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工作时长结束9年连涨,但远远不够
工时过长已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个突出问题，如果将低工资因素考虑在内，较长的工时甚至可能反映了就业质量的低下。为应对工时过长这一问题，曾湘泉建议将全日制劳动者的月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为小时最低工资标准。
在连续增长9年后，中国就业人员的每周平均工作时长终于出现小幅回落。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2024年，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下称“周平均工时”）呈现持续上涨的态势。而2025年，除1月份外，其余11个月的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时均低于2024年同期水平（见图一红色曲线和黑色曲线）。
经济观察报就此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曾湘泉认为，2025年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时下降，一方面可能是工时吸收经济压力的调节机制已接近极限——工时不可能不断上涨；另一方面，“反内卷”和劳动者权益保障力度持续加强，也带来了积极影响。
曾湘泉有着丰富的国内外学术交流与调研经历，多次承担国家社科基金、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人社部等组织委托的研究课题。现兼任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劳动学会劳动科学教育专委会主任等职。
工时超长的另一面，是部分群体的工时不足。曾湘泉发现，2018年—2022年，城镇就业人员调查周平均工时处于“20小时以下”“20—39小时”区间的群体占比持续提升。他说，近几年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职业的大量从业者，工作时长已突破生理极限，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相比之下，垄断型行业的员工则鲜少出现工时过长的情况，工时长短在不同所有制单位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反映出中国就业市场的复杂性。
从整体来看，中国就业人员工作时长仍旧处于高位，超过相关法规规定的“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标准。
曾湘泉说，总体看，工时过长已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个突出问题，如果将低工资因素考虑在内，较长的工时甚至可能反映了就业质量的低下。为应对工时过长这一问题，曾湘泉建议将全日制劳动者的月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为小时最低工资标准。
全日制劳动者的月最低工资相当于为企业提供了优惠的劳动力“包月套餐”，变相“激励”企业通过延长现有员工工时的方式降低用工成本。
曾湘泉认为，中国当前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劳动分配率（员工工资与企业利润之比）严重偏低。这需要政府和工会发挥作用。中国经济发展到当前阶段，要想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就不能再一味追求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
01、逆经济周期的工时走势
经济观察报：2016年至2024年周平均工时持续上涨，应如何看待此现象？
曾湘泉：当前中国周平均工时整体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相比于欧美国家，东亚、东南亚国家的周平均工时普遍更高，这已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个突出问题。2022年，韩国、越南周平均工时分别为37.9和41.5小时，同期中国为48小时。
CFPS（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的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发布的2018年数据显示，全国50.2%的城镇就业人口每周工作超过48小时。国际劳工组织把每周工作48小时以上定义为工时过度。
从国际规律来看，工时走势与宏观经济整体呈正相关——宏观经济景气度提升，企业生产活动更活跃，周平均工时便会增加。
但中国的情况却与之相悖， 2016年以来，中国GDP增速逐渐下行，周平均工时却在持续上升，形成负相关关系。例如，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显示，新冠疫情期间，全球多数国家普遍面临工时缩短的问题，但中国的周工时依旧在逐年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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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在连续增长9年后，中国就业人员的每周平均工作时长终于出现小幅回落。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2024年，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下称“周平均工时”）呈现持续上涨的态势。而2025年，除1月份外，其余11个月的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时均低于2024年同期水平（见图一红色曲线和黑色曲线）。
经济观察报就此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曾湘泉认为，2025年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时下降，一方面可能是工时吸收经济压力的调节机制已接近极限——工时不可能不断上涨；另一方面，“反内卷”和劳动者权益保障力度持续加强，也带来了积极影响。
曾湘泉有着丰富的国内外学术交流与调研经历，多次承担国家社科基金、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人社部等组织委托的研究课题。现兼任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劳动学会劳动科学教育专委会主任等职。
工时超长的另一面，是部分群体的工时不足。曾湘泉发现，2018年—2022年，城镇就业人员调查周平均工时处于“20小时以下”“20—39小时”区间的群体占比持续提升。他说，近几年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职业的大量从业者，工作时长已突破生理极限，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相比之下，垄断型行业的员工则鲜少出现工时过长的情况，工时长短在不同所有制单位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反映出中国就业市场的复杂性。
从整体来看，中国就业人员工作时长仍旧处于高位，超过相关法规规定的“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标准。
曾湘泉说，总体看，工时过长已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个突出问题，如果将低工资因素考虑在内，较长的工时甚至可能反映了就业质量的低下。为应对工时过长这一问题，曾湘泉建议将全日制劳动者的月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为小时最低工资标准。
全日制劳动者的月最低工资相当于为企业提供了优惠的劳动力“包月套餐”，变相“激励”企业通过延长现有员工工时的方式降低用工成本。
曾湘泉认为，中国当前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劳动分配率（员工工资与企业利润之比）严重偏低。这需要政府和工会发挥作用。中国经济发展到当前阶段，要想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就不能再一味追求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
01、逆经济周期的工时走势
经济观察报：2016年至2024年周平均工时持续上涨，应如何看待此现象？
曾湘泉：当前中国周平均工时整体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相比于欧美国家，东亚、东南亚国家的周平均工时普遍更高，这已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个突出问题。2022年，韩国、越南周平均工时分别为37.9和41.5小时，同期中国为48小时。
CFPS（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的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发布的2018年数据显示，全国50.2%的城镇就业人口每周工作超过48小时。国际劳工组织把每周工作48小时以上定义为工时过度。
从国际规律来看，工时走势与宏观经济整体呈正相关——宏观经济景气度提升，企业生产活动更活跃，周平均工时便会增加。
但中国的情况却与之相悖， 2016年以来，中国GDP增速逐渐下行，周平均工时却在持续上升，形成负相关关系。例如，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显示，新冠疫情期间，全球多数国家普遍面临工时缩短的问题，但中国的周工时依旧在逐年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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