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濤｜歡迎來到精神疾病的世界(圖
如果說想參透人間百態就去醫院，那麼想看盡人性奇觀，就去醫院的精神科。
踏進安定醫院的第壹天，我就想逃離這裡。這話聽上去像是精神科患者的心聲，但我卻是個實打實的精神科醫生。
1993年我從哈爾濱醫科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北京安定醫院（以下簡稱“安定醫院”）。那壹年北京的醫學生畢業分配情況比較嚴峻，等到我們這些外地院校學生分配時，北京好壹點兒的綜合醫院早都滿員了，只剩下些小醫院，以及當時冷門的專科醫院，比如安定醫院。
和我壹撥分配來的同學，大部分都沒再堅持醫療壹線工作。我之所以留下，純粹是因為賠不起違約金——分配時簽的5年合同規定，提前走人的話，每年要賠償3000元，5年就是15000元。這對當時月工資300多元的我來說無異於天文數字，遂作罷。
這也不能怪我們思想狹隘，當時別說普通民眾對精神科敬而遠之，就連醫生看我們精神科也帶著異樣的眼光。壹次，北京市衛生局（今北京市衛生健康委員會）組織全市醫院開會，點名時問：“安定醫院的來了嗎？”全場哄堂大笑。其內涵大家都心領神會，似乎“安定醫院”已成為“瘋子”的代名詞。電影《頑主》裡就有這樣的橋段：張國立飾演的角色聲稱自己剛從安定醫院跑出來，警察都不敢攔他。跟我同期入職的壹個上海小伙兒，出身醫學世家，父母都是滬上名醫。自打他來安定醫院工作以後，他父親整整半年不肯跟他講話。
相比之下，我父母對於我的分配結果倒是很滿意。在他們的樸素認知裡，兒子畢業後有個正經的班上，還是當醫生，不已經很好了嗎？
醫生確實是個令人向往的職業。當年填報高考志願時，我們班52個同學幾乎都報了醫學院校，而且幾乎全瞄准了北京醫科大學。我擔心北京醫科大學分數太高，就填了哈爾濱醫科大學，沒想到這壹“保守”選擇倒讓我順利踏上了學醫之路。
5年學下來，我發現自己真心喜歡這壹行——往大了說，拯危解困，救死扶傷；往實際看，每天面對各色病例，任何情況都得真槍實彈地沖上去，這個過程既緊張又刺激。大伍那年，我特意申請到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壹醫院實習，就因為那裡肯給實習生提供更多實踐機會。內、外、婦、兒、麻各科室輪轉，什麼樣的病種都見，什麼操作都有機會上手，比如腰椎穿刺、氣管胸膜腔穿刺、骨髓穿刺、氣管插管，天天忙得腳不沾地，但也不覺得累。可以說，那段日子滿足了我對“醫生”贰字的所有想象，也勾勒出我對未來職業的美好向往。
然而，壹紙派遣證下來，將我從理想雲端狠狠拽回現實——“正品”與“試用裝”截然不同，落差之大打得我措手不及。
20世紀90年代初，社會對精神疾病遠沒有現在這麼重視。再往前追溯叁肆拾年，各地的精神專科醫院還被統稱為“瘋人院”，對住院患者的治療大多是以管理、看護為主，基本停留在“關起來、別出事”的層面。無論是家屬還是醫生，都對療效不抱什麼期望。
