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永曦辞世,与王岐山等人并称"改革四君子"
1980年代的翁永曦（左）
翁永曦： “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是个高中生，那时候对中国现实情况并不真正了解，基本上属于万花筒里看世界，以为中国人民是最幸福的，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受苦人等着我们去解放。但是到了农村，长期的农村实践，明白了以往受到的教育和当时面对的现实有巨大的反差，这种反差促使很多知识青年在农村一面思考一面学习，思索问题出在哪里，产生强烈的想改变现状的要求。我想这大概也是20世纪70年代底、80年代初大批知识青年回城以后，一些有农村插队经历的年轻人，围绕在杜老周围积极参与农村改革的真实动因。
农村改革遇到的主要障碍是意识形态
记者：我们知道建国后关于包产到户有过长达30年的争论，在起草“一号文件”文件的过程中，面临的阻力主要有哪些？当时得到过哪些中央领导的支持呢？
翁永曦：农村改革的主要障碍是意识形态的障碍，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走集体化道路还是个人单干，涉及坚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因为以往形成一种固化观念，集体化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第二，是否允许雇工。很多地方农民温饱问题解决后还有了余粮、余款，开办了一些小的作坊企业，出现了雇工。这就很敏感，雇工属于剥削性质。当时还有一个定义，雇工7个人以上就算资本家了，5个人以下算小业主，反正都带有剥削性质。而且富裕起来的农民不少是改革中的带头人，允不允许他们入党也是个问题。
第三，富裕起来的农民买了手扶拖拉机，或者脱谷机、面粉机等生产资料。那么生产资料为私人所掌握是什么性质？个体农民允不允许拥有比镰刀、锄头和耕牛更先进的生产资料？
第四，包产到户后，随着农产品生产的丰富，多余的农产品允不允许自由流通？当时《刑法》规定，长途贩运属于投机倒把。这些都是敏感问题，争论很大。
当时，整个农村改革确实得到了邓小平、陈云、万里、赵紫阳、胡耀邦、姚依林、邓力群这些党内高层人士的支持。一次万里同志叫我到他家里去谈事，我问万里同志，当时您担任安徽省委书记，怎么就敢明确支持农民包产到户（那时的主流观点认为，包产到户是走资主义道路，而集体化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万里想都没想说，如果让我在饿死人的社会主义和吃饱饭的资本主义之间做选择，我选择让老百姓吃饱饭的资本主义。这就看出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风骨，那真正是实事求是、执政为民，而不是空谈意识形态的概念，令人叹服！
杜润生用三个字撬翻了人民公社制度是大智慧
翁永曦：对于当时这么激烈的争论，年轻人也做过思考，包产到户的合理性在哪里？农业受自然环境和气候、季节变换的影响，它不像工业产品可以分解成各个中间产品，在不同的生产线上生产，比如汽车，轮胎、底盘、发动机、外壳都是中间产品，可以分头生产，最后再组装成一个最终产品。
农业不行，农作物没有中间产品，如果你误了农时，种子播不下去，一年就没收成；哪怕你抢到农时播下去，遇到天旱、涝灾，种子都出不了土；哪怕你见到了青苗，未见得能够丰产；就算放眼过去一片麦浪，一片稻海，算丰产了，都不见得能丰收，一场雹灾、一场涝灾，像黑龙江秋季绵绵大雨，小麦全趴烂在地里面。农业生产的是有生命的产品，它的特点是不能间断，带有连续性，每个阶段都要非常精心，才能保证最终产品的收获。农业适合家庭经营，一个家庭要从头到尾，对全过程负责；无论是日本的微型农庄，还是美国的大规模农场，都是家庭经营，但也是现代化。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中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是有其内在合理性的。
所以农村改革要克服意识形态的障碍，克服主义的说教。这不能不佩服杜老的大智慧，他提出三个字：“责任制”。责任制没有阶级属性，社会主义要搞责任制，资本主义也要搞责任制，工人搞责任制农民就不搞责任制？各行各业都要搞责任制。责任制没有主义、道路、阶级属性，把包产到户归结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用淡化意识形态的“责任制”三个字作为基点，撬翻了以往十几年所形成的而又为广大农民所厌倦的农村人民公社经济制度。这是了不起的大手笔、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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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永曦： “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是个高中生，那时候对中国现实情况并不真正了解，基本上属于万花筒里看世界，以为中国人民是最幸福的，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受苦人等着我们去解放。但是到了农村，长期的农村实践，明白了以往受到的教育和当时面对的现实有巨大的反差，这种反差促使很多知识青年在农村一面思考一面学习，思索问题出在哪里，产生强烈的想改变现状的要求。我想这大概也是20世纪70年代底、80年代初大批知识青年回城以后，一些有农村插队经历的年轻人，围绕在杜老周围积极参与农村改革的真实动因。
