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工作時長結束9年連漲,但遠遠不夠
工時過長已成為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壹個突出問題，如果將低工資因素考慮在內，較長的工時甚至可能反映了就業質量的低下。為應對工時過長這壹問題，曾湘泉建議將全日制勞動者的月最低工資標准，調整為小時最低工資標准。
在連續增長9年後，中國就業人員的每周平均工作時長終於出現小幅回落。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6—2024年，全國企業就業人員周平均工作時間（下稱“周平均工時”）呈現持續上漲的態勢。而2025年，除1月份外，其余11個月的企業就業人員周平均工時均低於2024年同期水平（見圖壹紅色曲線和黑色曲線）。
經濟觀察報就此專訪了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就業研究所所長曾湘泉。曾湘泉認為，2025年企業就業人員周平均工時下降，壹方面可能是工時吸收經濟壓力的調節機制已接近極限——工時不可能不斷上漲；另壹方面，“反內卷”和勞動者權益保障力度持續加強，也帶來了積極影響。
曾湘泉有著豐富的國內外學術交流與調研經歷，多次承擔國家社科基金、世界銀行、國際勞工組織、人社部等組織委托的研究課題。現兼任中國人才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勞動學會勞動科學教育專委會主任等職。
工時超長的另壹面，是部分群體的工時不足。曾湘泉發現，2018年—2022年，城鎮就業人員調查周平均工時處於“20小時以下”“20—39小時”區間的群體占比持續提升。他說，近幾年網約車司機、外賣騎手等職業的大量從業者，工作時長已突破生理極限，帶來了巨大的安全隱患。相比之下，壟斷型行業的員工則鮮少出現工時過長的情況，工時長短在不同所有制單位之間存在顯著差異。
這壹看似矛盾的現象，反映出中國就業市場的復雜性。
從整體來看，中國就業人員工作時長仍舊處於高位，超過相關法規規定的“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8小時”“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44小時”的工時標准。
曾湘泉說，總體看，工時過長已成為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壹個突出問題，如果將低工資因素考慮在內，較長的工時甚至可能反映了就業質量的低下。為應對工時過長這壹問題，曾湘泉建議將全日制勞動者的月最低工資標准，調整為小時最低工資標准。
全日制勞動者的月最低工資相當於為企業提供了優惠的勞動力“包月套餐”，變相“激勵”企業通過延長現有員工工時的方式降低用工成本。
曾湘泉認為，中國當前內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之壹，是勞動分配率（員工工資與企業利潤之比）嚴重偏低。這需要政府和工會發揮作用。中國經濟發展到當前階段，要想實現高質量充分就業，就不能再壹味追求勞動力的低成本優勢。
01、逆經濟周期的工時走勢
經濟觀察報：2016年至2024年周平均工時持續上漲，應如何看待此現象？
曾湘泉：當前中國周平均工時整體處於壹個較高的水平，相比於歐美國家，東亞、東南亞國家的周平均工時普遍更高，這已成為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壹個突出問題。2022年，韓國、越南周平均工時分別為37.9和41.5小時，同期中國為48小時。
CFPS（由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實施的中國家庭動態跟蹤調查）發布的2018年數據顯示，全國50.2%的城鎮就業人口每周工作超過48小時。國際勞工組織把每周工作48小時以上定義為工時過度。
從國際規律來看，工時走勢與宏觀經濟整體呈正相關——宏觀經濟景氣度提升，企業生產活動更活躍，周平均工時便會增加。
但中國的情況卻與之相悖， 2016年以來，中國GDP增速逐漸下行，周平均工時卻在持續上升，形成負相關關系。例如，國際勞工組織的數據顯示，新冠疫情期間，全球多數國家普遍面臨工時縮短的問題，但中國的周工時依舊在逐年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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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連續增長9年後，中國就業人員的每周平均工作時長終於出現小幅回落。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6—2024年，全國企業就業人員周平均工作時間（下稱“周平均工時”）呈現持續上漲的態勢。而2025年，除1月份外，其余11個月的企業就業人員周平均工時均低於2024年同期水平（見圖壹紅色曲線和黑色曲線）。
經濟觀察報就此專訪了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就業研究所所長曾湘泉。曾湘泉認為，2025年企業就業人員周平均工時下降，壹方面可能是工時吸收經濟壓力的調節機制已接近極限——工時不可能不斷上漲；另壹方面，“反內卷”和勞動者權益保障力度持續加強，也帶來了積極影響。
曾湘泉有著豐富的國內外學術交流與調研經歷，多次承擔國家社科基金、世界銀行、國際勞工組織、人社部等組織委托的研究課題。現兼任中國人才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勞動學會勞動科學教育專委會主任等職。
工時超長的另壹面，是部分群體的工時不足。曾湘泉發現，2018年—2022年，城鎮就業人員調查周平均工時處於“20小時以下”“20—39小時”區間的群體占比持續提升。他說，近幾年網約車司機、外賣騎手等職業的大量從業者，工作時長已突破生理極限，帶來了巨大的安全隱患。相比之下，壟斷型行業的員工則鮮少出現工時過長的情況，工時長短在不同所有制單位之間存在顯著差異。
這壹看似矛盾的現象，反映出中國就業市場的復雜性。
從整體來看，中國就業人員工作時長仍舊處於高位，超過相關法規規定的“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8小時”“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44小時”的工時標准。
曾湘泉說，總體看，工時過長已成為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壹個突出問題，如果將低工資因素考慮在內，較長的工時甚至可能反映了就業質量的低下。為應對工時過長這壹問題，曾湘泉建議將全日制勞動者的月最低工資標准，調整為小時最低工資標准。
全日制勞動者的月最低工資相當於為企業提供了優惠的勞動力“包月套餐”，變相“激勵”企業通過延長現有員工工時的方式降低用工成本。
曾湘泉認為，中國當前內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之壹，是勞動分配率（員工工資與企業利潤之比）嚴重偏低。這需要政府和工會發揮作用。中國經濟發展到當前階段，要想實現高質量充分就業，就不能再壹味追求勞動力的低成本優勢。
01、逆經濟周期的工時走勢
經濟觀察報：2016年至2024年周平均工時持續上漲，應如何看待此現象？
曾湘泉：當前中國周平均工時整體處於壹個較高的水平，相比於歐美國家，東亞、東南亞國家的周平均工時普遍更高，這已成為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壹個突出問題。2022年，韓國、越南周平均工時分別為37.9和41.5小時，同期中國為48小時。
CFPS（由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實施的中國家庭動態跟蹤調查）發布的2018年數據顯示，全國50.2%的城鎮就業人口每周工作超過48小時。國際勞工組織把每周工作48小時以上定義為工時過度。
從國際規律來看，工時走勢與宏觀經濟整體呈正相關——宏觀經濟景氣度提升，企業生產活動更活躍，周平均工時便會增加。
但中國的情況卻與之相悖， 2016年以來，中國GDP增速逐漸下行，周平均工時卻在持續上升，形成負相關關系。例如，國際勞工組織的數據顯示，新冠疫情期間，全球多數國家普遍面臨工時縮短的問題，但中國的周工時依舊在逐年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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