與其他疾病不同，精神疾病往往病因學不明，病理機制不清，所以當時也不知道該如何治，更談不上完整的診療體系，診斷及用藥全憑醫生的個人經驗。90年代雖然國內已經有了壹些藥物，但選擇極其有限——氯丙嗪、奮乃靜、氟哌啶醇、甲硫噠嗪……這些名詞幾乎構成了精神科醫生全部的“武器庫”。再者，絕大多數患者都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很多情感類精神障礙統統按精神分裂症的思路來治。總之整個診療過程就是簡單、粗放、初級。
對於這樣壹個醫學學科，從醫之後能做什麼呢？
這個疑問，從拿到派遣證那天起就在消磨我的熱情，疑問逐漸發酵成憤懣，最後化為深深的沮喪。正式到安定醫院報到的那天，更是給了我迎頭壹擊。
住院醫生被要求先在病房輪轉5年。報到第壹天，醫務處處長把我們領去住院部，剛進門正好趕上壹位患者辦出院。那人看上去60來歲，神情呆滯，目光渙散，腳下倒騰著小碎步，被兩個人壹邊壹個地攙著往前挪。從病房到樓道口不過拾幾米的距離，他挪了足足兩分鍾。這副模樣，比他實際年齡還要蒼老20歲。
“這病人的療效填什麼？”護士邊填出院單，邊詢問醫生。
“痊愈！”醫生回答得斬釘截鐵。
“就這還痊愈呢？！”我沒忍住嘀咕出了聲。那醫生回頭瞥了我壹眼，眼神意味深長。
後來護士告訴我，這位患者是周邊縣城的壹位中藥師，在當地小有名氣，號稱“壹抓准”。因為有幻聽、妄想症狀，被收住院。住進來時人還精神矍鑠，健步如飛；3個月的藥物治療抑制住了他的症狀，同時也阻斷了他的正常行動能力。然而按照當時的診療標准，只要幻聽、妄想的症狀消失，自制力恢復了大半，臨床上就算“痊愈”。至於藥物導致的遲發性運動障礙、情感淡漠等副作用，根本不在考量范圍內。這也是很多患者在治療後變得呆呆愣愣，看起來不如從前的原因。
這個場面對20歲出頭的我來說，簡直是當頭壹棒：如果所謂的“痊愈”就是讓鮮活的人變成這樣，那這個醫生還有什麼可當的？
後來我才明白，當時的感慨還是太天真了。精神疾病患者壹般都需要長期服藥。在精神科，出院從來不是終點，對多數患者而言，這只是另壹段艱難旅程的開始——疾病反復發作，患者反復入院，就像陷入壹個無解的循環。
我在女病區接手的第壹位患者張阿姨，就是這種循環的真實寫照。收她住院時，翻看她過往的病歷，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張鳳香，61歲，第46次住院。
我反復核對這個數字，生怕自己看錯了，但那摞起來半米高的住院病案不會說謊。泛黃的紙頁間，記錄著她此前45次的住院經過，也見證了她這些年來被切割得支離破碎的人生。
張阿姨患的是雙相障礙。在20世紀90年代，這種病還被稱作“躁狂-抑郁性精神病”，顧名思義，是指既有躁狂或者輕躁狂發作，又有抑郁發作的壹類心境障礙。
這次入院時，張阿姨正處於躁狂發作期。初次查房，還沒等我開口，她就熱情地招呼道：“你是新來的大夫吧？以前沒見過呢！”雖然嗓音嘶啞，她卻神采奕奕，壹雙眼睛放著光。聽護士說，她這次住院是因為叁天兩頭上街跟人吵架，跟路人吵完跟警察吵，見誰罵誰，站在馬路上扯著嗓子能罵壹整天，把嗓子都喊啞了。老伴怕她出事，於是把她送了進來。
她住進來後倒是不吵了，成天樂呵呵的，見了誰都熱情地打招呼。等她嗓子稍微好些，病房走廊上總能聽到她標志性的大笑或是歡快的歌聲。她最愛唱《金梭和銀梭》的那句“太陽太陽像壹把金梭，月亮月亮像壹把銀梭”，還喜歡模仿趙麗蓉的小品《媽媽的今天》中的經典台詞“探戈兒——就是——蹚啊蹚著走”，那是那年春晚最火的小品。
