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棄高薪 逃離大廠 最後壹批"提前退休"的80後
在許多人看來，1980年出生的徐春柳踩准了時代風口，職業生涯遵循著壹條清晰的上升路徑：千禧年初紙媒處於黃金時代，他是沖在壹線的調查記者；互聯網大潮來臨時，他進入“大廠”，飛快晉升，薪水翻了叁倍。他擁有過工作價值感、同行尊重、行業話語權，以及令人羨慕的收入。然而，面對新技術的沖擊，傳統內容人的地位壹落千丈，徐春柳所在公司也經歷了多輪裁員潮和架構調整，他在5年裡換過14任直屬領導，小組成員最後只剩3名處於孕期和哺乳期的女職員。職場動蕩中，他在2021年檢查出重疾，為了不被裁員，請假的柒天裡，除了手術當天因為麻醉昏迷，其他時間都在處理工作信息。2024年，44歲的徐春柳覺得自己已經難以適應職場競爭，辦理了提前退休手續，他也成了最後壹批法律意義上因病提前退休的80後。如今，他帶著每月伍千多元的退休金，轉向壹種緩慢而具體的生活：像候鳥壹樣隨季節旅居，陪伴1歲多的女兒成長。他也終於有時間停下來審視贰拾多年的職業生涯，重新思考工作的價值，以及自己在其中的得與失。
口述｜徐春柳
記者｜吳淑斌
黃金時代我於2002年從蘇州大學新聞系畢業後，到北京當記者。我對人文社科類知識壹直很感興趣，從高中開始，每個星期最期待的壹件事情就是到郵局去等最近壹期的《叁聯生活周刊》和《南方周末》，然後買回家。
我的性格挺適合當調查記者、跑壹線突發新聞。我很喜歡接觸新信息，每天都花大量時間攝取信息，對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很強，而且我不怯於和陌生人交流。當記者會面對許多對你“無所求”的陌生人，我會用自己已知的信息去換取對方的新內容，這樣至少能得到壹些新線索。有時候，做監督報道還需要與人“對抗”，但我很享受這種“對抗”和克服困難的感覺，這是壹種證明自己存在的方式。
《小城大事》劇照
印象比較深的突破性采訪是在2005年，李敖來北京的那次。當時，鳳凰衛視獨家代理了他的所有采訪，其他媒體的記者根本無法靠近。後來，我打聽到他要去頤和園，在壹艘游船上和他的姐姐見面，我就提前上了那艘船，跟船工們混熟了後，把相機藏在了船艙裡。李敖和鳳凰衛視的高層壹起上船，以為我也是船工之壹，沒人注意到我。船開到湖中央時，我突然跳出來采訪，他們愣了壹下，但也無可奈何——總不能把我從湖心扔下去，最後我搶到了唯壹的壹次采訪機會。當記者那些年，類似困難的采訪我做了很多。
當記者時我很有成就感和職業榮譽感。記者這個工作和社會歷史進程沾著點邊，記者是壹個旁觀者和記錄者，看到社會發展時會有“與有榮焉”的感覺。我們那時候是真把自己當成“第肆權力”，出去采訪，尤其是去某些地方做監督報道，當地政府對你是“又怕又敬”，我在現場能實實在在地感受到壹種無形力量的存在，而且有信心：我做的這個報道最終壹定能發出來，對事情有所改變。我有壹個大學同學在上海的壹家媒體工作，他父母跟別人說起兒子，會自豪地提“他那篇報道被總理批示過”。這種職業帶來的認可是很實在的。
此外，“記者”這份工作的收入也不錯。我那會兒還是新記者，只要肯跑，壹個月拿壹萬多塊錢沒什麼問題，如果是做深度報道的記者，壹個月能完成兩篇稿件，月入過萬也很輕松——那可是零幾年，這筆錢在北京能過得不錯了，用當時我們領導的話說，“能給大家壹個維持體面生活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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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時代我於2002年從蘇州大學新聞系畢業後，到北京當記者。我對人文社科類知識壹直很感興趣，從高中開始，每個星期最期待的壹件事情就是到郵局去等最近壹期的《叁聯生活周刊》和《南方周末》，然後買回家。
我的性格挺適合當調查記者、跑壹線突發新聞。我很喜歡接觸新信息，每天都花大量時間攝取信息，對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很強，而且我不怯於和陌生人交流。當記者會面對許多對你“無所求”的陌生人，我會用自己已知的信息去換取對方的新內容，這樣至少能得到壹些新線索。有時候，做監督報道還需要與人“對抗”，但我很享受這種“對抗”和克服困難的感覺，這是壹種證明自己存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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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比較深的突破性采訪是在2005年，李敖來北京的那次。當時，鳳凰衛視獨家代理了他的所有采訪，其他媒體的記者根本無法靠近。後來，我打聽到他要去頤和園，在壹艘游船上和他的姐姐見面，我就提前上了那艘船，跟船工們混熟了後，把相機藏在了船艙裡。李敖和鳳凰衛視的高層壹起上船，以為我也是船工之壹，沒人注意到我。船開到湖中央時，我突然跳出來采訪，他們愣了壹下，但也無可奈何——總不能把我從湖心扔下去，最後我搶到了唯壹的壹次采訪機會。當記者那些年，類似困難的采訪我做了很多。
當記者時我很有成就感和職業榮譽感。記者這個工作和社會歷史進程沾著點邊，記者是壹個旁觀者和記錄者，看到社會發展時會有“與有榮焉”的感覺。我們那時候是真把自己當成“第肆權力”，出去采訪，尤其是去某些地方做監督報道，當地政府對你是“又怕又敬”，我在現場能實實在在地感受到壹種無形力量的存在，而且有信心：我做的這個報道最終壹定能發出來，對事情有所改變。我有壹個大學同學在上海的壹家媒體工作，他父母跟別人說起兒子，會自豪地提“他那篇報道被總理批示過”。這種職業帶來的認可是很實在的。
此外，“記者”這份工作的收入也不錯。我那會兒還是新記者，只要肯跑，壹個月拿壹萬多塊錢沒什麼問題，如果是做深度報道的記者，壹個月能完成兩篇稿件，月入過萬也很輕松——那可是零幾年，這筆錢在北京能過得不錯了，用當時我們領導的話說，“能給大家壹個維持體面生活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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