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記者的現實風險:審查無所不在
關注全球華文媒體議題的電子刊物“田間”日前刊登報道《中國記者的現實風險：審查無所不在》，討論中國新聞從業者面臨的職業風險與日益收緊的審查環境。文章以2025年中國記者節為切入點，引用調查記者李微敖的經歷——壹年內發表的43篇報道中有10篇被刪除或下架——說明審查已成為決定報道命運的核心力量。無論體制內外，記者在采訪現場面臨警察幹預、被要求交出素材等直接壓力，許多人出發前就要評估"能否安全返回"。
審查的方式已從單純刪稿演變為制度化的層層問責與懲戒機制，促使記者進行心理上的自我約束。《新京報》2024年油罐車混運食用油的調查報道發表後，記者韓福濤的微博帳號隨即消失。受訪者透露，調查報道現需層層報批，涉及地方債務、企業裁員、金融風險等題材幾乎無法刊發。調查記者人數已從高峰期的上千人銳減至幾拾人，多數轉行或從事商業傳媒。
這種管控同樣延伸至新聞教育與外國駐華記者。壹項針對新聞專業學生的內部問卷顯示，多數人承認會主動回避敏感內容，這種自我審查傾向在進入職場後更加明顯。外國記者也被“打招呼”，若發表不利於中國政府的報道，簽證續簽將面臨困難。無國界記者組織2025年報告顯示，中國在180個國家中新聞自由排名第178位，仍是全球監禁記者最多的國家。
文章最終指出，新聞風險的根源不僅在審查制度本身，更在於整個公共空間的萎縮。隨著"清朗行動"累計清理違規信息超八億條、封禁帳號約兩百萬個，加上記者證年度核驗與政治理論考核的制度化要求，媒體正從公共監督者轉變為政策宣傳與形象管理的工具。受訪學者總結：當新聞無法改變現實，它的社會意義也被重新定義。
以下為文章內容節選：
受訪的北京媒體工作者王妙玲近期對《田間》表示，現場采訪已成為高風險行為。「有些地區的警察直接出現在新聞現場，看到鏡頭就要求刪除影像，問你是哪個單位。」她說，這樣的幹預早已成為常態，許多記者出發前就要先評估「能否安全返回」。
她指出，李微敖文章中提到的「被消失的報道」並不罕見，而是新聞環境的壹面鏡子。「記者現在最怕的，不是寫錯，而是寫對了卻不能發。這樣的狀況讓許多人幹脆不再問問題，也不再記錄現實，不能發的就給外媒朋友。」
北京傳媒研究學者趙仁毅對《田間》表示，王妙玲的經歷反映出當下新聞環境的結構性變化。「在中國，審查的方式已不再只是刪稿，而是透過層層問責與制度懲戒，使記者在心理上自我約束。」他說，許多年輕記者在入行初期仍有理想，但很快就學會如何避開風險。「當記者節成為壹個祝福『平安』的日子，而不是表彰專業的時刻，新聞自由的意義就被改寫了。」
在新聞采訪現場壓力之外，制度層面的審核亦同步收緊。中國的新聞審查制度早已形成完整體系，並在拾年間逐步下沈至地方層面。對當地記者而言，風險的來源不僅在於采訪現場的可見障礙，更在於信息審查與自我審查的雙重壓力。許多公共事件的報道被壓縮成統壹口徑的「通報」，媒體在這種結構下逐漸失去現場與獨立調查的功能。體制內記者需面對「考核指標」與「刪稿風險」的拉扯；體制外寫作者則被邊緣化，發表渠道日益收緊。
在中國近年資訊透明度下降的情況下，媒體對事實的完整呈現往往取決於記者個人的勇氣與運氣。北京資深媒體人應平告訴《田間》，新聞審查幹擾使調查記者人數在過去拾多年急劇減少。「在當下新聞界，調查記者的數量已從高峰時期的上千人銳減至只剩幾拾人，主要集中在北上廣深等超壹線城市。贰線城市媒體的調查記者，多數已轉行或者拉廣告，做自媒體。」他回憶，2008年叁鹿事件曝光當天，報社即接到宣傳部電話要求追查調查記者簡光洲，「那時還能發調查報道，現在誰敢再碰揭露性報道？」
2008年9月，當時的上海《東方早報》記者簡光洲揭露，許多食用石家莊叁鹿集團奶粉的嬰兒有腎結石病症，之後該品牌奶粉被驗出有化學工業原料叁聚氰胺，成為當時受關注的「毒奶粉事件」。另外，《東方早報》為上海報業集團旗下日報，已於2017年1月1日停刊，而上海報業集團直屬中共上海市委員會。
前《光明日報》記者潘虹透露：「《光明日報》更不能發表所謂負能量的稿子，壹篇都不行。許多年輕記者是體制內局級官員子女，不用打招呼，他們的稿子幾乎都是贊美內容，早已失去記者的基本職責。」
她說，在中央級黨媒中，審查的核心已從內容轉向忠誠度。「《光明日報》歸中宣部代管，中宣部部長可直接致電社長或總編輯。對我們的審查不只是內容，而是忠誠度。」
