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濤｜歡迎來到精神疾病的世界(圖
如果說想參透人間百態就去醫院，那麼想看盡人性奇觀，就去醫院的精神科。
踏進安定醫院的第壹天，我就想逃離這裡。這話聽上去像是精神科患者的心聲，但我卻是個實打實的精神科醫生。
1993年我從哈爾濱醫科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北京安定醫院（以下簡稱“安定醫院”）。那壹年北京的醫學生畢業分配情況比較嚴峻，等到我們這些外地院校學生分配時，北京好壹點兒的綜合醫院早都滿員了，只剩下些小醫院，以及當時冷門的專科醫院，比如安定醫院。
和我壹撥分配來的同學，大部分都沒再堅持醫療壹線工作。我之所以留下，純粹是因為賠不起違約金——分配時簽的5年合同規定，提前走人的話，每年要賠償3000元，5年就是15000元。這對當時月工資300多元的我來說無異於天文數字，遂作罷。
這也不能怪我們思想狹隘，當時別說普通民眾對精神科敬而遠之，就連醫生看我們精神科也帶著異樣的眼光。壹次，北京市衛生局（今北京市衛生健康委員會）組織全市醫院開會，點名時問：“安定醫院的來了嗎？”全場哄堂大笑。其內涵大家都心領神會，似乎“安定醫院”已成為“瘋子”的代名詞。電影《頑主》裡就有這樣的橋段：張國立飾演的角色聲稱自己剛從安定醫院跑出來，警察都不敢攔他。跟我同期入職的壹個上海小伙兒，出身醫學世家，父母都是滬上名醫。自打他來安定醫院工作以後，他父親整整半年不肯跟他講話。
相比之下，我父母對於我的分配結果倒是很滿意。在他們的樸素認知裡，兒子畢業後有個正經的班上，還是當醫生，不已經很好了嗎？
醫生確實是個令人向往的職業。當年填報高考志願時，我們班52個同學幾乎都報了醫學院校，而且幾乎全瞄准了北京醫科大學。我擔心北京醫科大學分數太高，就填了哈爾濱醫科大學，沒想到這壹“保守”選擇倒讓我順利踏上了學醫之路。
5年學下來，我發現自己真心喜歡這壹行——往大了說，拯危解困，救死扶傷；往實際看，每天面對各色病例，任何情況都得真槍實彈地沖上去，這個過程既緊張又刺激。大伍那年，我特意申請到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壹醫院實習，就因為那裡肯給實習生提供更多實踐機會。內、外、婦、兒、麻各科室輪轉，什麼樣的病種都見，什麼操作都有機會上手，比如腰椎穿刺、氣管胸膜腔穿刺、骨髓穿刺、氣管插管，天天忙得腳不沾地，但也不覺得累。可以說，那段日子滿足了我對“醫生”贰字的所有想象，也勾勒出我對未來職業的美好向往。
然而，壹紙派遣證下來，將我從理想雲端狠狠拽回現實——“正品”與“試用裝”截然不同，落差之大打得我措手不及。
20世紀90年代初，社會對精神疾病遠沒有現在這麼重視。再往前追溯叁肆拾年，各地的精神專科醫院還被統稱為“瘋人院”，對住院患者的治療大多是以管理、看護為主，基本停留在“關起來、別出事”的層面。無論是家屬還是醫生，都對療效不抱什麼期望。
與其他疾病不同，精神疾病往往病因學不明，病理機制不清，所以當時也不知道該如何治，更談不上完整的診療體系，診斷及用藥全憑醫生的個人經驗。90年代雖然國內已經有了壹些藥物，但選擇極其有限——氯丙嗪、奮乃靜、氟哌啶醇、甲硫噠嗪……這些名詞幾乎構成了精神科醫生全部的“武器庫”。再者，絕大多數患者都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很多情感類精神障礙統統按精神分裂症的思路來治。總之整個診療過程就是簡單、粗放、初級。
對於這樣壹個醫學學科，從醫之後能做什麼呢？
這個疑問，從拿到派遣證那天起就在消磨我的熱情，疑問逐漸發酵成憤懣，最後化為深深的沮喪。正式到安定醫院報到的那天，更是給了我迎頭壹擊。
住院醫生被要求先在病房輪轉5年。報到第壹天，醫務處處長把我們領去住院部，剛進門正好趕上壹位患者辦出院。那人看上去60來歲，神情呆滯，目光渙散，腳下倒騰著小碎步，被兩個人壹邊壹個地攙著往前挪。從病房到樓道口不過拾幾米的距離，他挪了足足兩分鍾。這副模樣，比他實際年齡還要蒼老2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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