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 喧嚣的好莱坞,安静下来了,明星们接连逃离美国
“慢走不送。”去年特朗普刚实现连任时，白宫对名人移居海外的回应只有这一句话。听起来云淡风轻，回头看却更像一则“大逃杀”的预告。
最近，动念离开美国的名单里又多了“暮光女”克里斯汀·斯图尔特。她说自己正在考虑把工作重心转向欧洲，原因很直接：在美国，艺术自由正在变得越来越难以想象。
这是一次很重的控诉。
斯图尔特并非好莱坞体系的边缘人。《暮光之城》把她推向全球市场，而这些年，她又不断向作者电影与独立制作拓展。美国长期被视为全球文化工业的中心，软实力与号召力冠绝全球，但如今，伴随着一大堆明星的出逃，这种中心地位正在松动。
目前，撤离好莱坞和美国的明星名单还在持续增加：美国男演员乔治·克鲁尼、主持《艾伦秀》的艾伦·德杰尼勒斯、喜剧演员罗西·奥唐纳、出演《阿甘正传》和《纸牌屋》的罗宾·怀特，以及《泰坦尼克号》《阿凡达》系列导演詹姆斯·卡梅隆等，都在近一年的报道中被反复提起。他们大多拖家带口，落脚点分散在欧洲、加拿大或更远的地方。
特朗普得知克鲁尼及其家人入籍法国后，还发帖嘲讽说真是个“好消息”，并称克鲁尼和他的妻子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政治预言家”。
卡梅隆的情况更复杂。他在疫情期间已搬去新西兰，但今年1月谈到这段迁移时强调，自己并非“去看风景”，而是为了“保持理智”，并称“不太可能返回美国”。他把特朗普的连任视为一种分水岭：美国正在背离自己曾经承诺的价值，如果不再坚持那些价值观，这个国家会逐渐变成一个被掏空的概念。
明星能说走就走，但可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国家不是一个说换就能换的选项。人们能做的，往往只有继续在这里生活下去，承受它的起伏与撕裂。
如今，不光“美国梦”不再可信，美国靠电影与舞台继续把梦讲圆的能力，也开始露出裂缝。
人人自危
美国有一条街，星光熠熠。那是洛杉矶的Hollywood Boulevard（“星光大道”）：一颗颗粉色五角星钉进人行道，名字用黄铜压住，嵌进这座造星城市的地表。
好莱坞之所以长期令人向往，并不仅仅因为它能制造明星，更因为它提供了一条被全球认可的上升路径：出身可以不同，口音可以不同，只要你能被看见，你就可能被投放到全球的屏幕上。
这是好莱坞最迷人的地方：它不仅能拍大片，也愿意为尚未被验证的个人表达预留位置。背后既是价值排序，也是制度能力：允许冒险，容忍失败，并有一套成熟的工业体系把风险分摊出去。
克里斯汀·斯图尔特自编自导的首作《The Chronology of Water》就是属于这类“小而私”的项目。它改编自作家Lidia Yuknavitch 的回忆录，写创伤，也写身体和自我重建。影评人并不讳言它可能让人感到疲惫、甚至略显“用力”，但仍称赞她和主演伊莫金·普茨愿意“爬上高台，毫不畏惧地跳下去”。
但这部片子没有在美国拍。项目在法国戛纳提出，最终在拉脱维亚这一东欧小国落地。斯图尔特谈起这件事时说得很直白，在她看来，按现在的环境，这样的电影在美国几乎拍不出来。
斯图尔特把矛头指向了特朗普提出的“美国优先”电影政策。她最在意的一条，是对在美国境外制作的电影征收高额关税的设想。特朗普在2025年5月抛出这一想法，9月又公开把数字抬到100%，并在社交媒体上称美国电影业被别国“掠夺”。
但特朗普这套说法与现实截然相反。在美国院线市场，本土影片长期占据绝对优势；按美国电影协会（MPA）的数据，美国电影在2023年带来226亿美元出口、153亿美元贸易顺差，且在全球主要市场都保持“正向贸易余额”。
也就是说，电影是美国在全世界赢得颇为轻松的一门生意。
电影关税到现在仍没变成明确政策，白宫也没有解释真要实施会怎么做，但这种荒诞的不确定性已经造成了寒蝉效应。在这种环境，融资、保险、合同条款和排期都会变得更保守。特别是一些预算不多的独立项目，不是被否决，而是被拖慢，拖久了自然就散了。