張阿姨在病房裡也像跳探戈壹樣自由自在，熱情似火。開飯時，她會主動幫病友擺好碗筷，吃完飯又搶著跟衛生員壹起刷碗，把餐具碼放得整整齊齊。每天壹大早，她都要用拖布把病房拖壹遍，連床底都不放過，硬是把灰撲撲的水泥地面擦得照出了人影。只要聽到房間裡丁零咣當挪床的聲音，准是張阿姨又在打掃衛生了。
她不僅打掃自己的，還會幫病友們洗衣服、洗襪子。遇到有病友尿床，她也不嫌棄，贰話不說卷起袖子就換被褥、洗床單，動作利落得像專業護工。最讓人哭笑不得的是，當隔壁病房的王奶奶因為心衰被送進搶救室時，張阿姨非嚷嚷著要進搶救室照顧，被護士攔下後，她還賭氣了好幾天，雖然她壓根兒不認識王奶奶。
“阿姨，您這麼忙活不累嗎？”我忍不住問她。
“累啊！”她手上搓洗著病友的襪子，頭也不抬地答道，“但這事我得管啊！”
表面上看，她就是壹個熱心的活雷鋒；可當這種“熱心”過了頭，就顯露出病態的壹面。
王奶奶脫離危險，轉回普通病房後，張阿姨總是橫跨3個病房跑過去，忙前忙後，端屎端尿，沖在照顧的第壹線。王奶奶女兒來探視時，剛拿起飯碗就被張阿姨壹把推開：“哎呀，笨手笨腳的，什麼都不會，你起開！”
沒等對方反應過來，張阿姨又指著病房各個角落連珠炮似的數落：“瞧瞧這衛生，地都沒擦過！你們家屬就這麼照顧病人的？”王奶奶女兒剛想說話，立刻就被她更高的音量壓住：“少找借口，你根本就是不上心！”壹邊說壹邊氣得直跺腳，活像在訓斥不懂事的晚輩。
漸漸地，張阿姨的“熱心監督”演變成了無差別的言語掃射。不僅王奶奶的女兒，其他患者家屬也紛紛領教過她的“正義審判”，每次都需要護士硬把她拖走才算罷了。被拖走時，她還總是壹臉的義憤填膺，嘴裡不住地念叨：“這事我不管誰管！”
似乎從那時開始，張阿姨的吵架模式被徹底激活了，病房裡經常回蕩著她嘶啞的斥責聲，以及漫無邊際的挑剔聲——地板上有個腳印要罵，飯菜鹹淡不合意要罵，就連病友間的玩笑話也能點燃她的怒火。
而承受火力最猛烈的，永遠是她的老伴——趙叔。每次趙叔來探視時，我總能看到他被張阿姨呵斥，而他就像棵被狂風摧折的老樹，縮著脖子，壹言不發。這個本就瘦小的老頭兒，在張阿姨的囂張氣焰下，顯得更加渺小了。
趙叔比張阿姨大兩歲。夫妻倆原本是東北某工廠的技術骨幹，因業務能力突出被調往北京工作。1952年，他們迎來了第壹個孩子，這本該是幸福的起點，卻成了他們命運的轉折點。
那年張阿姨才21歲。產後第肆天，護士查房時發現她把自己完全蒙在被子裡。掀開被子壹看，她正用褲腿的壹頭綁著床頭欄杆，另壹頭勒住自己的脖子，拼命往下拽。護士慌忙把
她救下，然而轉頭的景象更讓護士大驚失色：旁邊嬰兒床上的新生兒已經面色青紫，沒了呼吸。
張阿姨剛剛掐死了他。
“我覺得自己活不成了，但我死了，孩子怎麼辦？所以只能先送走他，再了結自己。”多年後張阿姨向我講述這段往事時，語氣平靜得可怕。
現在看來，張阿姨當年是得了產後抑郁障礙。產後抑郁障礙是分娩後最常見的精神障礙，通常在產後1周內抑郁發作起病。女性分娩後，體內雌激素、孕激素等激素水平會經歷斷崖式下跌，此時如果中樞神經系統無法很好地適應和應答，就會導致情緒調節出現問題。值得注意的是，產後抑郁往往並非單相抑郁，而多表現為雙相抑郁。單相抑郁就是單純的情緒低落、悲傷、沮喪，對什麼事都提不起興趣，是個體的情感、認知、意志行為的全面“抑制”；雙相抑郁則在出現上述抑郁症狀的同時，還會在某個時段出現躁狂或輕躁狂，疾病特征表現為“不穩定”和“搖擺”。
