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網與戰爭陰霾下:在伊朗,普通人的生活如何繼續
我問她，你對自己伍年以後的生活有什麼暢想嗎？“伍年？”她的表情陷入遲滯與茫然，像是在試圖理解壹個過於遙遠的時間單位。“不知道，但我找到了壹個非常便宜的房子，可以讓我住兩個月，這是我今天最開心的事了。”
對她而言，未來不再是向前展開的時間，而是變成被不斷壓縮、反復計算的生存周期。時間被切分成可以負擔的房租、可以維持的收入以及下壹個尚未到來的不確定的節點。所謂“以後”，不再指向某個清晰的遠方，而只是被推遲的下壹段現實。
無法確認的數字
在伊斯法罕，夜晚降臨時，步行街兩側的店鋪如常亮起溫暖的燈光，入口處換錢的馬仔們叁叁兩兩湊在壹起，雙手塞進外套的口袋，晃晃悠悠地東張西望著；昏暗的步行道上，年輕的男孩們穿著旱冰鞋吹著口哨劃過我身邊，再也看不到動蕩後哪怕壹絲狼藉的蹤影。而只有走到步行街盡頭，看見陰影處聚集著的全副武裝待命的警察時，壹些後知後覺的、仍未散盡的緊張感才重新顯現。此時距離那場騷動發生之時，恰好過去了整壹個月。
伊斯法罕步行街盡頭，全副武裝的警察仍聚集待命
關於這場全國范圍的抗議與動蕩，壹些伊朗人與我慢慢熟稔起來後，總會忽然神秘兮兮地湊近問我：“你知道在這次的抗議中有多少人死去嗎？”
這些天，關於這次動蕩的死亡人數，從不同的人口中，我甚至沒有聽到兩個完全相同的數字。
出租車司機在紙片上寫下壹個數字；那個獨自前來德黑蘭工作的女孩，則有些茫然地說出另壹個數字；旅店老板最為中立，但強調著某幾日在德黑蘭的傷亡尤其嚴重；在長途大巴上，相鄰座位的男大學生抱著電腦，全程和身邊的朋友低聲研究著如何連上外網，偶爾開著玩笑。在談及抗議中死去的人時，平靜地向我講出“我的表兄弟和兩個朋友，都死了”，仿佛在講述壹個已經遙遠的普通午後。
1月26日，我的伊朗手機號收到壹條官方短信，稱將公布此次事件中所有遇難者的姓名及基本信息，以回應所謂的“捏造事實和虛假統計數據”。但我周圍的人們只是匆匆掃過這條信息……
我向壹位伊朗的中產求證這些天差地別的數字，他疲憊地笑笑，沒有再給出任何確切的數字。“或許都不對吧。”他說，“沒有人知道……”他英語流利、條件優越，是看上去最有可能移民的那壹類人。但那天傍晚，他開著車，在夜幕降臨後的擁堵車流中緩緩前行。街燈壹盞盞亮起，車燈在前方高低起伏。他的目光黯然且堅定地落在那些緩慢移動的燈光上，“我愛伊朗，我愛我的國家，我希望可以看著它變得越來越好。”
同壹現實之下
在與不同階層、不同年齡的人持續接觸中，壹種並不顯性的割裂逐漸浮現。普通人對現實的理解，對外部世界的判斷，以及對未來的想象，也並不沿著同壹條軌道展開。它不像公開的爭論那樣激烈，卻在日常交談中反復顯現。
壹位須發皆白、開車橫沖直撞的出租車司機，壹路情緒激動地高喊：“We love America! We love Israel! Go die Khamenei！”而在我遇見的另壹個最尋常的家庭中，情形卻截然不同。他們住在伊斯法罕遠郊，這家的男主人必須長時間開車維持生計。盡管生活拮據，他們仍熱情地邀請我去家中做客，把蔬菜湯裡唯壹的壹塊肉放在了我的碗裡。他們不會說任何英語，在翻譯軟件上緩慢地打字給我看：“美國和以色列(专题)給了我們巨大的外部壓力，是我們的敵人讓我們的食物變得如此之貴，讓我們的藥品變得如此之貴。”但當提及可能與美國發生的戰爭時，他們充滿自豪，對此毫不畏懼。每個人都堅信著伊朗有著強大的軍事實力，足以給予美國沉重的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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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她而言，未來不再是向前展開的時間，而是變成被不斷壓縮、反復計算的生存周期。時間被切分成可以負擔的房租、可以維持的收入以及下壹個尚未到來的不確定的節點。所謂“以後”，不再指向某個清晰的遠方，而只是被推遲的下壹段現實。