更糟的是，即便片子拍出来，也有可能遭遇意外。2025年9月，在保守派政治活动人士查理·柯克遇刺之后，Apple TV+宣布暂缓上线“劳模姐”杰西卡·查斯坦主演的限定剧《The Savant》。这部剧讲的是一名调查员潜入线上极端社群，试图在暴力发生前阻止它。
Apple官方表述很克制，只说“推迟到未来某个时间”；但查斯坦的回应很直接，她公开表示自己与平台“立场并不一致”，并强调这部剧在当下“更紧迫”。
类似的张力，正在成为常态。政治情绪逐渐变成一个高风险区，美国影视作品回应现实的成本被不断抬高。
2025年最受关注、也最被讨论的影片之一，是保罗·托马斯·安德森执导的《One Battle After Another》（《一战再战》），它直面美国当下所面临的政治分裂，并大获好评。尽管看上去是一种胜利，但与影片的锋利形成对照的，是主创团队在公开场合的谨慎与沉默。
毕竟在当下，好莱坞人人自危。
喧嚣的好莱坞，安静下来了
如果把时间拨回几年，好莱坞并不是一个需要“谨慎”的场合。特别是到了颁奖季，更是“大胆开麦”的好机会。
不少人都曾记得Ricky Gervais在台上火力全开的样子。这位英国喜剧演员曾多次主持金球奖，讽刺资本、挖苦虚伪、点名权力关系，让坐在台下的社会名流与明星冷汗直流。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2017年“群星狂喷特朗普”的经典往事，好莱坞老戏骨“梅姨”梅丽尔·斯特里普公开批评特朗普，引发连锁反应。
但如今，好莱坞的“声音”，正在迅速退场。
过去一年，移民执法、国际冲突、国内抗议几乎天天占据头条。但这些内容没有被带上任何好莱坞的舞台。
2026年的金球奖上，站在台前的是备受瞩目的喜剧演员妮姬·格雷泽。她机智、专业，也很讨喜。笑点有，掌声也有，但整场典礼显得异常平稳。玩笑主要落在明星私生活和行业内部梗上，政治被轻轻绕开。
妮姬·格雷泽后来在采访中解释：“很难把握好语气。”
好莱坞，需要讲分寸。至于特朗普，他的名字已经变成一个会被有意避开的词。因为开口就意味着代价。
最先承担代价的，往往不是普通的明星，而是必须公开表达的人，比如深夜脱口秀的主持人。他们每天说话必言政治，白天发生的事，晚上就能拆解成段子。也正因他们最敢说，也最先被盯上。
2025年夏天，“扣扣熊”史蒂芬·科尔伯特在节目中嘲讽母公司派拉蒙就特朗普相关诉讼支付1600万美元和解金，质疑这是对政治压力的妥协。几天后，CBS宣布《The Late Show with Stephen Colbert》将在2026年5月播出最后一集，并强调原因是“深夜电视市场的财务压力”。
但这一解释很难让人信服：深夜电视的确在萎缩，可这档节目长期稳居同档期头部，影响力和话题度都在。用一句轻飘飘的“财务压力”带走它，听起来更像一种表态，而不是解释。
几个月后，类似的紧张再次出现。吉米·坎摩尔在节目中谈及保守派政治活动人士查理·柯克遇刺事件，言辞尖锐，引发右翼阵营强烈反弹。随后，ABC突然宣布《Jimmy Kimmel Live!》将“暂停播出”。这次停摆，已经足以令很多美国人后怕，他们在社交媒体发起了退订迪士尼（ABC母公司）的运动，压力之下，节目得以恢复。
更现实的压力来自安全层面。在这次风波中，坎摩尔及其团队曾面临死亡威胁，平台内部也不得不把“人身安全”纳入决策考量。 此前，坎摩尔也公开谈到自己已经获得意大利公民身份，像是为以后准备的一条退路。
沉默并没有全面降临，但人们不得不权衡。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好莱坞开始学习何时需要闭嘴。
美国文化的崩解
与学界和公共部门遭遇的直接冲击相比，好莱坞所承受的压力看起来要“温和”得多。没有大规模裁撤，没有明确禁令，更多时候只是口头攻击、舆论威胁，以及一种难以量化的不确定性。
正因如此，明星与文化从业者的“离开”才显得反常。毕竟在过去的政治冲突中，好莱坞一向是最敢硬碰硬的一方。它拥有资源、平台和观众，也习惯在公开对抗中巩固自身的中心位置。
但如今，选择正在发生变化。
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在《Exit, Voice, and Loyalty》（《退出、呼吁与忠诚》）里提出过一个简单框架：当一个系统开始让人失望，人们会在“发声”和“退出”之间权衡；而忠诚常常决定了他们会不会先发声、以及能发声多久。一个制度能否改善，往往取决于发声是否还划算、是否还有效。