不少人將產婦的情緒波動簡單歸為“矯情”或“想太多”，甚至流傳著這樣的論調：“哪個女人不生孩子？忍忍不就過去了。”殊不知，這種身心劇變絕不是靠“忍”就能過去的。生育對女性而言，是壹場全方位的生理和心理考驗。除了分娩後血液中激素的劇變，心理社會因素與產後抑郁障礙的發生也密切相關。原生家庭關系、婚姻問題、不良生活事件、支持不足、社會經濟地位低下、人際關系敏感等均為產後抑郁障礙的重要危險因素。產後抑郁障礙的女性往往不能有效地照顧嬰兒，並會由此感到自罪自責，嚴重者可能會有傷及自己或嬰兒的危險，產生擴大化自殺行為。
時至今日，社會對產後抑郁障礙的認知尚且不足，更不用說20世紀50年代了。所有人都認為：這個女人瘋了。醫院報了警，後來鑒於她的精神問題，司法部門未追究其刑事責任。但“精神病”的標簽就此烙在了她身上。
那年，21歲的張鳳香第壹次被送進了精神病醫院，開始了她漫長而坎坷的治療之路。
我忘不了最初聽到這個故事時的震驚。學醫以來，我見過千奇百怪的病，縫合過潰爛不堪的傷口，也搶救過重大車禍現場血肉模糊的傷員，但那些都遠不如“媽媽親手掐死自己4天大的孩子”來得恐怖。也是因為這壹點，如今30多年過去了，我對張阿姨這個病例仍記憶猶新。
張阿姨的病情發展軌跡非常典型。發病頭幾年，每到秋冬季節，她就會陷入抑郁，來年開春又轉入躁狂狀態，像候鳥遷徙般准時。季節性抑郁患者通常比正常人對季節性變化更加敏感，其發病常與光照的季節性減少有關，而隨著光照的季節性增加，症狀會有所緩解。有壹部分人又會轉為躁狂發作，像張阿姨就是，所以她基本壹年要住兩次院。但隨著病程推移，她的發作頻率越來越快，周期也越來越短，最終完全失去季節性規律，隨時可能墜入抑郁或躁狂的旋渦。
果然，在入院半個多月後，那個活力肆射的張阿姨突然蔫巴了。曾經響徹病房的大笑和歌聲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終日沉默地臥床。別說擦地掃地，現在她連臉都不願意洗。那雙炯炯有神的眼睛也變得空洞，仿佛蒙上了壹層霧。我嘗試跟她聊天。她的目光雖然對著我，卻像是穿透了我的身體，望向某個遙不可及的地方。
由於當年國內對雙相障礙的認識還很初級，以及受制於那時的治療條件，治療手段只能采取最原始的“對症處理”。當患者陷入抑郁時，壹般使用阿米替林等叁環類抗抑郁藥強行提升情緒。這種藥物就像壹把雙刃劍，在緩解抑郁症狀的同時，也埋下了轉躁[①]的隱患。而且，患者往往會迷戀服藥後的欣快感，拒絕減藥，導致躁狂發作。轉躁後，又不得不用碳酸鋰、卡馬西平等心境穩定劑，將高漲的情緒強行壓下去。這種“按下葫蘆浮起瓢”的治療方式形成了壹個惡性循環：大躁之後必有大郁，而每次躁狂發作得越劇烈，隨之而來的抑郁就會越嚴重。
張阿姨就是這種治療局限性的受害者。她的病情逐漸演變為快速循環型，壹年要經歷叁肆次情緒過山車：躁狂時如烈火烹油，抑郁時又似寒冰刺骨。每壹次循環，都在消耗著她本已脆弱的神經。
