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抑郁症确诊率低,自杀率反而更高
得贵无病无痛，不聋不瞎，就是“变懒”了。
他曾单手拎起百斤麦袋的手，连舀水的瓢都端不稳；热气腾腾的馍放在眼前，手却像灌了铅，掰两下就累得直喘；秋收时别人镰刀飞舞，而他跪在地里抓着麦秆，麦芒扎进指尖缝里渗着血……
在当地人眼中，这家人仿佛背负着某种“诅咒”——在得贵之前，他的母亲、两个姐姐和表哥，已相继以类似的方式“枯萎”离去。
在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姜涛的新书《安定此心》中，得贵的故事被记录下来。医学给出了清晰的答案：这不是诅咒，而是家族性抑郁症，那些所谓的“变懒”，正是重度抑郁伴随的躯体化症状。幸运的是，在得到明确诊断并服药四个月后，得贵的生活重新看见了光亮。
姜涛在北京安定医院（以下简称安定医院）工作的33年，见证了中国精神疾病诊治观念与方式的巨大变迁。他将自己曾经诊治的病例凝练出15个编辑成书，其中，最让他揪心的正是像得贵这样来自乡村的患者。
在广袤的乡土社会中，精神心理问题仍常常被归咎于“鬼神作祟”“心思太重”或“祖上无德”。沉重的污名化与病耻感，如同一道无形的高墙，将无数患者阻拦在求医问药之路外，导致病情被一再延误，甚至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姜涛。受访者供图
以下是姜涛的自述。
把她从黑暗里带出来时，也照亮了我自己
踏进安定医院的第一天，我就想逃离这里。
1993年，从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的我被分配到了安定医院。当时别说普通民众对精神科敬而远之，就连医生看精神科也带着异样的眼光。学医的时候，行内就流传着一句话，“金眼科，银外科，又脏又累妇产科，疯疯癫癫精神科。”
有一次，卫生部门组织全市医院开会，点名时问：“安定医院的来了吗？”全场哄堂大笑。其内涵大家都心领神会，似乎“安定医院”已成为“疯子”的代名词。
我之所以留下，纯粹是因为赔不起违约金——分配时签的5年合同规定，提前走每年要赔偿3000元，而我当时月工资300多元。
入职报到的第一天，我去住院部，正好遇见一位患者办理出院。病人60多岁，神情呆滞，目光涣散，被人搀着哆哆嗦嗦往外挪。护士问病人的疗效填什么，医生答道：“痊愈”。那个场面对于20岁出头的我来说是当头一棒。我心里埋下了“精神病治不好”的怀疑。
我当时联系了很多医院，想离开这个地方。直到遇见一个病人，我才真正决定留下来。
那是一个在父母口中乖巧懂事的女孩，她考上了名牌大学，可上学后出现了失眠、情绪不稳定、幻听、妄想的情况。她常听到别人对着她说话，骂她拉低了考试平均分，拖了全班的后腿。
当地精神专科医院诊断她为精神分裂症，后来她转到了安定医院就诊。按照精神分裂症的治疗思路，主治医师给她开了药物，几天后病房不再回荡她尖厉的叫喊声了，但她眼里的光也一点点熄灭了。
这是抗精神病药物的副作用。就像是我第一天见到出院的患者一样，继续用药，女孩也可能变成那样。
那时我经常在病房与患者聊天，刚毕业的我比女孩没大几岁，她对我并不抵触。她有时会多说几句，可能是有关校园的只言片语，或是忽然冒出的诗句。我仿佛能瞥见那个未被疾病侵蚀的灵秀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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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单手拎起百斤麦袋的手，连舀水的瓢都端不稳；热气腾腾的馍放在眼前，手却像灌了铅，掰两下就累得直喘；秋收时别人镰刀飞舞，而他跪在地里抓着麦秆，麦芒扎进指尖缝里渗着血……
在当地人眼中，这家人仿佛背负着某种“诅咒”——在得贵之前，他的母亲、两个姐姐和表哥，已相继以类似的方式“枯萎”离去。
在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姜涛的新书《安定此心》中，得贵的故事被记录下来。医学给出了清晰的答案：这不是诅咒，而是家族性抑郁症，那些所谓的“变懒”，正是重度抑郁伴随的躯体化症状。幸运的是，在得到明确诊断并服药四个月后，得贵的生活重新看见了光亮。
姜涛在北京安定医院（以下简称安定医院）工作的33年，见证了中国精神疾病诊治观念与方式的巨大变迁。他将自己曾经诊治的病例凝练出15个编辑成书，其中，最让他揪心的正是像得贵这样来自乡村的患者。
在广袤的乡土社会中，精神心理问题仍常常被归咎于“鬼神作祟”“心思太重”或“祖上无德”。沉重的污名化与病耻感，如同一道无形的高墙，将无数患者阻拦在求医问药之路外，导致病情被一再延误，甚至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姜涛。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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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她从黑暗里带出来时，也照亮了我自己
踏进安定医院的第一天，我就想逃离这里。
1993年，从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的我被分配到了安定医院。当时别说普通民众对精神科敬而远之，就连医生看精神科也带着异样的眼光。学医的时候，行内就流传着一句话，“金眼科，银外科，又脏又累妇产科，疯疯癫癫精神科。”
有一次，卫生部门组织全市医院开会，点名时问：“安定医院的来了吗？”全场哄堂大笑。其内涵大家都心领神会，似乎“安定医院”已成为“疯子”的代名词。
我之所以留下，纯粹是因为赔不起违约金——分配时签的5年合同规定，提前走每年要赔偿3000元，而我当时月工资300多元。
入职报到的第一天，我去住院部，正好遇见一位患者办理出院。病人60多岁，神情呆滞，目光涣散，被人搀着哆哆嗦嗦往外挪。护士问病人的疗效填什么，医生答道：“痊愈”。那个场面对于20岁出头的我来说是当头一棒。我心里埋下了“精神病治不好”的怀疑。
我当时联系了很多医院，想离开这个地方。直到遇见一个病人，我才真正决定留下来。
那是一个在父母口中乖巧懂事的女孩，她考上了名牌大学，可上学后出现了失眠、情绪不稳定、幻听、妄想的情况。她常听到别人对着她说话，骂她拉低了考试平均分，拖了全班的后腿。
当地精神专科医院诊断她为精神分裂症，后来她转到了安定医院就诊。按照精神分裂症的治疗思路，主治医师给她开了药物，几天后病房不再回荡她尖厉的叫喊声了，但她眼里的光也一点点熄灭了。
这是抗精神病药物的副作用。就像是我第一天见到出院的患者一样，继续用药，女孩也可能变成那样。
那时我经常在病房与患者聊天，刚毕业的我比女孩没大几岁，她对我并不抵触。她有时会多说几句，可能是有关校园的只言片语，或是忽然冒出的诗句。我仿佛能瞥见那个未被疾病侵蚀的灵秀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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