美国长期自我标榜的，正是“发声优先”的信念：你可以反对、可以批评、可以冒犯，系统会吸收摩擦，并在冲突中调整。
好莱坞在这个意义上，不只是一个娱乐产业。它更像一套社会机制的外显部分：允许失败，允许不合时宜，允许被讨厌。从作者电影到政治讽刺，从边缘题材到争议表达，美国文化工业的吸引力，并不只来自共识，更来自容错。
正因如此，这一轮变化才显得微妙。今天的问题并不是“还能不能表达”，而是人们会下意识计算表达的风险。
更关键的变化在于，风险在新常态下被重新分配。过去，争议与失败往往会被一整套结构消化：平台、公司、工会、法律团队、保险与发行体系……今天，缓冲在变薄。规则的边界难以预测，政治化的反弹难以承担，于是“后果”越来越多地被外包给个人。
也正是在这种时刻，对于仍想表达，仍想创造的从业者来说，“离开”成为必选项。
但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问题甚至不是“值不值得对抗”，而是“有没有退出的选项”。社会名流与明星可以把不确定性分散到别的国家，换个工作重心，或者多准备一本护照。普通人很难做到这一点。工作、身份、家庭照护、语言与技能的不可迁移，把人牢牢钉在原地。于是同样的风险分配，会在他们身上呈现出另一种更无声的形态。
因此，好莱坞“大逃杀”，并非只是少数人的迁移选择，而是更像一种信号：当最有资源、最有表达空间的人开始为自己配置退路，意味着他们也不再确信这套系统会自动修复摩擦。
对世界而言，好莱坞只是一个窗口，真正被折射出来的，是美国文化的内部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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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最近，动念离开美国的名单里又多了“暮光女”克里斯汀·斯图尔特。她说自己正在考虑把工作重心转向欧洲，原因很直接：在美国，艺术自由正在变得越来越难以想象。
这是一次很重的控诉。
斯图尔特并非好莱坞体系的边缘人。《暮光之城》把她推向全球市场，而这些年，她又不断向作者电影与独立制作拓展。美国长期被视为全球文化工业的中心，软实力与号召力冠绝全球，但如今，伴随着一大堆明星的出逃，这种中心地位正在松动。
目前，撤离好莱坞和美国的明星名单还在持续增加：美国男演员乔治·克鲁尼、主持《艾伦秀》的艾伦·德杰尼勒斯、喜剧演员罗西·奥唐纳、出演《阿甘正传》和《纸牌屋》的罗宾·怀特，以及《泰坦尼克号》《阿凡达》系列导演詹姆斯·卡梅隆等，都在近一年的报道中被反复提起。他们大多拖家带口，落脚点分散在欧洲、加拿大或更远的地方。
特朗普得知克鲁尼及其家人入籍法国后，还发帖嘲讽说真是个“好消息”，并称克鲁尼和他的妻子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政治预言家”。
卡梅隆的情况更复杂。他在疫情期间已搬去新西兰，但今年1月谈到这段迁移时强调，自己并非“去看风景”，而是为了“保持理智”，并称“不太可能返回美国”。他把特朗普的连任视为一种分水岭：美国正在背离自己曾经承诺的价值，如果不再坚持那些价值观，这个国家会逐渐变成一个被掏空的概念。
明星能说走就走，但可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国家不是一个说换就能换的选项。人们能做的，往往只有继续在这里生活下去，承受它的起伏与撕裂。
如今，不光“美国梦”不再可信，美国靠电影与舞台继续把梦讲圆的能力，也开始露出裂缝。
人人自危
美国有一条街，星光熠熠。那是洛杉矶的Hollywood Boulevard（“星光大道”）：一颗颗粉色五角星钉进人行道，名字用黄铜压住，嵌进这座造星城市的地表。