無法確認的數字
在伊斯法罕，夜晚降臨時，步行街兩側的店鋪如常亮起溫暖的燈光，入口處換錢的馬仔們叁叁兩兩湊在壹起，雙手塞進外套的口袋，晃晃悠悠地東張西望著；昏暗的步行道上，年輕的男孩們穿著旱冰鞋吹著口哨劃過我身邊，再也看不到動蕩後哪怕壹絲狼藉的蹤影。而只有走到步行街盡頭，看見陰影處聚集著的全副武裝待命的警察時，壹些後知後覺的、仍未散盡的緊張感才重新顯現。此時距離那場騷動發生之時，恰好過去了整壹個月。
伊斯法罕步行街盡頭，全副武裝的警察仍聚集待命
關於這場全國范圍的抗議與動蕩，壹些伊朗人與我慢慢熟稔起來後，總會忽然神秘兮兮地湊近問我：“你知道在這次的抗議中有多少人死去嗎？”
這些天，關於這次動蕩的死亡人數，從不同的人口中，我甚至沒有聽到兩個完全相同的數字。
出租車司機在紙片上寫下壹個數字；那個獨自前來德黑蘭工作的女孩，則有些茫然地說出另壹個數字；旅店老板最為中立，但強調著某幾日在德黑蘭的傷亡尤其嚴重；在長途大巴上，相鄰座位的男大學生抱著電腦，全程和身邊的朋友低聲研究著如何連上外網，偶爾開著玩笑。在談及抗議中死去的人時，平靜地向我講出“我的表兄弟和兩個朋友，都死了”，仿佛在講述壹個已經遙遠的普通午後。
1月26日，我的伊朗手機號收到壹條官方短信，稱將公布此次事件中所有遇難者的姓名及基本信息，以回應所謂的“捏造事實和虛假統計數據”。但我周圍的人們只是匆匆掃過這條信息……
我向壹位伊朗的中產求證這些天差地別的數字，他疲憊地笑笑，沒有再給出任何確切的數字。“或許都不對吧。”他說，“沒有人知道……”他英語流利、條件優越，是看上去最有可能移民的那壹類人。但那天傍晚，他開著車，在夜幕降臨後的擁堵車流中緩緩前行。街燈壹盞盞亮起，車燈在前方高低起伏。他的目光黯然且堅定地落在那些緩慢移動的燈光上，“我愛伊朗，我愛我的國家，我希望可以看著它變得越來越好。”
同壹現實之下
在與不同階層、不同年齡的人持續接觸中，壹種並不顯性的割裂逐漸浮現。普通人對現實的理解，對外部世界的判斷，以及對未來的想象，也並不沿著同壹條軌道展開。它不像公開的爭論那樣激烈，卻在日常交談中反復顯現。
壹位須發皆白、開車橫沖直撞的出租車司機，壹路情緒激動地高喊：“We love America! We love Israel! Go die Khamenei！”而在我遇見的另壹個最尋常的家庭中，情形卻截然不同。他們住在伊斯法罕遠郊，這家的男主人必須長時間開車維持生計。盡管生活拮據，他們仍熱情地邀請我去家中做客，把蔬菜湯裡唯壹的壹塊肉放在了我的碗裡。他們不會說任何英語，在翻譯軟件上緩慢地打字給我看：“美國和以色列(专题)給了我們巨大的外部壓力，是我們的敵人讓我們的食物變得如此之貴，讓我們的藥品變得如此之貴。”但當提及可能與美國發生的戰爭時，他們充滿自豪，對此毫不畏懼。每個人都堅信著伊朗有著強大的軍事實力，足以給予美國沉重的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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