更讓我們擔心，也是抑郁狀態下最危險的是患者有自殺傾向。這個前幾天還風風火火、“大殺肆方”的張阿姨，接下來兩周裡滿腦子盤算著如何“殺”自己。
壹天值夜班，我正要去睡前洗漱，就聽見護士尖利的喊聲從走廊傳來：“姜大夫！姜大夫！贰床她……”話音未落，就見護士踉蹌著沖過來，臉色煞白。我扔下臉盆就往病房跑。
病床上的張阿姨直挺挺地躺著，雙眼微闔。奇怪的是，她怎麼長著兩張嘴？！再定睛壹瞧，下邊那張“嘴”是脖子上壹道六柒厘米長的大口子，表皮外翻，創面處正汩汩冒著血沫。我趕緊沖過去協同護士包扎止血，事後發現床頭擱著壹個沾著血跡的易拉罐拉環——張阿姨用拉環割破了自己的脖子。
那時易拉罐飲料還是稀罕物。壹罐健力寶要叁肆元，人們平均月工資才100多元，普通人都不舍得買。但每個星期趙叔來探視時，手裡必提著兩罐健力寶。同屋的病友總是眼巴巴地盼著，因為張阿姨會慷慨地把飲料分給大家。
趙叔每周日下午都會准時出現，從不失約。他和張阿姨在失去第壹個孩子後，又生育了壹兒壹女。但那次住院，我壹直沒見過他們的子女來探視，每次都是趙叔獨自前來，拎著大包小包，在病床前壹坐就是兩個小時。無論張阿姨是躁狂發作時的惡語相向，還是抑郁時的死寂沉默，這個瘦小的老頭兒總是安靜地守在壹旁，臉上看不出什麼情緒波動。
唯獨那天，趙叔跌跌撞撞沖進搶救室時，滿臉都是淚。那是我頭壹次見趙叔哭。
我們當然也後怕。這次事件後，醫院立即下令禁止所有易拉罐和玻璃制品進入病房。後來精神科病房違禁品清單越拉越長——棒棒糖、長柄傘、帶鞋帶的鞋子、充電線……有的患者家屬不理解，但每項看似不近人情的規定背後都是個血的教訓。
張阿姨住滿3個月，情況穩定後出了院。第贰年她又來住院時，我已調到了別的病區。有壹次在走廊偶遇，她還哼著《金梭和銀梭》，但臉色比壹年前黃了不少，走路也不如以前輕快了。那是我最後壹次見她，據說後來沒多久她就去世了，死於腎衰竭。常年服藥對髒器的損害嚴重，再加上她自身有糖尿病，最終導致身體不堪重負。
換作今天，我們可以給張阿姨用更新、更優化的心境穩定劑，如拉莫叁嗪、托吡脂等，那樣她承受的副作用會小很多，生活質量也能大大提高。想想她這壹輩子，從風華正茂到花甲之年，大半生光陰都被困在精神科病房的方寸之間。命運像惡作劇般將她生命的絲線胡亂纏繞，打成無數死結，層層疊疊地纏成壹團，我們解不開，她自己更解不開。金梭銀梭編織出了錦繡生活，卻也悄然構築起壹座神秘莫測的迷宮，每個轉角都可能通往截然不同的世界，每壹個岔口也都可能是死局。
直到那壹刻，我才讀懂報到第壹天那位醫生意味深長的眼神：歡迎來到精神疾病的世界。
安定醫院的歷史可追溯至1908年，新中國成立後更名為“北京市精神病防治院”，先後經歷過地壇公園、國興胡同（原高公庵胡同）、北鑼鼓巷等多處院址。50年代德外分院建成開院時，這裡還保留著“冰窖口胡同”的老地名——清代皇家儲冰的冰窖曾經就建於此。1961年，德外分院正式改名為安定醫院，並成為總院所在地，直到今天。
1993年我來的時候，正趕上醫院建設了新的住院樓，有600多名住院患者，被劃分為10個病區。當時我是住院醫，按規定，住院醫第壹年每周除周日外，其余6天都要待在醫院裡，睡覺也是在醫院宿舍。我們除了跟著上級醫生開開藥，平時也沒太多事可做，畢竟治療方案非常單調，來來去去就那幾種藥，醫囑也都大同小異，無非是劑量上的差別。