农村改革遇到的主要障碍是意识形态
记者：我们知道建国后关于包产到户有过长达30年的争论，在起草“一号文件”文件的过程中，面临的阻力主要有哪些？当时得到过哪些中央领导的支持呢？
翁永曦：农村改革的主要障碍是意识形态的障碍，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走集体化道路还是个人单干，涉及坚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因为以往形成一种固化观念，集体化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第二，是否允许雇工。很多地方农民温饱问题解决后还有了余粮、余款，开办了一些小的作坊企业，出现了雇工。这就很敏感，雇工属于剥削性质。当时还有一个定义，雇工7个人以上就算资本家了，5个人以下算小业主，反正都带有剥削性质。而且富裕起来的农民不少是改革中的带头人，允不允许他们入党也是个问题。
第三，富裕起来的农民买了手扶拖拉机，或者脱谷机、面粉机等生产资料。那么生产资料为私人所掌握是什么性质？个体农民允不允许拥有比镰刀、锄头和耕牛更先进的生产资料？
第四，包产到户后，随着农产品生产的丰富，多余的农产品允不允许自由流通？当时《刑法》规定，长途贩运属于投机倒把。这些都是敏感问题，争论很大。
当时，整个农村改革确实得到了邓小平、陈云、万里、赵紫阳、胡耀邦、姚依林、邓力群这些党内高层人士的支持。一次万里同志叫我到他家里去谈事，我问万里同志，当时您担任安徽省委书记，怎么就敢明确支持农民包产到户（那时的主流观点认为，包产到户是走资主义道路，而集体化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万里想都没想说，如果让我在饿死人的社会主义和吃饱饭的资本主义之间做选择，我选择让老百姓吃饱饭的资本主义。这就看出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风骨，那真正是实事求是、执政为民，而不是空谈意识形态的概念，令人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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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永曦：对于当时这么激烈的争论，年轻人也做过思考，包产到户的合理性在哪里？农业受自然环境和气候、季节变换的影响，它不像工业产品可以分解成各个中间产品，在不同的生产线上生产，比如汽车，轮胎、底盘、发动机、外壳都是中间产品，可以分头生产，最后再组装成一个最终产品。
农业不行，农作物没有中间产品，如果你误了农时，种子播不下去，一年就没收成；哪怕你抢到农时播下去，遇到天旱、涝灾，种子都出不了土；哪怕你见到了青苗，未见得能够丰产；就算放眼过去一片麦浪，一片稻海，算丰产了，都不见得能丰收，一场雹灾、一场涝灾，像黑龙江秋季绵绵大雨，小麦全趴烂在地里面。农业生产的是有生命的产品，它的特点是不能间断，带有连续性，每个阶段都要非常精心，才能保证最终产品的收获。农业适合家庭经营，一个家庭要从头到尾，对全过程负责；无论是日本的微型农庄，还是美国的大规模农场，都是家庭经营，但也是现代化。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中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是有其内在合理性的。
所以农村改革要克服意识形态的障碍，克服主义的说教。这不能不佩服杜老的大智慧，他提出三个字：“责任制”。责任制没有阶级属性，社会主义要搞责任制，资本主义也要搞责任制，工人搞责任制农民就不搞责任制？各行各业都要搞责任制。责任制没有主义、道路、阶级属性，把包产到户归结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用淡化意识形态的“责任制”三个字作为基点，撬翻了以往十几年所形成的而又为广大农民所厌倦的农村人民公社经济制度。这是了不起的大手笔、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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