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薪3元,被系统囚禁的环卫工人(图
凌晨清扫街道的环卫工人
雪天的工作量也要增加。每次下雪,程军都要提上一壶开水,先把地面坚硬的冰雪烫化,再用铁锹奋力铲净,接着泼洒清水,撒上融雪制剂,最后用扫帚扫干净,再用拖布拖一遍,确保地面不湿滑。做完这一切,他的手脚已经冻得发麻了。
就在不久前,临沂的一场大雪正好碰上重大活动,高芳和工友们被调去活动场地清雪,忙得脚不沾地,整整一中午都抽不出时间吃饭。公司给每人发了热包子,他们蹲在残雪未消的路边匆匆吞咽,冷风灌了一肚子。
有时晚上也不吃饭。回到家,高芳已经累得没有力气,只想倒头就睡。她年龄大了,长时间蹬骑三轮车,膝盖劳损,有时候腿像在冷水里泡过一样,只能吃点钙片顶着。
但程军做不到“倒头就睡”。他住6人间的集体宿舍,公司对员工的起居进行严格的管理。凌晨4:30起床,晚上8点多才腰酸背疼地缓缓回家。按照宿舍规定,晚9点就要准时睡觉,时间卡得严密、精确,像是在人的后背安上了发条。
可很多时候,他到家,喝点水、洗漱完毕,就到夜里10点多了。“哪能躺下马上就睡着啊?”无论能否睡着,第二天一早,发条仍要准时拧紧。
城市的角落
程军的宿舍,距离他负责的路段不算远,步行就能到。这是一套大约六十平米的房子,房间里摆着6张单人床,床与床之间的空隙仅容侧身而过。对他们而言,这只是个满足基本睡眠需求的小窝。
房间里没有厨灶。每天的两顿饭,他和工友们都在公司安排的家常菜馆取餐,公司统一订餐结账,“一顿饭12元,做什么就吃什么,没有选择的余地。”一个盆里,米饭上盖点西红柿炒鸡蛋、黄瓜鸡蛋或是土豆丝,就算是一顿正经的午餐了。偶尔多加一个菜,菜里带点猪皮,算是改善伙食。
不管怎样,包吃包住让程军省去了在城市里花销的大头。
他是河北邢台人,刚来两个多月。大城市果然不一样,商铺林立,小吃街、小酒馆、特色餐厅、电影院、商圈,红男绿女让他眼花缭乱,也带来了成倍的垃圾。

一线城市路边的烟头
他印象最深的是跨年那天,人群狂欢到深夜。新年第一天的凌晨,城市恢复静谧,借着幽暗的街灯,程军来到街道准备工作,眼前是满地狼藉,“有人酒后吐了一地,甚至有人拉稀”。
周秀莲却该羡慕他。她所在的小外包公司,哪有钱在市区里租房?老板在20多公里外的郊区租下6人间宿舍。每天早晨天不亮,就拉着工人们,驱车40多分钟来到工作路段。
车上还用保温桶装着午饭。中午只有一个小时午休时间,冬天就在车上对付一口,到了夏天,周秀莲一般坐在路边或者公园的长椅上解决午饭,吃完了,就在地上树荫底下躺一会儿。
有一次,她在一家饭店门口阴影处坐着,想凉快一会儿,没多久就被驱离了。“人家嫌我碍事。”她心里不太舒服,但赶紧劝自己,“也没办法,我们就是农村出来干活的,人家瞧不起也正常。”
与这些外包工不同,在广州,38岁的合同工高洪斌,试图真正融入这座大都市。他一年前开始这份工作,最初完全无法适应,难以忍受垃圾散发的气味。但广州的政策赋予了这份职业特殊的吸引力:环卫工子女可按“政策性照顾学生”申请入读公办学校,这让高洪斌看到改变下一代命运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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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天的工作量也要增加。每次下雪,程军都要提上一壶开水,先把地面坚硬的冰雪烫化,再用铁锹奋力铲净,接着泼洒清水,撒上融雪制剂,最后用扫帚扫干净,再用拖布拖一遍,确保地面不湿滑。做完这一切,他的手脚已经冻得发麻了。
就在不久前,临沂的一场大雪正好碰上重大活动,高芳和工友们被调去活动场地清雪,忙得脚不沾地,整整一中午都抽不出时间吃饭。公司给每人发了热包子,他们蹲在残雪未消的路边匆匆吞咽,冷风灌了一肚子。
有时晚上也不吃饭。回到家,高芳已经累得没有力气,只想倒头就睡。她年龄大了,长时间蹬骑三轮车,膝盖劳损,有时候腿像在冷水里泡过一样,只能吃点钙片顶着。
但程军做不到“倒头就睡”。他住6人间的集体宿舍,公司对员工的起居进行严格的管理。凌晨4:30起床,晚上8点多才腰酸背疼地缓缓回家。按照宿舍规定,晚9点就要准时睡觉,时间卡得严密、精确,像是在人的后背安上了发条。
可很多时候,他到家,喝点水、洗漱完毕,就到夜里10点多了。“哪能躺下马上就睡着啊?”无论能否睡着,第二天一早,发条仍要准时拧紧。
城市的角落
程军的宿舍,距离他负责的路段不算远,步行就能到。这是一套大约六十平米的房子,房间里摆着6张单人床,床与床之间的空隙仅容侧身而过。对他们而言,这只是个满足基本睡眠需求的小窝。
房间里没有厨灶。每天的两顿饭,他和工友们都在公司安排的家常菜馆取餐,公司统一订餐结账,“一顿饭12元,做什么就吃什么,没有选择的余地。”一个盆里,米饭上盖点西红柿炒鸡蛋、黄瓜鸡蛋或是土豆丝,就算是一顿正经的午餐了。偶尔多加一个菜,菜里带点猪皮,算是改善伙食。
不管怎样,包吃包住让程军省去了在城市里花销的大头。
他是河北邢台人,刚来两个多月。大城市果然不一样,商铺林立,小吃街、小酒馆、特色餐厅、电影院、商圈,红男绿女让他眼花缭乱,也带来了成倍的垃圾。
一线城市路边的烟头
他印象最深的是跨年那天,人群狂欢到深夜。新年第一天的凌晨,城市恢复静谧,借着幽暗的街灯,程军来到街道准备工作,眼前是满地狼藉,“有人酒后吐了一地,甚至有人拉稀”。
周秀莲却该羡慕他。她所在的小外包公司,哪有钱在市区里租房?老板在20多公里外的郊区租下6人间宿舍。每天早晨天不亮,就拉着工人们,驱车40多分钟来到工作路段。
车上还用保温桶装着午饭。中午只有一个小时午休时间,冬天就在车上对付一口,到了夏天,周秀莲一般坐在路边或者公园的长椅上解决午饭,吃完了,就在地上树荫底下躺一会儿。
有一次,她在一家饭店门口阴影处坐着,想凉快一会儿,没多久就被驱离了。“人家嫌我碍事。”她心里不太舒服,但赶紧劝自己,“也没办法,我们就是农村出来干活的,人家瞧不起也正常。”
与这些外包工不同,在广州,38岁的合同工高洪斌,试图真正融入这座大都市。他一年前开始这份工作,最初完全无法适应,难以忍受垃圾散发的气味。但广州的政策赋予了这份职业特殊的吸引力:环卫工子女可按“政策性照顾学生”申请入读公办学校,这让高洪斌看到改变下一代命运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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