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工作時長結束9年連漲,但遠遠不夠
其次，需要進壹步降低企業用工成本，其中值得重點關注的是降低企業的社保負擔。目前，中國企業實際承擔的社保總費率在全球名列前茅。
第叁，應該改變全日制勞動者的工資決定機制。目前國內對全日制就業勞動者實行月最低工資標准，對非全日制就業勞動者實行小時最低工資標准；而全球大多數國家，對全日制就業勞動者均采取小時最低工資標准（即小時工資率）。
經濟觀察報：這種調整會帶來哪些改變？
曾湘泉：當前各地針對全日制勞動者的月最低工資標准多在2000元—3000元/月之間，若換算成最低小時工資（按每月工時4周、每周48小時計算），會明顯低於針對非全日制勞動者設定的小時最低工資標准。
此前，我們曾在兩座城市，針對中職畢業生的就業質量進行過專題研究。結果顯示，這兩座城市中職畢業生的就業率很高，通常在97%以上。但統計兩地中職畢業生的工資和工時後發現，他們的小時工資率非常低。
因此，要破解工時過長問題，需要調整工資決定機制，按照國際慣例將全日制勞動者的月最低工資調整為小時工資率。當然，在計算全日制勞動者的小時工資率時，需充分考慮當地衣食住行價格、撫養子女、贍養老人成本等因素。
經濟觀察報：應對工時過長問題，政府部門應該采取哪些舉措？
曾湘泉：目前勞動爭議中，“勞動者要求企業支付加班工資”的案例勝訴率較低，核心原因之壹是勞動者需要對加班事實進行舉證，而現實中勞動者舉證難度極大。要改變這壹現狀，壹方面需要完善相關立法，另壹方面政府部門應加大執法力度。
目前，針對企業加班甚至不支付加班費的現象，多地政府部門並不會嚴格監察——其主要原因是，政府部門需要在充分就業與高質量就業之間尋求平衡，擔心嚴格執法會影響本地招商引資和企業發展，進而沖擊就業數量，因此地方政府維護勞動者權益的動力不足。
但中國經濟發展到現階段，要實現高質量充分就業，就不能再壹味追求勞動力的低成本優勢。
經濟觀察報：針對企業不支付加班費等現象，工會應發揮怎樣的作用？
曾湘泉：當前中國工會未能充分發揮其應有的作用。當企業無視勞動者勞動權益、不支付加班工資時，工會應通過開展集體協商的方式，代表勞動者與企業溝通，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
當然，要讓集體協商制度發揮作用，工會需要對工資決定機制和宏觀經濟趨勢有基本的判斷力，同時對企業經營狀況也有深入了解，這就要求不斷提升工會人員的專業能力。
如前所述，當前中國內需不足的壹大問題是勞動分配率嚴重偏低，這壹問題在平台經濟中表現得尤為突出。雖然當前企業經營不易，但勞動者與企業利潤比例偏低依舊是壹個突出問題。而單個勞動者的力量有限，很難推動工資分配機制的調整，這就需要工會代表勞動者與企業進行談判和協商。
經濟觀察報：2024—2026年，考研人數“叁連降”，2026年國考人數也歷史首次超過考研人數，考公熱的興起與勞動力市場變化之間有何關聯？
曾湘泉：正如此前所說，招聘新人會導致企業固定成本上升，因此短期內企業更願意選擇延長工時來降本增效，這會變相地減少企業的新崗位需求。
例如，CIER指數顯示，雖然近幾年GDP增速保持在5%左右，但崗位創造數量並未大幅度增加。在高校畢業生方面，甚至出現勞動力供給人數大幅增加，崗位需求數卻小幅下降。
同時，應屆生就業也面臨結構性矛盾。當前，國內大學教育供給與企業實際需求存在供需錯配，學校教育更注重理論學習，導致畢業生實操能力不足，而解決這壹供需脫節所需的應屆生培訓成本，最終都由企業承擔。