好莱坞之所以长期令人向往，并不仅仅因为它能制造明星，更因为它提供了一条被全球认可的上升路径：出身可以不同，口音可以不同，只要你能被看见，你就可能被投放到全球的屏幕上。
这是好莱坞最迷人的地方：它不仅能拍大片，也愿意为尚未被验证的个人表达预留位置。背后既是价值排序，也是制度能力：允许冒险，容忍失败，并有一套成熟的工业体系把风险分摊出去。
克里斯汀·斯图尔特自编自导的首作《The Chronology of Water》就是属于这类“小而私”的项目。它改编自作家Lidia Yuknavitch 的回忆录，写创伤，也写身体和自我重建。影评人并不讳言它可能让人感到疲惫、甚至略显“用力”，但仍称赞她和主演伊莫金·普茨愿意“爬上高台，毫不畏惧地跳下去”。
但这部片子没有在美国拍。项目在法国戛纳提出，最终在拉脱维亚这一东欧小国落地。斯图尔特谈起这件事时说得很直白，在她看来，按现在的环境，这样的电影在美国几乎拍不出来。
斯图尔特把矛头指向了特朗普提出的“美国优先”电影政策。她最在意的一条，是对在美国境外制作的电影征收高额关税的设想。特朗普在2025年5月抛出这一想法，9月又公开把数字抬到100%，并在社交媒体上称美国电影业被别国“掠夺”。
但特朗普这套说法与现实截然相反。在美国院线市场，本土影片长期占据绝对优势；按美国电影协会（MPA）的数据，美国电影在2023年带来226亿美元出口、153亿美元贸易顺差，且在全球主要市场都保持“正向贸易余额”。
也就是说，电影是美国在全世界赢得颇为轻松的一门生意。
电影关税到现在仍没变成明确政策，白宫也没有解释真要实施会怎么做，但这种荒诞的不确定性已经造成了寒蝉效应。在这种环境，融资、保险、合同条款和排期都会变得更保守。特别是一些预算不多的独立项目，不是被否决，而是被拖慢，拖久了自然就散了。
更糟的是，即便片子拍出来，也有可能遭遇意外。2025年9月，在保守派政治活动人士查理·柯克遇刺之后，Apple TV+宣布暂缓上线“劳模姐”杰西卡·查斯坦主演的限定剧《The Savant》。这部剧讲的是一名调查员潜入线上极端社群，试图在暴力发生前阻止它。
Apple官方表述很克制，只说“推迟到未来某个时间”；但查斯坦的回应很直接，她公开表示自己与平台“立场并不一致”，并强调这部剧在当下“更紧迫”。
类似的张力，正在成为常态。政治情绪逐渐变成一个高风险区，美国影视作品回应现实的成本被不断抬高。
2025年最受关注、也最被讨论的影片之一，是保罗·托马斯·安德森执导的《One Battle After Another》（《一战再战》），它直面美国当下所面临的政治分裂，并大获好评。尽管看上去是一种胜利，但与影片的锋利形成对照的，是主创团队在公开场合的谨慎与沉默。
毕竟在当下，好莱坞人人自危。
喧嚣的好莱坞，安静下来了
如果把时间拨回几年，好莱坞并不是一个需要“谨慎”的场合。特别是到了颁奖季，更是“大胆开麦”的好机会。
不少人都曾记得Ricky Gervais在台上火力全开的样子。这位英国喜剧演员曾多次主持金球奖，讽刺资本、挖苦虚伪、点名权力关系，让坐在台下的社会名流与明星冷汗直流。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2017年“群星狂喷特朗普”的经典往事，好莱坞老戏骨“梅姨”梅丽尔·斯特里普公开批评特朗普，引发连锁反应。
但如今，好莱坞的“声音”，正在迅速退场。
过去一年，移民执法、国际冲突、国内抗议几乎天天占据头条。但这些内容没有被带上任何好莱坞的舞台。
2026年的金球奖上，站在台前的是备受瞩目的喜剧演员妮姬·格雷泽。她机智、专业，也很讨喜。笑点有，掌声也有，但整场典礼显得异常平稳。玩笑主要落在明星私生活和行业内部梗上，政治被轻轻绕开。
妮姬·格雷泽后来在采访中解释：“很难把握好语气。”
好莱坞，需要讲分寸。至于特朗普，他的名字已经变成一个会被有意避开的词。因为开口就意味着代价。
最先承担代价的，往往不是普通的明星，而是必须公开表达的人，比如深夜脱口秀的主持人。他们每天说话必言政治，白天发生的事，晚上就能拆解成段子。也正因他们最敢说，也最先被盯上。
2025年夏天，“扣扣熊”史蒂芬·科尔伯特在节目中嘲讽母公司派拉蒙就特朗普相关诉讼支付1600万美元和解金，质疑这是对政治压力的妥协。几天后，CBS宣布《The Late Show with Stephen Colbert》将在2026年5月播出最后一集，并强调原因是“深夜电视市场的财务压力”。
