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它是中國最危險的職位?
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近日遭到清洗。有分析指出，這並非單壹個案，而是共產威權體制的結構性邏輯使然：當權力高度集中於最高領袖時，軍方高層既是統治不可或缺的執行者，也同時被視為潛在威脅，必須不斷透過整肅和清洗來確保他們的“絕對忠誠”。從斯大林、毛澤東到習近平，歷代領導人大多以“勾結外國勢力”等名義鏟除將領，形成“職位越高、風險越大”的政治生態。
《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1月30日刊登華府智庫“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中國中心主任余茂春（Miles Yu）的評論指出，上周末，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上將遭到戲劇性清洗，他是中國最高階的現役將領，而這再度證明1件事：共產獨裁體制要求高階軍事領導人對領袖保持絕對忠誠，但是“絕對忠誠”永遠無法被絕對驗證，因此對它的追求，最終必然滋生偏執和猜疑。
這並非偶發事件，也不是個別領導人的病態性格，而是共產統治本身的結構邏輯。從斯大林到毛澤東，從金正恩到習近平，權力的高度集中必然要求完全服從，而對完全服從的要求，則不可避免地帶來無止盡的清洗。
每個共產政權的核心，都是1位壟斷黨、國家、軍隊以及安全機器全部權力的最高領袖。這種權力集中難以容忍真正的集體領導存在，但每位最高領袖仍不得不依賴那些掌握龐大實權的下屬，來執行統治。
這種依賴制造出1個致命矛盾：越接近權力核心的人，既最不可或缺，也最具威脅性。
結果可以預見。最高領袖會對潛藏的異議、雙重忠誠，尤其是“與外國勢力的勾結”產生執念式懷疑。排外式的偏執成為維系政權最致命的武器，只要指控政敵“與敵對外部勢力勾結”，便能在維持體制道德神話的同時鏟除對手。領袖永遠不會犯錯，錯的永遠是“到處都是的叛徒”。
斯大林將叛徒邏輯發揮到極致
1937年，蘇聯紅軍最傑出的指揮官圖哈切夫斯基元帥（Marshal Mikhail Tukhachevsky）被指控與納粹德國勾結、企圖推翻斯大林。罪名完全捏造，但這並不重要。他在軍中的威望、現代化改革理念和接近權力核心的地位，已讓他變得不可容忍。
最終，圖哈切夫斯基被處決，大批紅軍高層也壹並遭到清洗。在“大清洗”期間，斯大林特別鎖定所謂的“托洛茨基分子”（Trotskyites），那些具有國際聯系、容易被描繪成外國代理人的人物。蘇聯5位元帥中，有3人被殺。只有兩人幸存，原因很簡單：他們軍事能力平庸、政治上無害。
中共也走上相同劇本
自1949年建政以來，中國的軍事清洗1波接1波，背後反映的都是同樣的恐懼：掌握槍杆子的軍官，有1天可能把槍口轉向自己。
毛澤東時期，元帥遭清洗並非因為無能，而是因為“不夠意識形態忠誠”。彭德懷因為批評災難性的大躍進，在1959年被打成與蘇聯勾結。林彪則被指控與蘇聯策劃政變，1971年在神秘空難中身亡，徹底粉碎高層安全感的最後幻想。
毛澤東的偏執並非毫無理性。1964年的“馬利諾夫斯基事件”給他留下深刻陰影。當時，蘇聯國防部長暗示中國元帥賀龍可以效法蘇聯推翻赫魯雪夫那樣“換掉毛澤東”。自此，毛澤東深信外國支持的政變並非理論，而是現實威脅。賀龍最終遭到清洗並被迫害致死。
即使是毛澤東最親近的合作伙伴劉少奇也未能幸免。毛澤東將他打成“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在酷刑中死亡。在這種體制裡，絕對忠誠沒有任何保護作用，越接近權力，反而越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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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1月30日刊登華府智庫“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中國中心主任余茂春（Miles Yu）的評論指出，上周末，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上將遭到戲劇性清洗，他是中國最高階的現役將領，而這再度證明1件事：共產獨裁體制要求高階軍事領導人對領袖保持絕對忠誠，但是“絕對忠誠”永遠無法被絕對驗證，因此對它的追求，最終必然滋生偏執和猜疑。
這並非偶發事件，也不是個別領導人的病態性格，而是共產統治本身的結構邏輯。從斯大林到毛澤東，從金正恩到習近平，權力的高度集中必然要求完全服從，而對完全服從的要求，則不可避免地帶來無止盡的清洗。
每個共產政權的核心，都是1位壟斷黨、國家、軍隊以及安全機器全部權力的最高領袖。這種權力集中難以容忍真正的集體領導存在，但每位最高領袖仍不得不依賴那些掌握龐大實權的下屬，來執行統治。
這種依賴制造出1個致命矛盾：越接近權力核心的人，既最不可或缺，也最具威脅性。
結果可以預見。最高領袖會對潛藏的異議、雙重忠誠，尤其是“與外國勢力的勾結”產生執念式懷疑。排外式的偏執成為維系政權最致命的武器，只要指控政敵“與敵對外部勢力勾結”，便能在維持體制道德神話的同時鏟除對手。領袖永遠不會犯錯，錯的永遠是“到處都是的叛徒”。
斯大林將叛徒邏輯發揮到極致
1937年，蘇聯紅軍最傑出的指揮官圖哈切夫斯基元帥（Marshal Mikhail Tukhachevsky）被指控與納粹德國勾結、企圖推翻斯大林。罪名完全捏造，但這並不重要。他在軍中的威望、現代化改革理念和接近權力核心的地位，已讓他變得不可容忍。
最終，圖哈切夫斯基被處決，大批紅軍高層也壹並遭到清洗。在“大清洗”期間，斯大林特別鎖定所謂的“托洛茨基分子”（Trotskyites），那些具有國際聯系、容易被描繪成外國代理人的人物。蘇聯5位元帥中，有3人被殺。只有兩人幸存，原因很簡單：他們軍事能力平庸、政治上無害。
中共也走上相同劇本
自1949年建政以來，中國的軍事清洗1波接1波，背後反映的都是同樣的恐懼：掌握槍杆子的軍官，有1天可能把槍口轉向自己。
毛澤東時期，元帥遭清洗並非因為無能，而是因為“不夠意識形態忠誠”。彭德懷因為批評災難性的大躍進，在1959年被打成與蘇聯勾結。林彪則被指控與蘇聯策劃政變，1971年在神秘空難中身亡，徹底粉碎高層安全感的最後幻想。
毛澤東的偏執並非毫無理性。1964年的“馬利諾夫斯基事件”給他留下深刻陰影。當時，蘇聯國防部長暗示中國元帥賀龍可以效法蘇聯推翻赫魯雪夫那樣“換掉毛澤東”。自此，毛澤東深信外國支持的政變並非理論，而是現實威脅。賀龍最終遭到清洗並被迫害致死。
即使是毛澤東最親近的合作伙伴劉少奇也未能幸免。毛澤東將他打成“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在酷刑中死亡。在這種體制裡，絕對忠誠沒有任何保護作用，越接近權力，反而越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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