此外，受學費較低等因素影響，當前大學教育的改革動力不足，學校在教育環節中，很少研究學生的個人就業能力和用人單位的實際用工需求。近幾年，部分大學改專業名稱也出現了“換湯不換藥”的情況，並未從根本上改變這壹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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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叁，應該改變全日制勞動者的工資決定機制。目前國內對全日制就業勞動者實行月最低工資標准，對非全日制就業勞動者實行小時最低工資標准；而全球大多數國家，對全日制就業勞動者均采取小時最低工資標准（即小時工資率）。
經濟觀察報：這種調整會帶來哪些改變？
曾湘泉：當前各地針對全日制勞動者的月最低工資標准多在2000元—3000元/月之間，若換算成最低小時工資（按每月工時4周、每周48小時計算），會明顯低於針對非全日制勞動者設定的小時最低工資標准。
此前，我們曾在兩座城市，針對中職畢業生的就業質量進行過專題研究。結果顯示，這兩座城市中職畢業生的就業率很高，通常在97%以上。但統計兩地中職畢業生的工資和工時後發現，他們的小時工資率非常低。
因此，要破解工時過長問題，需要調整工資決定機制，按照國際慣例將全日制勞動者的月最低工資調整為小時工資率。當然，在計算全日制勞動者的小時工資率時，需充分考慮當地衣食住行價格、撫養子女、贍養老人成本等因素。
經濟觀察報：應對工時過長問題，政府部門應該采取哪些舉措？
曾湘泉：目前勞動爭議中，“勞動者要求企業支付加班工資”的案例勝訴率較低，核心原因之壹是勞動者需要對加班事實進行舉證，而現實中勞動者舉證難度極大。要改變這壹現狀，壹方面需要完善相關立法，另壹方面政府部門應加大執法力度。
目前，針對企業加班甚至不支付加班費的現象，多地政府部門並不會嚴格監察——其主要原因是，政府部門需要在充分就業與高質量就業之間尋求平衡，擔心嚴格執法會影響本地招商引資和企業發展，進而沖擊就業數量，因此地方政府維護勞動者權益的動力不足。
但中國經濟發展到現階段，要實現高質量充分就業，就不能再壹味追求勞動力的低成本優勢。
經濟觀察報：針對企業不支付加班費等現象，工會應發揮怎樣的作用？
曾湘泉：當前中國工會未能充分發揮其應有的作用。當企業無視勞動者勞動權益、不支付加班工資時，工會應通過開展集體協商的方式，代表勞動者與企業溝通，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
當然，要讓集體協商制度發揮作用，工會需要對工資決定機制和宏觀經濟趨勢有基本的判斷力，同時對企業經營狀況也有深入了解，這就要求不斷提升工會人員的專業能力。
如前所述，當前中國內需不足的壹大問題是勞動分配率嚴重偏低，這壹問題在平台經濟中表現得尤為突出。雖然當前企業經營不易，但勞動者與企業利潤比例偏低依舊是壹個突出問題。而單個勞動者的力量有限，很難推動工資分配機制的調整，這就需要工會代表勞動者與企業進行談判和協商。
經濟觀察報：2024—2026年，考研人數“叁連降”，2026年國考人數也歷史首次超過考研人數，考公熱的興起與勞動力市場變化之間有何關聯？
曾湘泉：正如此前所說，招聘新人會導致企業固定成本上升，因此短期內企業更願意選擇延長工時來降本增效，這會變相地減少企業的新崗位需求。
例如，CIER指數顯示，雖然近幾年GDP增速保持在5%左右，但崗位創造數量並未大幅度增加。在高校畢業生方面，甚至出現勞動力供給人數大幅增加，崗位需求數卻小幅下降。
同時，應屆生就業也面臨結構性矛盾。當前，國內大學教育供給與企業實際需求存在供需錯配，學校教育更注重理論學習，導致畢業生實操能力不足，而解決這壹供需脫節所需的應屆生培訓成本，最終都由企業承擔。
此外，受學費較低等因素影響，當前大學教育的改革動力不足，學校在教育環節中，很少研究學生的個人就業能力和用人單位的實際用工需求。近幾年，部分大學改專業名稱也出現了“換湯不換藥”的情況，並未從根本上改變這壹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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