但这一解释很难让人信服：深夜电视的确在萎缩，可这档节目长期稳居同档期头部，影响力和话题度都在。用一句轻飘飘的“财务压力”带走它，听起来更像一种表态，而不是解释。
几个月后，类似的紧张再次出现。吉米·坎摩尔在节目中谈及保守派政治活动人士查理·柯克遇刺事件，言辞尖锐，引发右翼阵营强烈反弹。随后，ABC突然宣布《Jimmy Kimmel Live!》将“暂停播出”。这次停摆，已经足以令很多美国人后怕，他们在社交媒体发起了退订迪士尼（ABC母公司）的运动，压力之下，节目得以恢复。
更现实的压力来自安全层面。在这次风波中，坎摩尔及其团队曾面临死亡威胁，平台内部也不得不把“人身安全”纳入决策考量。 此前，坎摩尔也公开谈到自己已经获得意大利公民身份，像是为以后准备的一条退路。
沉默并没有全面降临，但人们不得不权衡。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好莱坞开始学习何时需要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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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界和公共部门遭遇的直接冲击相比，好莱坞所承受的压力看起来要“温和”得多。没有大规模裁撤，没有明确禁令，更多时候只是口头攻击、舆论威胁，以及一种难以量化的不确定性。
正因如此，明星与文化从业者的“离开”才显得反常。毕竟在过去的政治冲突中，好莱坞一向是最敢硬碰硬的一方。它拥有资源、平台和观众，也习惯在公开对抗中巩固自身的中心位置。
但如今，选择正在发生变化。
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在《Exit, Voice, and Loyalty》（《退出、呼吁与忠诚》）里提出过一个简单框架：当一个系统开始让人失望，人们会在“发声”和“退出”之间权衡；而忠诚常常决定了他们会不会先发声、以及能发声多久。一个制度能否改善，往往取决于发声是否还划算、是否还有效。
美国长期自我标榜的，正是“发声优先”的信念：你可以反对、可以批评、可以冒犯，系统会吸收摩擦，并在冲突中调整。
好莱坞在这个意义上，不只是一个娱乐产业。它更像一套社会机制的外显部分：允许失败，允许不合时宜，允许被讨厌。从作者电影到政治讽刺，从边缘题材到争议表达，美国文化工业的吸引力，并不只来自共识，更来自容错。
正因如此，这一轮变化才显得微妙。今天的问题并不是“还能不能表达”，而是人们会下意识计算表达的风险。
更关键的变化在于，风险在新常态下被重新分配。过去，争议与失败往往会被一整套结构消化：平台、公司、工会、法律团队、保险与发行体系……今天，缓冲在变薄。规则的边界难以预测，政治化的反弹难以承担，于是“后果”越来越多地被外包给个人。
也正是在这种时刻，对于仍想表达，仍想创造的从业者来说，“离开”成为必选项。
但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问题甚至不是“值不值得对抗”，而是“有没有退出的选项”。社会名流与明星可以把不确定性分散到别的国家，换个工作重心，或者多准备一本护照。普通人很难做到这一点。工作、身份、家庭照护、语言与技能的不可迁移，把人牢牢钉在原地。于是同样的风险分配，会在他们身上呈现出另一种更无声的形态。
因此，好莱坞“大逃杀”，并非只是少数人的迁移选择，而是更像一种信号：当最有资源、最有表达空间的人开始为自己配置退路，意味着他们也不再确信这套系统会自动修复摩擦。
对世界而言，好莱坞只是一个窗口，真正被折射出来的，是美国文化的内部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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