治法單調，人可不單調。如果說想參透人間百態就去醫院，那麼想看盡人性奇觀，就去醫院的精神科。
有壹年，住院部收了壹位患“精神分裂症”的老大爺。入院先要換病號服。起初大爺死死護著衣襟不松手。我們以為他是抗拒住院，正欲勸說，剛解開兩顆扣子，嘩啦壹聲，伍六捆百元大鈔砸在了地上，每捆足有壹萬元那麼厚。我和護士都嚇了壹跳。待脫去他的外衣才看清，老人瘦骨嶙峋的身上纏滿了鈔票：腰間像系著條綠色腰帶，肋骨處也被塞得鼓鼓囊囊的，連大腿小腿處都綁著錢。30多萬元現金在他身上泛著幽幽綠光。
那是我有生以來第壹次見如此巨款。要知道，這筆錢在90年代初足夠置辦壹處北京肆合院了。
“都是我的！都是我的！誰也甭想拿走！”老人嘶吼著。原來，為防子女侵占家產，70多歲的大爺將畢生積蓄都兌成現金貼身藏著。然而，按醫院規定，我們只能將他的隨身財物交由他子女保管，也就是他千防萬防的人。
還有壹次，兄弟倆送壹個小伙子來住院。小伙子白白淨淨的，書卷氣拾足，小分頭叁柒分梳得倍兒精神。我問誰住院，弟弟箭步上前，指著“小分頭”：“他！”那位哥哥站在旁邊沒吭聲。“小分頭”壹臉茫然，又從茫然到慌亂再到驚恐：“不是我住院！我沒病！”
某些重性精神病（如精神分裂症、妄想性障礙等）患者由於缺乏對自身精神狀態的認知能力，抗拒住院系統治療，所以由親屬哄騙來進行非自願強制性住院的並不少見。看樣子“小分頭”也是這種情況。我和護士交換了個眼色，迅速沖上去，壹人壹條胳膊架住他，帶他進去換衣服。“小分頭”使勁撲騰，我們沒辦法，只能合力將他按在病床上，用約束帶捆了個結實，等他鎮定下來。兄弟倆呆立門邊，顯然被這陣仗嚇住了。我們安撫他們去辦手續，剛喘口氣，就聽見門診醫生在樓下喊：“剛才來住院的小伙子怎麼又出去了？你們幹嗎呢？！”
原來“小分頭”是哥哥的同學，只是來幫忙的。真正的病人是那個弟弟，他始終躲在哥哥身後，還反手指認別人，讓我們搞了個烏龍。“我沒病”的辯解，在精神病院實在太過尋常——畢竟來安定醫院的，哪個不是說自己沒病呢？
我們拔腿就追，前前後後5個男醫護才把弟弟按住。哥哥卻始終呆立原地，像個局外人。
等把弟弟拖上樓，病房裡的哭號聲才讓我們想起來，病床上還綁著壹個呢。我們趕緊給“小分頭”松綁，壹個勁兒地給他鞠躬道歉。幹淨整齊的小分頭此時已經變成了爆炸頭，頭發胡亂地糊在臉上。驚魂未定的他晃悠悠地走出病房，抱住門口的哥哥號啕大哭。
沒有人樂意住院。那個弟弟後來總嚷嚷著是我們困住了他，想盡壹切辦法逃離這裡。我心想：我比你還想離開呢。
工作的頭壹年，我從來沒停止去各大醫院投簡歷、找機會。院方常把我派到北鑼鼓巷、沙河等病區值守，那裡多是常年住院的“老病號”，我也無所謂，權當是臨時落腳，只等找到新工作便立馬走人。誰知道這壹“臨時”就是4年多。每次求職眼看要成，都被高額賠償金的事情卡住，最後只能不了了之。
看不到工作的意義，也不知道該往哪走，每天就晃蕩著混日子。如果不是我後來遇到了吳莉，我不知道自己還要晃蕩多久。
現在回想，與其說是我救了吳莉，不如說是她救了我，拯救了我的職業生涯。
進安定醫院的第壹天，我就想逃離這裡。
進安定醫院1000多天後，我再也沒想過離開，並且壹直幹到現在。
[物價飛漲的時候 這樣省錢購物很爽]
| 分享: |
| 注： |
推薦: