“掠奪”。
但特朗普這套說法與現實截然相反。在美國院線市場，本土影片長期占據絕對優勢；按美國電影協會（MPA）的數據，美國電影在2023年帶來226億美元出口、153億美元貿易順差，且在全球主要市場都保持“正向貿易余額”。
也就是說，電影是美國在全世界贏得頗為輕松的壹門生意。
電影關稅到現在仍沒變成明確政策，白宮也沒有解釋真要實施會怎麼做，但這種荒誕的不確定性已經造成了寒蟬效應。在這種環境，融資、保險、合同條款和排期都會變得更保守。特別是壹些預算不多的獨立項目，不是被否決，而是被拖慢，拖久了自然就散了。
更糟的是，即便片子拍出來，也有可能遭遇意外。2025年9月，在保守派政治活動人士查理·柯克遇刺之後，Apple TV+宣布暫緩上線“勞模姐”傑西卡·查斯坦主演的限定劇《The Savant》。這部劇講的是壹名調查員潛入線上極端社群，試圖在暴力發生前阻止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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