部分報社為規避風險，索性停止對經濟與社會議題的深入調查，轉而以相互轉載官方稿件或宣傳稿取代。壹名曾在南方城市報社任職的采編人員劉浩對《田間》說：「我們以前會報地方官員貪腐或環保污染，現在這類新聞壹律要走省裡規定的報批程序，多半被擱置。許多記者轉向企業公關或商業傳媒，新聞變成壹份危險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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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審查的方式已從單純刪稿演變為制度化的層層問責與懲戒機制，促使記者進行心理上的自我約束。《新京報》2024年油罐車混運食用油的調查報道發表後，記者韓福濤的微博帳號隨即消失。受訪者透露，調查報道現需層層報批，涉及地方債務、企業裁員、金融風險等題材幾乎無法刊發。調查記者人數已從高峰期的上千人銳減至幾拾人，多數轉行或從事商業傳媒。
這種管控同樣延伸至新聞教育與外國駐華記者。壹項針對新聞專業學生的內部問卷顯示，多數人承認會主動回避敏感內容，這種自我審查傾向在進入職場後更加明顯。外國記者也被“打招呼”，若發表不利於中國政府的報道，簽證續簽將面臨困難。無國界記者組織2025年報告顯示，中國在180個國家中新聞自由排名第178位，仍是全球監禁記者最多的國家。
文章最終指出，新聞風險的根源不僅在審查制度本身，更在於整個公共空間的萎縮。隨著"清朗行動"累計清理違規信息超八億條、封禁帳號約兩百萬個，加上記者證年度核驗與政治理論考核的制度化要求，媒體正從公共監督者轉變為政策宣傳與形象管理的工具。受訪學者總結：當新聞無法改變現實，它的社會意義也被重新定義。
以下為文章內容節選：
受訪的北京媒體工作者王妙玲近期對《田間》表示，現場采訪已成為高風險行為。「有些地區的警察直接出現在新聞現場，看到鏡頭就要求刪除影像，問你是哪個單位。」她說，這樣的幹預早已成為常態，許多記者出發前就要先評估「能否安全返回」。
她指出，李微敖文章中提到的「被消失的報道」並不罕見，而是新聞環境的壹面鏡子。「記者現在最怕的，不是寫錯，而是寫對了卻不能發。這樣的狀況讓許多人幹脆不再問問題，也不再記錄現實，不能發的就給外媒朋友。」
北京傳媒研究學者趙仁毅對《田間》表示，王妙玲的經歷反映出當下新聞環境的結構性變化。「在中國，審查的方式已不再只是刪稿，而是透過層層問責與制度懲戒，使記者在心理上自我約束。」他說，許多年輕記者在入行初期仍有理想，但很快就學會如何避開風險。「當記者節成為壹個祝福『平安』的日子，而不是表彰專業的時刻，新聞自由的意義就被改寫了。」
在新聞采訪現場壓力之外，制度層面的審核亦同步收緊。中國的新聞審查制度早已形成完整體系，並在拾年間逐步下沈至地方層面。對當地記者而言，風險的來源不僅在於采訪現場的可見障礙，更在於信息審查與自我審查的雙重壓力。許多公共事件的報道被壓縮成統壹口徑的「通報」，媒體在這種結構下逐漸失去現場與獨立調查的功能。體制內記者需面對「考核指標」與「刪稿風險」的拉扯；體制外寫作者則被邊緣化，發表渠道日益收緊。
在中國近年資訊透明度下降的情況下，媒體對事實的完整呈現往往取決於記者個人的勇氣與運氣。北京資深媒體人應平告訴《田間》，新聞審查幹擾使調查記者人數在過去拾多年急劇減少。「在當下新聞界，調查記者的數量已從高峰時期的上千人銳減至只剩幾拾人，主要集中在北上廣深等超壹線城市。贰線城市媒體的調查記者，多數已轉行或者拉廣告，做自媒體。」他回憶，2008年叁鹿事件曝光當天，報社即接到宣傳部電話要求追查調查記者簡光洲，「那時還能發調查報道，現在誰敢再碰揭露性報道？」
2008年9月，當時的上海《東方早報》記者簡光洲揭露，許多食用石家莊叁鹿集團奶粉的嬰兒有腎結石病症，之後該品牌奶粉被驗出有化學工業原料叁聚氰胺，成為當時受關注的「毒奶粉事件」。另外，《東方早報》為上海報業集團旗下日報，已於2017年1月1日停刊，而上海報業集團直屬中共上海市委員會。
前《光明日報》記者潘虹透露：「《光明日報》更不能發表所謂負能量的稿子，壹篇都不行。許多年輕記者是體制內局級官員子女，不用打招呼，他們的稿子幾乎都是贊美內容，早已失去記者的基本職責。」
她說，在中央級黨媒中，審查的核心已從內容轉向忠誠度。「《光明日報》歸中宣部代管，中宣部部長可直接致電社長或總編輯。對我們的審查不只是內容，而是忠誠度。」
部分報社為規避風險，索性停止對經濟與社會議題的深入調查，轉而以相互轉載官方稿件或宣傳稿取代。壹名曾在南方城市報社任職的采編人員劉浩對《田間》說：「我們以前會報地方官員貪腐或環保污染，現在這類新聞壹律要走省裡規定的報批程序，多半被擱置。許多記者轉向企業公關或商業傳媒，新聞變成壹份危險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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